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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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的伯母已经点燃蜡烛，安息日晚饭开始。大家围着桌子起立，德维的伯父发给每人
一个小本本（经书），领头念了一段，然后斟满一杯葡萄酒。酒杯递到德维手中，他再读一段经文。酒杯在众人间传递，一人抿一口。每个人都穿着干净、漂亮的节日服装，嬉皮笑脸的德维被他们“勒令”戴上犹太小帽。
落座。伯父把手放在蒙着布的面包上，又高声念了一段“感谢神赐予”之类的话，大家高声应和，随后开始分面包。女人和女人坐在一起，男人坐在对面。分完面包，女人们起身去厨房端菜，男人们敲打着桌子开始唱歌。
菜是白天已经准备好的，电灯也是从白天就一直亮着。一旦进入安息日，犹太教徒不能生火、不能接触电器。菜摆了一桌，在我看来都差不多，无非是把鸡、西红柿、土豆搅和起来。
吃，吃，吃；笑，笑，笑；吃完又唱歌。唱到激情之处，男人拍桌子拍得山响。其中我只听懂了“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和“哈比比（阿拉伯语，亲爱的）”两个单词。他们解释说，之所以有阿拉伯语单词，因为这首歌是一个曾经在突尼斯生活的犹太人所写。
所有歌曲都记录在薄薄的本子上，唱了几千年，每家每户，每个星期五。
晚饭后，我们步行来到一个山头，俯瞰耶路撒冷全景。德维和伯父马上寻找金顶清真寺的位置。
灯火闪耀，金顶烁烁。伯母唱起著名的《金色耶路撒冷》：“黄金之城，青铜之城，耶路撒冷，到处充满光芒……”。德维唱，伯父也开始哼哼。几棵没有叶子的枯树生动站立，我们自己也站成剪影。
2002年9月9日晚11时30分，耶路撒冷又炸了！地点是艾米克·拉法伊姆街（EmekRefaim St。）上的希拉勒咖啡馆（Café Hillel）。在耶路撒冷期间，我一直住在这条街尽头的教堂旅馆，几次去希拉勒喝咖啡。最近一次去的时候，座位满了，我就坐到紧靠门口外面一张小桌子旁，保安朝我笑笑。我知道这是最没有人愿意坐的地方，人体炸弹如果遭到阻挡，靠门的座位最危险。
刚才在电视里看到，就是我曾经坐过的那个地方，桌子已经被炸塌，头顶'希拉勒'广告牌倒挂下来。广告牌是红底一个黑色人形，广告词是'如果我不在家，也不在希拉勒，那就是在去希拉勒的路上'。现在，那些喝咖啡的人走上了另一条路。
这是9月9日的第二次爆炸，第一次发生在几个小时前。眼前的电视画面反复播放着救护车、惊叫、血迹和残肢。巴勒斯坦阿克萨烈士旅随后发表负责声明，并扬言发起更多袭击，直到〃大地震荡〃。
9月13日晚，我再次来到希拉勒咖啡馆门口。首先听到吉它声，十几个以色列小伙子围坐在地上，为死难者唱歌。一地烛火。
坐过的凳子已经看不见，整个咖啡馆被纸板包起来。外墙上有死难者照片，一个个笑容灿烂。烛台，鲜花，仍然有许多保安在巡逻。
旁边一个报摊上好几份报纸头版都是阿拉法特的面孔。11日晚，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一项决议，原则同意驱逐阿拉法特。
（咖啡馆图片）
婚礼变葬礼
2003年9月9日耶路撒冷发生的自杀式爆炸和次日接踵而来的“定点清除”，将两对年轻人的婚礼都变成了葬礼。
他们是20岁的以色列姑娘纳瓦·艾伯博姆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领导人那扎哈尔的长子哈立德·扎哈尔，24岁。
纳瓦的外公西蒙·斯皮罗在外甥女的葬礼上说，“还有比这更惨的悲剧吗？”
纳瓦的婚礼原定10日晚举行。婚礼前夜，父亲把她带到耶路撒冷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艾米克·拉法耶姆街上的希莱勒咖啡馆小聚。
