离上帝最近-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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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巴勒斯坦儿童开过枪吗？”我问。他断然否认：“那会令我发疯的。”接着他说：“我知道有时发生误杀，可是象我在这里站岗，假设看见可疑的人，不见得等他走近了，近到足以杀死我才开枪吧……”他说，那些执行抓捕任务的以色列士兵精神压力更大，有些人甚至表现异常，命令被捕的巴勒斯坦人站成排，原地转圈、呼喊反对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口号。
莫蒂不相信巴以之间会有和平，因为“巴勒斯坦人教育下一代仇恨犹太人”。“那你会怎样教你的孩子呢？”我问。
“我的父母没教我恨巴勒斯坦人，我也不会教自己的孩子恨他们……但是会告诉他们：‘当心巴勒斯坦人，离他们远点’。”
十几分钟后，我起身告辞。莫蒂急了，在我身后喊：“别走，别走，好容易有人跟我说话……”
以色列大兵素描（3）：安德烈
差不多是2002年下半年，埃雷兹里多了一群穿蓝色工作服、防弹背心不离身的安全检查人员。他们不象服义务兵役的士兵那样身背M16，只在腰间别一把手枪。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翻检过往外国人行李，他们大多是埃雷兹附近以色列城市阿什克隆的俄罗斯犹太人移民。
进出多了，彼此脸熟，每每聊上一两句。小个子，敦实模样的安德烈和我最熟。一次，我说喜欢阿什克隆入口处的那家餐馆。他眼睛一亮：“猪排？”我们击掌而笑，心照不宣。犹太教徒禁食猪肉，但不少移民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人，却依然遵循着俄罗斯生活方式。说起“猪肉”，安德烈干脆撕下一角报纸，给我画出“何处有卖猪肉”的路线图。
作为俄罗斯人，安德烈非常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儒家文化甚至太极拳。就这样，共同关心的话题越来越多。每次我过关，只要安德烈值班，他都跟办手续的士兵打个招呼，尽快放行。2004年1月14日，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埃雷兹实施自杀爆炸，造成数名以色列士兵和安检人员伤亡。当时我身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想到安德烈怎么样？一星期后，返回加沙，见到安德烈，油然而生一份亲切。他却阴沉着脸说，爆炸那天，他的朋友，一个象他这样的“平民”被炸死了。“平民”？他的意思是安检人员不扛枪，有别于士兵。但我知道，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别无二致。
聊天归聊天，安德烈从来没有放松对我的检查。尽管他已经非常清楚我的笔记本电脑什么品牌，开关在哪里，背景照片是什么，甚至化妆包里有多少小零碎儿，通常带什么颜色的外套……安德烈每次还是戴上一次性手套，逐一翻检，嘴里重复着“请谅解，请谅解……”。
2004年3月6日，遭遇汽车连环爆炸袭击之后，埃雷兹的安全控制陡然加强。记者不再享受“贵宾通道”，改走巴勒斯坦工人通道，而且至少等候两小时才能从通道进入检查大厅。终于被姗姗而来的以色列士兵带入检查大厅，接受安德烈检查时，我向他抱怨：“见到你真难啊，我等了两个小时！”他的脸更加阴沉：“非常抱歉，现在形势变了，但是你不知道我们面对多少压力，每天我离开家时，妻子都对我说：‘希望晚上见到你回来’……”
几天以后，安德烈脖子里多了杆乌兹冲锋枪。
一纸生死
