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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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的交流从生涩开始。阿拉伯家庭清一色由母亲出席。由于是星期五，父亲们都到清真寺礼拜去了。阿拉伯母亲几乎全都戴头巾穿长袍，而犹太母亲们却是“夏天在彼岸”的短打扮。
语言是障碍。这些来自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母亲有的会几句希伯莱语，有的半句不会，犹太母亲几乎都不会阿拉伯语。这就决定了有人交到朋友，有人根本没有开口。我面前两位聊得挺欢，阿拉伯人阿依曼Ayman和犹太人阿曼达Amenda。阿曼达问阿依曼为什么要穿袍子戴头巾，阿依曼滔滔不绝讲起了宗教。突然有个词不知道怎么才能让阿曼达明白，她唤来主办者之一哈利利帮忙。我听到了“祷告”这个词，不假思索用英语翻译给阿曼达，结果遭到哈利利阻拦，“别帮忙，我们希望她们能够找到‘非语言’的语言交流！”哈利利本人的父亲是阿拉伯穆斯林，母亲是犹太人，妻子是基督徒。
孩子们在玩填字游戏。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词组，也就是说，你必须找异族朋友帮忙。
这个活动每年秋季开学之前的三个月开始，每周五邀请不同的四年级学生参加，已经办了6年。正巧，家长中有一个叫丹尼拉Daniella的犹太妇女，曾经在Neve Shalom（和平绿洲）工作两年。我告诉她，两天前我刚去过那里，但是对人心中真正的“和平”并不乐观。丹尼拉看了我一眼说：“是的，所以我辞了职。”
“究竟是什么让你这么失望？”
“与那些阿拉伯同事相处越久，我就越相信我们无法共处。”
“可是你没有放弃，你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的，我认为短期、低层面上的接触应该维持，但最好不要交往太深，否则容易失望……我们并不幼稚，我们知道这种接触对中东和平进程起不到任何作用，真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根本无法改变现状，只有政治解决才能奏效。”
“我们并不幼稚”这句话，后来我在亚胡达和哈利利那里不止一遍听到。
阿依曼与阿曼达几乎同龄，都有三个孩子。阿依曼说，将来会与阿曼达保持联系，但相互串门是不可能的。“她害怕来东耶路撒冷，因为那里全是阿拉伯人；我是以色列居民，当然可以去西耶路撒冷，但要是穿着长袍去，以色列警察肯定会拦住我搜查，怀疑我是个人弹。”
在以色列打车判断司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的方法之一，是告诉他去东耶路撒冷。如果他二话不说就去，肯定是阿拉伯人；如果他说，只能开到入口不远的地方，那就是犹太人无疑。
我想找一个阿拉伯孩子和一个犹太孩子照相。一个犹太女孩刚站到阿拉伯男孩身边，她的同学就哄笑起来，女孩立即逃开。
10岁的杜阿Du'aa 牵着9岁的梅耶Maya来到镜头前。犹太姑娘梅耶说她喜欢阿拉伯姑娘杜阿，因为她非常善良，在活动中非常热心地帮助她。杜阿笑着说，她也非常喜欢梅耶Maya，希望还能在这里见到她。“出了博物馆呢？你不找梅耶玩吗？”我问。
“不，” 杜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阿拉伯人，她是犹太人。”
“亚伯拉罕与伊伯拉罕”活动快结束时，我听说一个故事，算是光明的尾巴。一名参加活动的犹太母亲说，一次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公园晒太阳。周围没有人，突然来了7、8个十几岁的阿拉伯男孩。男孩们渐渐向她围过来，气氛立时紧张。忽然，一个阿拉伯男孩开口说，“我认识你，我在博物馆的活动中见过你。”双方顿时感到无比亲切。（完）
2002年9月18日、19日接连发生两起自杀爆炸之后，以色列重兵同年第二次围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官邸，并宣布官邸所在城市拉姆安拉为军事禁区，人员不得出入。