父亲大卫·艾伯博姆也在这起自杀爆炸中身亡。他正打算送女儿一本小册子，上面有犹太教《圣经》箴言，还有父亲对婚姻的忠告。
50岁的艾伯博姆是耶路撒冷一家救治中心急症室主任。过去，每次发生自杀爆炸，无论是否应该他上班，他总是第一个赶到救治中心投入抢救。“他第一个跳上救护车，赶到现场接伤员进急救室，” 艾伯博姆的同事犹纳坦·哈莱维说。
9日晚救护车呼啸而来，伤员们被陆续抬进救护室，哈莱维开始担心起来：艾伯博姆哪里去了？“我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来，也没有打电话到医院，我就知道出事了，”她说，“不祥的预感很快就被验证”。艾伯博姆的同事在现场的7具尸体中立刻认出了他。
“他救治过无数自杀爆炸中的受伤者，其中包括许多阿拉伯人，” 哈莱维说。20年前艾伯博姆从美国俄亥俄州移居以色列。几天前，他刚刚在纽约参加了一个纪念“9·11”事件两周年的讲座。
同父亲一样，纳瓦也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不过对象是患癌症的儿童。葬礼上，纳瓦的外公对另外5个外甥说，“你们必须迅速成长，不能再象小孩子一样了”。
纳瓦带着对婚礼的憧憬离开人世不到24小时，另一个青年也在迈向婚姻之前倒下。
据哈立德的叔叔优素福·扎哈尔回忆，当地时间10日上午10时左右，以色列Ｆ－16战斗机飞临扎哈尔住所上空，哈立德刚刚同父母吃完早饭。他们商量着当天要给亲家送彩礼，然后哈立德同“准岳父”一起到加沙宗教法庭办理订婚证书。11日举行订婚仪式，几个星期后举行婚礼。
一年前，哈立德从英国伦敦结束工程学学业，返回加沙。按照传统风俗，母亲为他在当地订下一门亲事。正当哈立德穿戴整齐，兴冲冲走向门口，准备去找“准岳父”，一枚重镑导弹结束了这一切。
哈马斯最高级别领导人之一、哈立德的父亲扎哈尔在袭击中受了轻伤。也许是巧合，也许具有讽刺意味，扎哈尔20多年前在埃及获得外科硕士学位，是加沙地带有名的医生，医护人员联合会创办人之一。
站在下风口
2004年2月22日。耶路撒冷公共汽车爆炸现场。站在下风口，空气里是汽车焦油混合着血腥味与加沙街头巴勒斯坦人汽车遭以色列导弹袭击之后，一般味道。
据说是第一次警察不准记者进入现场。阻拦我的女兵特别强硬，给她看记者证，对方只有一个掷地有声的“不！”爆炸地点是我曾经住宿的苏格兰教堂旅馆脚下。我熟悉地形，便从后山坡翻过去，走到离汽车2米远的地方，17毫米广角摁了两张，随即被以色列警察扭送出现场。
有宗教人士举着纸牌抗议，高呼口号。一个穿红风衣，挎相机的以色列女子对他们怒吼一通。我没听懂，但其中有一个词她用英语说的：“political（政治的）”。我问那个女子，宗教人士在喊什么？她说：“No Abrabs； no bombers（没有阿拉伯人，就没有人体炸弹）”。我问：“那你怎么想？”她看了我一眼说：“People died（人死了）。”
爆炸发生的第二天，就是预定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开始就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的合法性问题举行听证会的日子。
一般泪水
2004年5月11日，6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遭到地雷伏击身亡。次日，其中4人的葬礼在耶路撒冷士兵公墓举行。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在电话里证实，从中午12时开始，间隔两小时为一名士兵下葬。这倒使看惯巴勒斯坦人“集体葬礼”的我稍稍吃惊：即使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死亡，也将埋葬在同一地点，以色列士兵却可以各自得到一个体面的葬礼。
