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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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加沙必须经过以色列设立的埃雷兹检查站。距检查站不到一公里，巴勒斯坦人的汽车、驴车挤成一团，尘土飞扬之中看到前方灰突突的身影：以色列坦克。

　　“亮出国旗来！”刘参喊了一声，坐在后排的我摇下玻璃窗，向坦克举起木勺。

　　坦克里发出声音，叫我们等待。士兵用望远镜瞄瞄车牌，几分钟后喊话叫我们过去。经过坦克跟前，我晃了晃手里的木勺，五星红旗迎风猎猎。

　　埃雷兹检查大厅挤满了准备出加沙的外国记者，以色列军方却迟迟没有放行。士兵塔勒讲不出什么理由，两手一摊说：“等待奇迹吧。”美联社的以色列籍阿拉伯记者伊卜拉辛已经等待3个小时，苦笑着说：“我们成了人质。”

　　20多平方米的检查大厅里，各路记者忙于“电话外交”，联系一切可能帮助自己通过检查站的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ＣＮＮ）的凯莉·沃西手机打没电了，满大厅寻找电源插座。

　　一名正在接电话的记者猛然抬头，高声说：“自杀爆炸！耶路撒冷！”

　　我看了一下表：5时30分。空气凝结了一、两秒种，记者们又开始拨电话，传出去同一个信息：“自杀爆炸！耶路撒冷！”

　　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过后，事件轮廓逐渐清楚：一名巴勒斯坦人伪装成正统犹太教徒，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市场登上14路公共汽车。他乘了一站车，经过一个广场后，朝车厢中间走了几步，随后引爆绑在腰间的重磅炸药。

　　爆炸造成16人死亡，93人受伤。以色列警方证实，爆炸者穆罕默德·沙巴尼（Mohammed　Shabani）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系哈马斯成员，现年20岁。一星期前，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在约旦海滨城市亚喀巴召开峰会，高调启动“路线图”和平计划。

　　等着炸加沙吧。根据“暴力循环”的经验，我在心里说。

　　快一个小时了，塔勒还是一副“爱等多久等多久”的样子，我只好返回加沙。拐进城里，迎面一串救护车闪着红灯，疯了似的往一个方向奔。拉来一个巴勒斯坦警察询问，他只吐出一个词：“轰炸！”

　　老远车子就走不动了。怀抱相机，我一路跑进现场。被炸汽车还在冒烟，空气中的汽油味昨天刚刚闻过10日哈马斯发言人兰提西乘坐的汽车遭以色列导弹袭击。

　　几个巴勒斯坦人尖叫着“让开”冲出人群，肩上抗着一具焦黑的尸体。为了寻找俯拍角度，我登上临街的居民楼。一间屋子房门大开，里面传出哭声。踩着碎玻璃走进去，一名妇女正抱着3个月大的儿子。“他已经睡着了，突然被爆炸声惊醒，”　35岁的希贾说，“除了电冰箱，家里的东西全倒了。”小穆罕默德受到惊吓，哭闹不止。

　　报复来得如此之快，距离耶路撒冷发生自杀式爆炸不到一个小时。

　　俯瞰现场，我心里一沉：这是一个集市，平日人来车往，轰炸发生时，应该正值购物高峰。

　　以色列武装直升机还在空中盘旋，嗡嗡作响。围观的巴勒斯坦人仰起头来，指指点点。图（IMG…2994头上响起轰鸣，人们仰头观望）“一共3辆，”希贾指给我看。3辆焦黑的汽车，正好成一个“品”字型。“半岛”电视台报道，轰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近30人受伤。

　　围观的巴勒斯坦人情绪激动，他们把汽车掀翻过来，登上底盘一齐拍手喊：“复仇！复仇！复仇！”

　　出门时，小穆罕默德还在哭。记得4月份巴卫生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说，96％的加沙儿童因受战争场面刺激患有心理疾病。