9月23日。通往拉姆安拉的卡兰迪亚检查站前。
打电话试探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办公室，是否允许外国记者进入，得到的回答简短而不容质疑：“不！”我和同事在卡兰迪亚死磨硬缠几个小时，但仍被以色列士兵拒之关外。
巴勒斯坦人同样无法进出。卖冰棍的和买冰棍的，隔着铁丝网交易。图
这是自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以来，阿拉法特面临的最严重威胁。阿拉法特官邸内的绝大部分建筑已经被以色列推土机摧毁，只有他的办公楼孑然独立。
9月24日。以色列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停止围困阿拉法特的决议。
同一天，我和同事聂晓阳再次来到卡兰迪亚前“闯关”。我可怜兮兮地站到以色列士兵跟前，告诉他有两名同事被困在拉姆安拉，“没有食物，没有钱，我们必须去救人……”士兵白了我一眼：“别跟我讲故事！听得太多了！”
悻悻退到一旁，我们并没有放弃。不断跟士兵搭话、求情，或站在那里静静等他发话。过了很久很久，士兵突然说：“把证件拿来！”我心头一喜，赶紧递上护照和记者证。“如果进去，今天不可能再出来，”他合上护照，交还给我们说，“Have a nice day（再见）！”
闪念之间，我理解他说“再见”意味着放行，可以进入拉姆安拉。拽起同事，拔腿就往关卡里面走，一口气走出好几十米，我和同事对视一眼说：“进来了。”
事后同事告诉我，他认为以色列士兵说“再见”应该指禁止通行，要我们离开关卡。仔细一想，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无论如何，走向拉姆安拉时我想，士兵在背后开枪之前，至少会喊一句“停下！”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
附：围困最初，无法进入第一现场，我辗转联系到阿拉法特身边的一名卫兵阿里（非真名）。
他通过手机讲述了自己在被围官邸内的经历，内容还只限于当地时间9月20日：
“透过窗户，我看到以色列士兵开始在阿拉法特办公楼周围铺设铁丝网。以军包围圈越来越小，我觉得好像一只掐着脖子的手，越勒越紧……推土机的声音震耳欲聋，官邸内的绝大部分建筑已经被推倒。从19日午夜到20日上午，以军用炸药炸毁了一栋4层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住所和近10间阿拉法特卫戍部队营房。以军坦克还发射导弹摧毁官邸内的几十辆汽车，包括阿拉法特主席的专用救护车。”
“其实我现在站到窗户旁相当危险。昨天，一名来自贾巴利亚难民营的同事下楼时，被从窗户外射进来的子弹击中身亡。另外两个人受了伤。阿拉法特办公楼对面残存的几栋建筑里遍布以色列狙击手。任何人走出官邸或有异常举动，都会遭到射杀。今年3月官邸第一次被围困时，还没有这种情况。”
“官邸外围的40个人投降了。但更多的人还在阿拉法特身边。外面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阿拉法特拿起了他的WZ63型冲锋手枪。几十个卫兵守卫在他周围，大家齐声说，‘主席，我们用生命保证您的安全！’一名卫兵激动地对主席说：‘我要为您战斗，直到最后一滴血！’主席微笑了，他走上去亲吻那个卫兵的额头，然后对大家说：‘真主保佑，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去耶路撒冷’……”
一过卡兰迪亚检查站，十几名出租车司机一拥而上：“去官邸吗？”
“不是戒严了吗？”我问。有个叫纳比尔的司机一拍胸脯：“走吧，我知道怎么绕开坦克。”
街上人来人往，说不上繁华，但丝毫没有“戒严”迹象。正在疑惑，纳比尔说：“这里
是拉姆安拉郊外，还算是耶路撒冷。”又往前开了五六分钟，眼前出现一座“米黄色”的城市。与圣城耶路撒冷一样，拉姆安拉的绝大部分建筑外墙采用米黄色耶路撒冷石，依山而筑，错落有致。