每次从以色列或者约旦河西岸返回加沙，远远望见埃雷兹检查站，我就开始心里没底不知道检查站今天要给我一副什么样的面孔。
埃雷兹的面孔，是反映巴以冲突激烈与否的晴雨表。它难得有过轻松一面，也给过冰冷无情的拒绝，更有剑拔弩张的非常时刻。
2002年9月1日下午7时，从耶路撒冷回加沙，过埃雷兹。老远，好几个以色列士兵站在入口第一道岗（以前只有一两个），其中一个唱着歌，还扭脖子，一下下拨弄写着“停下检查”的栏杆打拍子。我问他唱什么呢，旁边的人哄笑起来：“这是一首很坏很坏的歌……”。士兵用蹩脚的英语比划着说，唱的是“我的未来该怎样继续……”他们祝我在加沙“玩得好”，并告诉我那是个“好地方”。
一关难过（3）
book。sina 2005年05月30日 11：44 新浪读书
连载：离上帝最近 作者：周轶君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走进检查大厅，喇叭里居然播放着流行歌曲。希伯莱语，软绵绵，我猜是情歌。跟检查护照的尖脸女兵搭讪，她说在这儿已经呆了8个月。“这个月你将要过生日，祝生日快乐！”递还护照的时候，女兵给了我一个惊喜。
临近出关口的值勤室里居然没人，满满的弹夹扔在桌上。三个士兵聚在值勤室10米开外的碉堡旁。看见我，一拥而上，指指我肩头的相机要求合影。一个士兵摘下M16冲锋枪往我脖
子里挂。指尖掠过扳机，我心头微微一颤。才拍了两张，远处扩音器乍响，声音传遍整个检查站。士兵们顿时惊慌，扯下我脖子上的枪各就各位。“长官看见了，”他们说。
收起相机离开，没想到背后碉堡里传出：“再见再见再见”碉堡扩音器冲加沙方向，估计检查站里的军官听不见。走出去几十米，一回头，背后又传来一声阴阳怪气的“再见”。
也许是因为8月底以来，巴以高官连番会晤，商讨“加沙先行计划”，以色列准备从加沙地带撤军，埃雷兹稍稍现出轻松一面。
2003年5月11日，结束在西岸城市杰里科的采访后得知，以色列国防军全面封锁加沙地带，除外交人员不得入内。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了一个更坏的消息：外国人即使获准进入加沙地带，也必须签署《免责声明书》，称本人一旦在加沙被打死或打伤，放弃追究以色列军方责任。
总部给我指示：不签《免责书》。
我试着返回加沙。抵达检查站入口，发现石头路障前坐着几十名准备返回加沙的巴勒斯坦工人。正午，天气炎热，工人脱下外套挡在脸上。没有水喝。
与以往不同，入口处的士兵没有在检查护照后马上示意我进检查大厅办理过关条，而是打了好几个电话，请示是否放行，并仔细检查随身物品。一个巴勒斯坦工人走过来用希伯莱语交涉，希望马上办理过关手续。“等着，等着！”以色列士兵用阿拉伯语回答。工人退回，仍旧坐到太阳下。
“你，到检查大厅去！”终于等来这句话，我心头一喜，这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办理过关条的柜台前用绳子隔出三个队列：贵宾、外交人员和其他。今天，我可以站在任何一个队列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排队”。
递过护照才发现，高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熟人”塔勒。塔勒性格外向，经常同出入此地的我闲聊。塔勒向往常一样热情招呼，但手里多了张纸。“加沙地带目前是军事禁区，我注意到那里的紧张局势，知道这对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我已经得到以色列军方强烈建议，不要前往加沙……”《免责书》！
《国土报》报道，以色列军方的这道新命令主要是为了防止外国人去加沙援助“恐怖活动”，阻止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组织成员进入这一地区。当然，不久前一名英国记者被打死后引发的国际压力也计算在内。
