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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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远处一个小广场上，孩子们高高地荡起秋千。地上等候的，手里提着真枪一般大的玩具枪，看见我们便喊“中国人，中国人”，然后手指竖成“V”字，要求照相。同行的巴勒斯坦通讯社记者比拉拉说，其实这很危险，以色列士兵进来的时候，万一看见谁手里拿这种玩具枪，分不清真假的。

　　广场石墙上贴满在冲突中死亡的“巴勒斯坦烈士”画像。其中有个圆脸中年妇女，比拉拉说，以色列军队闯进来时，这个妇女把窗子打开一条缝，看坦克是不是已经到楼下，结果被以色列狙击手一枪撂倒。

　　“上来！”比拉拉执意要我们爬上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山坡，那里有一堆房屋废墟，一片碎石瓦砾。“30多户一夜之间无家可归，”比拉拉说。墙上有个直径一米多的洞。那是炮弹穿过留下的。

　　石阶、拱门，幽静光滑的街道，起伏层叠。

　　若不是其中飘动的影子是巴勒斯坦人，你一定以为这是耶路撒冷老城。纳布卢斯老城区建筑物的外墙同样由米黄色的“耶路撒冷石”砌成，

　　除了人影，不同的还有〃看，这是以军炸坏的墙壁……”比拉拉不时点指。不同的，还有墙壁上贴满烈士像。2003年12月，以色列军队在纳布卢斯发起大规模搜捕行动。有报道说，为了避免街道上可能有的地雷，以色列士兵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的途径不是大门，而是破墙而入。

　　“纳布卢斯有许多文化遗迹，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比拉拉既骄傲，又惋惜地带领我们参观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土耳其浴室。“这是浴室，”他指着脚下青草间几个深6、7米的洞。顶棚已经没了，里面全是垃圾，“原来有拱顶的，”比拉拉说。

　　还有一座仍在使用中的土耳其浴室。路边，一个男子在烧火。原来是为了放到浴室的炉膛里，保持室内温度。一进去，即刻温暖。顶上一束光下来，照到悬在半空中的一根木雕蛇。蛇下面是个小池子，沿岸一圈水烟斗。一个男人斜躺在长而宽大的条凳上，身后是红垫子。门边，更衣箱上垂着大钥匙、阿拉伯数字编号。

2003年6月29日，初上隔离墙，跟随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工作的加拿大籍志愿者安。

　　金发碧眼的安驾驶租来的吉普车，却放上特别标记加拿大国旗和一条黑白格相间的阿拉法特头巾。途中，安一会儿将头巾放在挡风玻璃后，一会儿又赶紧收起来。放上去，是为了提醒躲在暗处的巴勒斯坦狙击手，我们是“友好人士”；收起来，是因为前方出现以色列　
　
　
坦克或士兵。

　　一路上，安讲得最多的话是“这是个绝好的伏击地点”。从耶路撒冷去往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道路上，经常遭遇两边壁立千仞，中间羊肠小道的情况。“这里，去年10月，一个巴勒斯坦狙击手打死了10名以色列人，”在距离拉姆安拉不远处的一个“伏击地点”，安指指窗外说，“每天清晨和午饭时间，是‘枪击’高峰段，那时候我决不去西岸。”

　　萨拉吉利耶，一座四面全部被隔离墙封死的城市。其中一个名叫贾尤斯（Jayyus）的村庄，隔离墙在这里向巴勒斯坦控制区伸进6公里。村长介绍，为了给隔离墙“腾地儿”，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9000亩土地、120个暖棚、3000多棵橄榄树。

　　说着，他拿来几张纸，手写的阿拉伯语字条：“2003年3月16日，星期日，上午10时，此地腾空”。他说，隔离墙动工之初，以色列人通知巴勒斯坦人“腾地儿”的方式，就是在树干上订几张这样的字条。当地居民曾经几次举行示威游行，但根本无济于事。“巴勒斯坦政府对此有何表示呢？”“没有以色列的同意，巴勒斯坦部长们也来不了这里，我们象生活在荒岛上，”　村长说。

　　52岁的巴勒斯坦医生侯赛因·夏迪（Hussin　Shady）说，原先在村里有13亩土地，隔离墙修建后将其中8英亩被圈到另一边。原先他雇佣11个农民耕地，现在只留下了两个。“我失去了土地，他们失去了工作，”夏迪说，“冲突爆发前，以色列总理沙龙还曾经到萨拉吉利耶的餐馆吃饭呢。”