军人公墓，苍松翠柏。一排手持花圈的以色列女兵已经站好，低头静候葬礼开始。现场是紫色八角帽的海洋，一名士兵介绍，同样颜色的军帽，表示这些军人来自同一支队伍。6名死者的年纪都在18至21岁之间。
一辆带篷汽车开到，众人从车里抬下一口棺材。在加沙，每个葬礼上都看到担架上裸露的巴勒斯坦人尸体，而以色列士兵的遗体盛在棺材里，上面覆盖着白底蓝色大卫星图案的国旗。六名士兵分护棺材左右，齐步走向墓地。
葬礼安安静静地开始。
不用抢在送葬队伍前面奔跑，正对墓地，以色列方面已经标明“记者区”。其余三面，站满前来吊唁的人们。墓穴已经挖好，填穴的泥土也已经分装在白色袋子里。一名宗教人士站到演讲桌前，对着麦克风高声诵读一段经文。6名士兵将棺材轻轻放入墓穴，填土。
周围传来抽泣声。我身后的一个姑娘哭成泪人。墓穴前，死者同班的士兵相互搀扶、并肩站立成一排，纸巾在他们中间传递。死者亲属发言，手里一纸讲演稿不断发出“瑟瑟”的颤抖声。言毕，家人们抱头哭成一团。
班长发言。听不懂希伯莱语，只明白了其中两个单词：“霍姆斯酱”和“咖啡”，大概是死者生前爱吃的东西。班长讲完，转向士兵们，我才看见他身后斜背的一支冲锋枪。班长同士兵们紧紧拥抱、互相拍打后背。
半个多小时的葬礼，在整齐的对空鸣枪声中结束。女兵们献上花圈，人群渐渐散去。几名士兵、还有姑娘们这才聚拢到墓穴前，放声大哭。一样的泪水和痛苦，巴勒斯坦人的葬礼上也有。
人群中，凑巧看见以色列警察伊亚尔，带我去“地下乐队”的那个朋友。“你认识这个士兵？”我问。“不认识，但大家都来了……”伊亚尔一脸肃穆，没再多说什么就走开。
当天，又有6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南部触雷身亡。（完）
耶路撒冷
转过了一个又一个弯，眼前还只是潮湿的路面、带雨的树枝。耶路撒冷昨天不是大雪吗？难道已经消融？2003年2月26日我从100多公里外的加沙地带赶往圣城耶路撒冷时，满心盼望。
就在转向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路口，就在这座城市的门槛，突然间，眼睛被一片白色刺痛。圣城！耶路撒冷又一次向我展示了它的独一无二。
当然，这“独一无二”可以用地理知识解释：相对周边城市，山城耶路撒冷地势高，气温低，降雪机率高。而紧邻耶路撒冷的几座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也受到白雪恩泽。但为一刹那的银白，情不自禁。
汽车随山路起伏，白色的城市尽收眼底。下雪并不陌生，但他乡遇见雪花飘，心底的天真释放出来。雪，还在漫天飞舞。
汽车里的收音机播报新闻：26日正是以色列总理沙龙75岁生日。沙龙原本计划在私人农场休假一天，无奈当天要任命内阁部长，只好坚守工作岗位。这家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电台随后向听众提出有奖问答：巴勒斯坦国首都是哪里？加沙，耶路撒冷，还是希伯伦？即使这样一个童话般的天气，巴以“政治神经”仍然无法放松。
直奔哭墙。那是全世界犹太人精神寄托之所，圣城中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星星点点的绿草努力从暗黄色的墙壁缝隙间挤出来，白雪轻轻打在上面。
满地冰雪，踩下去又湿又冷，祈祷者却没有断绝。三个穿长裙的少女把脸紧贴在墙上，任雪水往下淌。一群黑衣黑帽的犹太宗教人士顶风冒雪，赶往哭墙左侧的男子祷告区。作为虔诚的教徒，他们一年四季必须穿黑色长外套，带黑色圆边礼帽，今天他们在帽子外面套上塑料袋。
哭墙，我曾在8月感受它灼人的温度，今天又触摸到它寒冷坚硬的面目。《圣经》中一共29次提到“雪”，其中一些作为“神无所不能”的例证。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这时候，宗教的感觉很美好。