“我保证在任何时候不妨碍以色列军队行动；我保证不去加沙南部埃及边境、犹太人定居点及其附属公路，保证不去其它军事禁区……如果没有遵守以上条款，将被阻止进入加沙地带，并承担法律后果……”
“塔勒，有没有可能不签？”我厚着脸皮问“熟人”。“你想让我进监狱吗？”塔勒脸上没了笑容。我提出看看别人签的协议，塔勒拿出一张在我眼前快速晃了一下就收起来。“这是别人的隐私，你不能看，”他说。
我知道，一批国际特赦组织人员昨天拒签《免责书》，被挡在加沙门外。
拿着空白《免责书》，我开始“电话斡旋”。中国驻以色列使馆也参与进来帮助我，但结果是“没有例外，必须签！”以色列新闻署一名官员的答复是，如果要表达个人看法，可以给他们发传真，但“不会起什么作用……”
一辆加长黑色“奔驰”停在大厅外。透过玻璃门，我看到巴勒斯坦外交部长纳比勒·沙阿斯从车里出来。两名以色列士兵立即“接管”汽车，前前后后查了个“底儿掉”。“他们就是刽子手，”沙阿斯得知《免责书》的事情后对我说。
十几个巴勒斯坦工人排成一列，在一名以色列女兵带领下，走进检查站。他们甚至连签署这样一份声明的权力都没有。
“看完没？不签的话还给我们，”塔勒打断了我的思路。“如果签了可以留份复印件给我吗？”“不行！”我越发惊奇。
来加沙的路上，我在检查站附近一家以色列超市买水喝。一名背冲锋枪的以色列士兵走进来买汉堡包，看样子也是前往加沙。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邂逅，但几分钟后，他就将成为阻挡我前行的人。
当天我奉命没有签字，返回耶路撒冷。5天以后，签署《免责书》，重返加沙。
走在工人通道
2004年3月6日三辆满载炸药的巴勒斯坦汽车冲击埃雷兹检查站未遂之后，以色列对除外交官以外的外国人关闭了“贵宾通道”，只能从工人通道通过。
（一）
凑了一堆外国人，以色列女兵拎着头盔，押解我们走向工人通道。太阳当头，照见女兵身上的防弹背心污迹斑斑，画着淫秽涂鸦。同行的英国电视记者说，我们跟“袭击目标”走在一起，哈哈哈。
以色列士兵塔勒告诉我，他最不愿意“押解”外国人去工人通道，因为那个地方“太危险”。“贵宾通道”关闭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袭击全往工人通道招呼。“所以多凑几个外国人，一起带过去，减少去那里的次数，”他解释说。
水泥掩体背后的以色列士兵遥控铁栅栏门和十字转门开关。三个士兵斜靠在掩体里，大中小三型M16，各擎一支。
一推转门Ａ，“吱吱呀呀”作响。十字切割了一个圆，人从“四分之一圆”里通过。行李包稍微大些，就过不去，需要从转门上方递出。
过了转门A，是电磁门；过了电磁门，还有一道十字转门。出了转门B，就算到了巴勒斯坦一侧，两边铁丝网上挂满工人外套。幽长、恶臭、冷清的通道里，一个巴勒斯坦人搀扶着另一个蹒跚而行。其中一个获准去以色列医院治腿伤，呆了四天。
“通行证容易拿到吗？”我问。患病巴勒斯坦人如果确实无法在加沙医治，可以申请到以色列医院看病，但获得通行证并非易事。
“通行证不是问题，”那人说，“你看，以色列人不允许救护车过来，这样一个伤员只好走过去……”
终于看到报纸是怎么运进加沙。每一捆都要接受检查，一捆一捆从十字转门的“四分之一圆”里递进来。怨不得，每天中午甚至下午，报纸才送到我手里；怨不得，出了大新闻，报纸反而中断一出大事，埃雷兹就关闭。
一群妇女在转门前等候，挤挤挨挨。见我背相机，说：“给我们拍照吧，记录我们的苦难吧。”
（二）
3月6日的大爆炸发生后，进出埃雷玆，等候的时间越来越长。一次，等待近两个小时后，终于获准跨出铁栅栏门，达到以色列一侧。钢盔上还扣着迷彩帽“隐藏”自己的狙击手只有十来岁，秀气得一眼分不出是男是女。见我们看他，其他士兵起哄：“给他照张相！”狙击手笑得腼腆，一口白牙。