但你绝不会错把这里当作耶路撒冷，因为街上的景象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不见行人，不见车辆，也没有亮着的交通指示灯。所有商店关闭门户。垃圾当街，被炸成废铁的汽车随处可见。无主车辆长时间停在街上，巡逻的以色列士兵便当作汽车炸弹引爆。看得见的活物只有野猫野狗，探出围墙的花朵提醒你，还有生命存在。这时，纳比尔说：“拉姆安拉到了。”
“拉姆安拉”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真主的意愿”。
今年3月以军展开大规模入侵西岸的“防卫墙”军事行动时，外国记者把封锁下的拉姆安拉比作“阳光下的鬼城”。
每次开到路口，纳比尔都要减速观望一阵，确信没有坦克后继续前行。戒严期间，以军坦克上街巡逻，打击任何移动目标。突然，纳比尔猛打方向盘，汽车“嗖”的一声向后退去，掉头拐进一条街。回头看，一辆土灰色坦克从背后缓缓驶来，后面跟着一个两层楼房高的庞然大物…推土机。这个家伙的翻斗就有一人多高。21日以军摧毁阿拉法特官邸内绝大部分建筑后决定撤出大部分推土机。
纳比尔说自己早就习惯了和坦克“捉迷藏”，但神情还是紧张。戒严下出车，也许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之一。“我有孩子要上学，不挣钱怎么办？”他无可奈何地说。他为冒险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00谢克尔（大约等于200元人民币）。沿途看到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爬山路上学。拉姆安拉绝大部分学校已经停课一星期，只有一所名为“耶路撒冷”的学校还照常上课。为什么不走大道呢？纳比尔说，虽然上学不受戒严限制，但哪个家长放心孩子们在炮口下行走呢？
继续上路，来到拉姆安拉市中心麦纳尔广场。广场中心矗立着石狮雕像，一部分被烟熏黑。沿街墙壁上满是涂鸦。“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沙龙将付出代价”、“巴勒斯坦终得解放”……奇怪的是，这里倒有零星几个行人，还有人在街边自动取款机上取钱。刚想上前看个究竟，隐约传来“隆隆隆”的声音，纳比尔大喊一声：“上车！”取钱的人抱头跑开，来不及抽回取款机里的磁卡。
又是坦克！
这次是迎面而来，扬起满地垃圾和尘土。见我们迅速逃逸，它似乎也无心追赶，因为它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威胁。
100米外拍官邸废墟
纳比尔在一处山坡尽头停车，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两边楼房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白天也拉着窗帘。“脚下就是官邸，”他轻声说。一棵青松挡住视线。纳比尔指着近处一栋4层建筑说：“我的朋友住在里面，他家阳台离官邸只有100米远，是最近的拍摄点。”
进那栋房子需要穿过一条三四米宽的小街。纳比尔在街这边站了足足10分钟，因为官邸四周的高地全在以色列狙击手射击范围之内。街上没有任何遮挡，空气肃静得可怕。终于，他不徐不疾、一鼓作气走到街那边。食指在背后一勾，示意我们跟过去。
男主人的母亲似乎很不高兴，担心在他们家拍摄官邸会招来以军炮弹。男主人反复劝说，中国记者拍照是为了向全世界反映巴勒斯坦人的境况，老母亲这才勉强点头。
长焦镜头里，官邸废墟一览无余。石堆瓦砾之中，只有阿拉法特办公楼依然站立。土黄色的外墙伤痕累累，几处焦黑。窗户都没有玻璃，以沙包或是铁皮汽油桶填充窗框，挡住可能飞进来的子弹可以想象，官邸里的空气也因此很难流通。办公楼呈长条状，高3层、宽约百米。现在，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大约250人被困其中，断水断电。以军导弹20日命中官邸顶楼，现在绝大部分人员集中在2楼和底层。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和卧室在2楼。