　　回办公室的路上，汽车收音机正在播放“巴勒斯坦自由之声”节目。一个名叫扎巴维的现场目击者告诉主持人：“我们正准备把第一辆被炸汽车里的乘客拽出来，突然一声巨响，又一枚导弹落下，许多人受伤了……”　他越说越激动，“什么是‘和平’？什么是‘路线图’？我要问布什总统‘这是什么’……”采访结束后，电台播放歌曲。一个男声唱到：“被占领土啊，我们为你斗争不息……烈士的母亲不要哭泣，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几个小时后，加沙城遭到24小时内第二次导弹袭击，两名哈马斯丧生。

　　第二天，原本见面就说笑的使馆房东哈马德红着眼圈，显然哭了很久。听人说，他的两个妹妹昨天到市场买衣服，双双遭遇空袭丧生。“她们只是去买孩子的衣服……”哈马德说。

　　6月10日兰提西遇袭现场，我的鞋子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和黑色的汽车焦油。11日，换了双白鞋，没想到又染上同样的颜色。

　　有人说，记者是冲突的“受益者”，新闻造就记者。但是2003年6月11日晚上，我眼前晃动的是小穆罕默德哭泣的脸、愤怒的拳头和焦黑的尸体。只要低头看看鞋子的颜色，我无法不祈祷，一切就此结束。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我的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5岁的巴勒斯坦儿童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冰柜显得太大。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剩两个灰白的空洞。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

　　“把裹尸布解开些！”忙着寻找拍摄角度的法新社摄影记者萨比拉冲医护人员喊了一嗓子。医生掀开白布一角，5岁巴勒斯坦男孩法利斯的上半身露出来。皮包骨，浑身血迹斑斑。　
　
　
又是一通闪光灯狂闪。

　　美联、法新、路透……各路摄影记者一个都没少。围在又瘦又小法利斯尸体旁边，全是照相机镜头，一次次快门的瞬间闭合，仿佛吸干法利斯体内最后的血液。

　　从太平间出来，一名西方记者斜靠在外面的栏杆上，抱怨巴以冲突的照片越来越难拍，“没什么新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听着，法利斯是我在加沙见到的第一具尸体，第一次死亡。

　　2002年8月15日以军坦克开进罕尤尼斯，法利斯在自家门口被打死。巴方官员说，　以色列坦克“无故开火”。以色列军方说，有人向坦克开枪，坦克还击，并不知道有巴勒斯坦孩子被打死。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法利斯躺在冰柜里。

　　按照惯例，葬礼于上午11点举行，顺序如下：游行，抬尸体至死者家，游行，在清真寺为死者祷告，游行，去墓地。

　　医生们用巴勒斯坦国旗裹住法利斯小小的身体，放到担架上。几千名罕尤尼斯居民挤在外面准备参加葬礼。代表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旗帜绿的、黑的、黄的飘扬其间。

　　“啪啪啪”三声枪响，游行开始。一辆卡车头前开路，抬着法利斯的担架紧随其后，其他人一路急走。卡车载着大喇叭，是一个流动广播站。人群沸腾起来，呼喊声、枪声、喇叭声，尘土飞扬。

　　“血债血还！”“真主最伟大！”大喇叭领头呼喊。整条大街的人齐声回应。喊声间隙传来阵阵枪声。我和其他摄影记者挤在广播车里，返身拍车后的担架。一路颠簸，不知道是谁在背后一路撑腰，我才没倒下去。

　　大喇叭震得我五脏六肺快要爆裂，心口很堵，不知为何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车在法利斯家门口减速，大家“噌噌噌”翻身跳车，奔向死者家里。男摄影记者们这时候全无绅士风度，一溜烟地冲进房子抢占地形。怀抱200毫米长镜头，我根本腾不出手来扒车。下面的小孩喊叫“把相机给我！”这时候只能相信别人了。把相机交给他们，我也来了个“鹞子翻身”，结果嘴唇重重地磕在卡车边缘，一下子厚起来。