来到掩体边，还需等待以色列士兵来“押解”我们。下雨了，高个子士兵允许我们到他们站的棚子下面暂避。他背枪的身后，水泥掩体上用英文写着“wele（欢迎）”。女兵看出我不耐烦，说：“里面出了问题。”“什么问题？”“无可奉告。”
一名巴勒斯坦父亲抱着生病的孩子跨出铁栅栏门。孩子看到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哇哇哭着叫爸爸。
（三）
那是埃雷玆最叫我愤怒的一天。
巴方检查处的三个小兵笑脸迎人，说今天通道很平静，没事。就连垃圾堆前推车送货的那个家伙都说：“畅通，非常平静。”
通道里，阳光很白，一个人都没有。过了电磁门，地下却坐着一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母亲，怀里是熟睡的孩子。一只大黑包已经放在门外。“早上8点我就来了，他们检查了所有的东西，然后让我等着。”现在已是12时半。
今天连转门Ａ都不让出，铁栅栏门上又加了道铁杠。照例是等待。又见那个腼腆的狙击手，冲他摆手，对方点头表示谨慎欢迎。一个士兵在碉堡后面抽烟，另一个倒扣帽子的士兵上来查护照，“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中国。”“中国……寿司好吃，”他转脸向狙击手，“你吃过寿司吗？”狙击手摇摇头。随后他们叽里咕噜地希伯莱语对话，我只听懂“寿司”、“西红柿”两个单词。
查完护照，又等了半小时。我撞击铁门，没人理。一小时过去，我开始咆哮。抽烟的士兵过来，说在通道里发现爆炸物，现在没人可以进来，没人可以出去。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士兵，同行的摄影师高磊恳请女兵通报一声，给我们放行。女兵答应了，但我知道不会有结果。
工人通道是“袭击多发”地区，而命中重重铁门、转门、掩体背后以色列士兵的几率很小，替士兵挡子弹的，正是我们这些等候过关的人。
黑袍母亲法帖马的丈夫在萨巴阿，埃雷兹外一个以色列阿拉伯人村庄。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埃雷兹检查站，现在不得不“两地分居”。以色列法律规定，加沙或者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即使同以色列阿拉伯人结婚，也无法取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地上的孩子闹起来，原来是两个！一男一女，女婴尚在襁褓中。一个东正教教士模样的人在转门B呼喊，要求开门。我们替他通报狙击手：“有人要进来”。狙击手冷冷说：“我看见了。”但，门一直没开。
狙击手收到一只橘红色盒子。摆在了望口一角，不时掀起一角看看，笑得心花怒放。里面是吃的？还是朋友送来的礼物？
又来了一群人，里面有两个外国记者。根据“批量发走”的惯例，我以为看到了希望。
一个巴勒斯坦妇女带着十几个孩子靠近电磁门。水泥掩体里的以色列士兵声嘶力竭喊了半天，那妇女一摊手听不懂！我便充当翻译。妇女来自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要回家。“你拿的是以色列身份证还是巴勒斯坦身份证？”“巴勒斯坦……”“退后退后！”士兵又咆哮起来，他的岗楼里，有机玻璃窗已经被打碎。
士兵要求法帖马和两个孩子也全部退到电磁门后。法帖马抱起女婴，男孩扶着地爬起来，跌跌撞撞走过去。我的心都快碎了。
男孩哭起来。希伯伦女人递给他一个西红柿：“拿着吃，饿了吧。”法帖马无法再进电磁门，求我递过那只已经通过检查的大黑包，从里面撕出几块大饼，男孩和着眼泪吃。
两小时过去了。后来的两个记者问：“怎么了？”狙击手大声回答，里面出事了，但我不能告诉你细节，里面危险，不让你过去是为你好。那记者喊回去：“得了吧，还有比这里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