离别哭墙，登上橄榄山，俯看整个耶路撒冷老城。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标志性建筑的金顶清真寺，白雪为它加了一层“银顶”。巴勒斯坦朋友告诉我，金顶已经3年没有落过雪了，上一次在2000年。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老城，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共同圣地，牵动着全世界三分之一人的心跳。忽然云开，阳光倾泻在金顶。雪水滋润后的金色，好象会融化似的。
终于找到一家在冰天雪地中开门的咖啡屋。临街窗外，几个少女在雪中留影。虽然听不见声音，窗边人还是被她们的青春身影吸引，纷纷向外张望。女孩们没有意识到有人看自己，肆意摆弄造型。
一辆军车停在街边，跳下来几名男女士兵不是执行任务，而是打雪仗。一身军绿的他们在雪地里追逐打闹。一名男子抱着肩膀走过来，胸前探出一个小脑袋原来他怕冻着小孩，袋鼠一般把孩子裹在衣服里！
穿过老城犹太区。这里的居民都是虔诚教徒，平日穿着保守，言行谨慎。出乎意料，我在这里也看见了雪人！长裙拽地的女子，手里攥着雪球，调皮的等候“目标”。
以色列主流媒体《国土报》当天刊登记者们拍摄的雪中耶路撒冷：一个以色列男孩在哭墙边堆起雪人；一个缠着黑白格阿拉伯方巾的雪人也在穆斯林圣地金顶清真寺前微笑。
拉姆安拉
气象部门报道，耶路撒冷今天积雪25厘米。《国土报》说，这不是耶路撒冷历史上最大的降雪，1911年雪下了整整11天。但，这是巴以流血冲突爆发以来第一场大雪。巴勒斯坦人索玛亚说，看惯了鲜血和爆炸黑烟，我们终于见到纯净的白色。
皑皑白雪掩盖差异。建筑外表同样用耶路撒冷石砌成，雪中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变得很象耶路撒冷；空气一样清凉，打雪仗的巴勒斯坦青年同耶路撒冷街头嬉雪的以色列人，笑声一样爽朗。只是巴勒斯坦人打雪仗的方式，实在招架不住。
市中心麦纳尔广场，当地青年三五成群，摆好对垒阵势。我想停下来拍照，被过路的哈米什一把拽进车里。“疯了吗？”他一踩油门，飞速穿越“雪球区”。我不相信，他们会朝外国人扔雪球，更何况我还举着相机。
哈米什坚持带我到相对“安全”的地方拍照。他指着挡风玻璃上放射形、蜘蛛网般的开裂说，都是雪球惹的祸。雨刷也被打断，视线模糊时，哈什米一手抄起半截雨刷，探出窗外“手工”清扫，而另一只手还控制着方向盘。
在一条窄巷，我们遭遇真正的“风暴”。巴勒斯坦青年分立两旁，用雪球猛攻对面。我们的车子送上门来，他们突然“同仇敌忾”，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密集的雪球猛烈拍打车窗他们曾经这样用石头“招待”以色列坦克。
我抱头，车子鼠窜，终于杀出重围。哈什米说，你可以远远地拍几张。下车拍照，一颗“罪恶”的雪球还是发现了我。“平”一声，正中相机镜头。其它雪球随后赶到，打了我个落花流水。哈什米招呼，赶紧上车！猫腰往里钻，一粒雪球“领先一步”击中座位，我坐了一屁股雪水。
哈什米的朋友跳下车加入“战斗”。今天他们开车出来就是为了闲逛，尽管窗玻璃已经被砸坏。“砸了窗子，我并不生气，”哈什米说，“大家都是巴勒斯坦人，难得高兴。”一路上，再看到有人举雪球“守株待兔”，哈什米抢先指着碎玻璃喊，“已经砸了，放过我们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拉姆安拉处于封锁和宵禁之下，人们无法自由行动。解禁不过是不久前的事，而且以色列军队随时可能回来。哈什米的另一个朋友摩西说，26日早晨，一些驻守拉姆安拉外围的以色列士兵同当地巴勒斯坦儿童打雪仗。“许多士兵从炎热的以色列南部来，好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