　　总算下来了。看热闹的小孩给我一阵掌声。

　　拔腿向法利斯家跑去。担架被放到水泥地上。房间大约10平方米，没有任何装修。法利斯的母亲俯身吻别儿子，泪水淌满法利斯冰冷的脸。邻居们挤在走廊里，争着向记者描述法利斯被杀经过。

　　根本看不见法利斯的脸，全是记者脑袋。几分钟后，人潮又向外涌，第二轮游行开始。

　　“为耶路撒冷而死！”五六杆枪同时对空鸣放。从来没这么近听过枪声，我不禁一缩脑袋。“中国女人害怕了！”旁边的小孩一阵嚷嚷，有的冲我做鬼脸，有的蹲马步作开枪状，只为吸引我拍照。同伴的葬礼，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赶集。

　　街边观望的人被裹进游行队伍，队伍越来越庞大。阳台里伸出拳头。

　　“法利斯是烈士！”“烈士光荣！”一个儿童举着法利斯的画像冲镜头呼喊。另一个孩子一把抢过画像，“照我，照我！”那是一张侧面像，法利斯仰头望向远方，一脸阳光灿烂，两眼炯炯有神。画像背景是鲜花和位于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扛枪，一手抱一枚铁皮做的导弹模型，大步流星。

　　绕清真寺一周后，人们鱼贯而入。担架停在清真寺黑白格的墙下。人们将在这里为法利斯做长达一小时的祷告。三个年轻人爬到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上，打出巴勒斯坦旗帜，迎风招展。

　　一年以后。2003年8月31日，同样是罕尤尼斯，同一家医院门口，同样漂亮的小孩，同样悲痛欲绝的亲人。那是一名9岁巴勒斯坦女孩的葬礼，她死在开学前一天。正当我大发感慨时，同行的巴勒斯坦记者萨比拉说，这算什么，有次他去罕尤尼斯以南的拉法难民营拍摄葬礼，开始前同一帮小孩聊天，突然以色列士兵的一发子弹击中面前正在跟他说话的那个孩子。当天下午，萨比拉又参加了那孩子的葬礼。


　战争中总有无辜的人，否则，我们还要人道主义干什么？

　　——沃尔·索因卡（　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从未看到过好的前线照片，所有好的战争照片，都是在离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在那里才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

　
　
　
　　史蒂尔·帕金森（马格南摄影师）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11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塔里克·苏希穿着校服浅蓝色长袖衬衣和深蓝色长裤，背上书包朝位于加沙市中心的学校走去。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50岁的巴勒斯坦工人穆罕默德·阿里·苏莱曼·瓦迪刚刚领了上个月在以色列打工的工资，共计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步行回家。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我刚刚倒上一杯咖啡，轰鸣声自头顶来。调小电视机音量，侧耳再听，果然是F－16战斗机。明天才是星期天，以色列空军飞行训练的日子。

　　喝下一口咖啡，阿马德打来电话：“团结大街，一辆汽车被炸。”

　　9时刚过的几秒钟内，一枚导弹落在加沙街头。

　　确认消息并发出快讯之后，我开车去现场。汽车收音机里说，有个“小孩”在轰炸中受伤，我立即决定调转车头，先去医院。

　　熄灭吉普车时，收音机里说“小孩伤势严重，正在抢救中……”　闯红灯，闯急救室。一个有些面熟的巴勒斯坦记者居然拦着我问没有闪光灯，相机该调什么模式，急死人。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他两眼朝天，医生在做记录。是那“小孩”吗？“不，”医生一指，“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但是不让进去……”

　　拔腿闯进急救室。

　　右边床上，一个男子脱得只剩蓝色内裤，不住呻吟，大腿间血迹斑斑。

　　左边是那“小孩”。闭着眼，很安静。大夫用白纱布条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门。突然，医生愤怒地过来推搡我和一个巴勒斯坦记者。另一个医生拿过一个红玫瑰图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两个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