一辆坦克趴在废墟上，现在它可以横扫一切了。
男主人说，围攻官邸的最初3天，以军也看上了他家的绝好地形，派兵进驻。晚上，以色列士兵睡在床上，他们全家7口挤在阳台里。但士兵们除了掰断几根楼梯护栏之后没有破坏家里的设施。家里有个1岁的婴儿，被窗外的爆炸声、炮击声吓得整夜哭闹。他的3个哥哥也惊恐万分，直往爸爸怀里钻。
男主人掀起主卧室窗帘一角，大约三四米远处是一栋更高的建筑。男主人说：“那里是狙击手呆的地方。”
以军在办公楼周围筑起3米高的铁丝网，大楼形同监狱。而这座大楼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统治时期，恰恰就是一座监狱。
西红柿比命更贵
如果说阿拉法特官邸形同监狱，那么整个拉姆安拉城就是一座大监狱。每星期只有一天解禁，其余几天不准出门。
纳比尔带我们离开官邸，来到拉姆安拉唯一的菜场。未进菜场，恶臭扑鼻。几个菜摊横七竖八挡在门口，腐烂的茄子、西红柿、洋葱扔了一地。这个菜场分为室内、室外两部分，解禁时可以容纳200多个摊位。今天，只有稀稀拉拉的5个菜摊开张。
现年62岁的阿布·伊哈布住在紧邻菜场的楼里。围困官邸前，每星期至少有几个小时的解禁期，但现在已经宵禁6天了。“家里实在没吃的，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来买点西红柿、土豆，”他说，“这回多买点，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买菜呢？”
年近七十的老太太乌姆·迪亚布支起小木桌卖薄荷叶。这些薄荷叶已经存了将近一个星期，因为没法出来摆摊，眼看都蔫了。“再不卖掉就坏了，我今天冒险出来，卖一点是一点
。”她说。解禁期间，她一天能挣一二十谢克尔（合40多元人民币）。今天的生意更惨淡。卖西红柿的纳赛尔把我们拉到室内菜场，这里蔬菜腐烂的臭味更加浓重。角落里整筐整筐的西红柿、茄子蔫了、烂了。四个星期前，他从约旦进口这些蔬菜，一旦宵禁，所有生意都断了。“我的菜卖不掉，有人却没菜吃。”纳赛尔说。
48名记者同寝
听说戒严，还要往城里赶的一定只有记者。拉姆安拉新闻中心里云集各大世界媒体记者。楼下停着一排12辆贴着“ＴＶ”标志的汽车。戒严期间不得上街，记者们只好自己动手在新闻中心的临时厨房里做饭。一个30平方米的演播室成为记者们的临时卧室。主任艾哈迈德说，有一晚，这里同时睡了48名记者。
在一间工作室的门上，我们看到了今年4月在这座城市里中弹身亡的意大利记者拉法奇的大幅海报。海报上印着一句话：“纪念为新闻自由献身的烈士”。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电视台的女记者曼说：“太累了，我希望能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休个假。”目前拉姆安拉的记者们大多在新闻中心吃住，他们自己做饭，像一家人一样挤在狭小的厨房聚餐。我们来到新闻中心的时候，正是中午11时多，他们刚刚做好早饭，因为所有人都是在凌晨才睡觉。
24日夜，我和同事没能离开拉姆安拉。黄昏时，在市郊一所宾馆门前碰到戒严下散步的巴勒斯坦女孩。她一脸轻松，满不在乎地说：“戒严？我根本不怕。士兵一端枪，我就往回走，反正已经习惯了。”看到我们，她显得很高兴：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能在大街上看到外国人，说明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并没有被遗忘。
第二天，我和同事上街继续拍摄。当时携带的防弹背心没有反光标志，我们把新华社制作的、贴在汽车上的红色不干胶“CHINA PRESS（中国记者）”一撕为二，我贴上“CHINA（中国） ”同事拿了“PRESS（记者）”。当天，以色列宣布解除戒严数小时，供当地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也得以离开拉姆安拉。
2002年10月20日，经过耶路撒冷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