　　死了！死了！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医生把怒气发泄在我和那个记者身上，用力将我们推出门去。在门边，我一回头，看见手术台下一大团殷红的纱布。

　　经过阿卜杜拉身边时，我又给他拍了几张。突然觉得自己很残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伤口，赶紧走掉。

　　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把我拉过去，递上一张纸，说死去的那个小孩叫塔里克·苏希，14岁（后来证实是11岁）。今天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一名杰哈德官员。

　　回办公室传送照片。“半岛”电视台正回顾在加沙遇难的几个外国人：被以色列推土机碾过去的和平示威者理查尔、英国记者汤姆……片头一行字：“When　killing　is　easy（当杀戮变得容易）……”

　　几个小时后，“小孩”苏希的葬礼就要举行。我直接钻到他家。一个正在布置灵堂的孩子说自己是苏希的亲戚，引我去找女眷。死者男性家属在外面张罗，女眷们在里屋坐成一圈。一个女人扬了扬手绢，指向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刚刚30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妈妈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她们说家里就一间屋子。门框上钉着一只小布熊，那是苏希的玩具。问带我进来的孩子作何感受，他说：“不知道”。

　　标志葬礼开始的枪声响起。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摇摇摆摆进入女眷们的房间，听见枪声，吓得一抖。从阳台栏杆望出去，盛着苏希的担架正往楼里进。

　　门口一阵喧哗，女人们开始放声哭。妈妈昏厥过去，有人在旁边扇扇子，一个男眷愤怒地把贴过去照相的记者们哄出去。

　　苏希的尸体和妈妈只呆了几分钟。

　　所有的记者都离开了。爆炸现场、医院、葬礼的照片，全有了，还等什么呢，收工。北京编辑部也来过几次电话，催我回办公室发杰哈德官员遇袭的消息。可是，我心里偏偏放不下这个死在眼前的孩子，跟去了为他做最后祷告的清真寺。

　　清真寺门口，送葬车队里飘着法塔赫的黄旗和杰哈德的黑旗。年轻人举着枪，并不介意拍照。孩子们一见相机，还是笑。

　　从车里取出头巾戴上，男人们还是不让我进入清真寺男祷告区。很久，有人出来传话，谢赫（清真寺里宣讲《古兰经》的人，可以被视为一寺之长）同意中国女记者进去拍照。刚一迈步，几个男人叫嚷起来：“成何体统！”

　　这时杰哈德汽车上绑的大喇叭响：“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牺牲了！”阿齐兹是今天以色列轰炸的目标人物，杰哈德创始人沙米的侄子兼保镖。也许就是急救室里躺在右边床上的那名男子。

　　孩子们擎着黑旗围过来。其中一个是苏希的同学。问感受，他避开我的眼睛说：“死了好啊。”他说苏希很活跃，爱踢足球，是个好学生，今天他从家去学校，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

　　一行字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人生就象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不知什么时候，尽头的亮光倾泄下来。

　　终于，谢赫亲自接我进寺。我楞楞地拽着黑袍往前冲，一低头，苏希的尸体就在墙边。地上坐了一排男孩。看到照相机，有几个还是笑着凑过来。

　男人们做完礼拜，抬起尸体往外走。对空鸣枪声响成一片，一粒弹壳烫烫地蹦在我脚面上。

　　担架上了货车，墓地很远。

　　送葬队伍绕行加沙城的大街小巷，走了近一个小时。车上8个男人抬着担架，始终没松手　
　
　
，间或传来轻声抽泣。苏希的叔叔跟人换了手出来，捂住脑袋蹲下。有人递给我那玫瑰花封皮的本子，作业本，上面写着：塔里克·苏希，六年级。

　　装着尸体的货车缓缓前行，游行队伍跟在后面。不断有孩子扒住车栏杆跳上来，做几个鬼脸之后翻身下去。街道两边涂满战斗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