　　安把吉普开到隔离墙上。清楚地看到，绵延的铁丝网和铁桩，还有穿梭往来的推土机。一些地方，高约十米、宽半米的水泥板块已经运到，吊车正把板块“种植”就位，好让它们连成高墙。一年前，也就是2002年6月16日，隔离墙破土动工。眼前的隔离墙正在修建之中，一些路段似乎并不设防，任我们靠近；遇到有了望塔的隔离墙，安变得非常小心，远远停车，问清楚当地居民再挨近。

　　在一处僻静的小山头脚下，几个巴勒斯坦人沿弯弯曲曲的小道走来。安说，这些人穿过小路，就可以绕开以色列检查站。“自杀爆炸者就是这样渗透到以色列的？”我问。“有一部分是，”安承认。“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不把这些道路全部封死呢？”“西岸地形错综复杂，与以色列的交界线很长，根本不可能全部堵死，”安还说，吉普车驶过的许多道路正是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后形成的，因为原来的道路已经被以色列封死。

　　安一再强调，修建隔离墙并不能杜绝“人体炸弹”，而其真正用意是“攫取更多巴勒斯坦土地”。从地图上看，隔离墙并没有按照1949年巴以停战分界线，也就是“绿线”修筑，而是越过“绿线”，伸进巴勒斯坦控制区，形成一道“看得见摸的着”的实际边界。

　　安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助手不久前参观了隔离墙。他惊讶地发现，原来隔离墙不是按照“绿线”修建，它把许多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了以色列这一边！“许多巴勒斯坦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实。”

　　一道黄色栏杆前，我们看到三、四米开外对面另一道黄色栏杆。但是我们，当然还有巴勒斯坦人都不能驾车穿越这两道门。安以平均80－100码的速度赶路，绕行行驶40多分钟后，才抵达另一道门。两道“黄色栏杆”正是未来隔离墙上的“门”。在以色列设定的时间段、得到特别允许的巴勒斯坦人或者货物，才可以通过。

　　“隔离墙打破了巴勒斯坦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失去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将变成以色列或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工厂奴隶’，”安说。更惊人的是，大部分修建隔离墙的工人是巴勒斯坦人在失业率达到70％以上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这毕竟意味着一份工作。

　　村里的巴勒斯坦水文工程师阿卜杜·拉迪夫·哈立德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爱好动物的村里人过去经常在家门口放食物，吸引兔子、鸽子等小动物来吃。隔离墙修建以来，再也没有小动物光临这户人家。“隔离墙不仅破坏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还破坏了自然环境，这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有的自然环境！”哈立德说。

　　吉普车再次上路。在一条5米多宽的土路两侧，各出现一道铁丝网。安说，铁丝网背后各是一个巴勒斯坦村庄。“两个相隔仅5米的村庄今后如何往来呢？”“以色列建议修建地下隧道供巴勒斯坦人行走当然，这得由巴方出钱，而以方则控制其安全，”安说。

　　与安参观隔离墙的第二天，以色列“自由新闻”通讯社记者大卫·拜典（David　Bedein）带着我们沿几乎同一条线路穿行约旦河西岸。“西岸？你说的是‘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吧？”拜典很不喜欢我动辄用“西岸”这个地理名词。犹太人把那里叫作“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犹地亚”、“撒玛利亚”分别是大约3000年前，一南一北两个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和犹大国首都的名字。西岸地区遍布犹太人先祖遗迹。

“没有一个犹太人有权力让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这样说。从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巴以间争夺土地的真正战场，在西岸而不是加沙地带。“连先知穆罕默德都没有到过加沙，”巴勒斯坦人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以此换取舆论对保留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默许。

　
　
　
　　拜典所在通讯社与以色列官方观点经常相左，因为“自由新闻”认为以色列政府太迁就巴勒斯坦一方！“坚决反对以隔离墙为巴以实际边界，”　但拜典的理由与安不同，“因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本就是以色列地，不可分割！”

　　隔离墙正如一条灰色长蛇，蜿蜒穿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虽然将部分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今天的以色列国一边，但同时把少数犹太人定居点孤立在墙外。

　　通往西岸城市希伯伦的路上，我们停车在一个以军检查站旁的小咖啡馆。进门，拜典指给我看两页用镜框镶起来的剪报：2001年2月8日、2月13日，42岁的西蒙·基里斯（Shimon　Gillis）和34岁的萨西·萨松（Sahi　Sasson）先后在这里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枪击丧生。经济学博士基里斯当天刚刚为阿拉法特的经济顾问讲课，萨松的妻子则是一个帮助“恐怖活动受害者家庭”组织成员。

　　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妇女自愿开设了这个咖啡馆，为军人们提供免费的蛋糕和咖啡。三三两两背枪的以色列大兵围坐在小圆桌前说笑。问及为什么自愿到这里服务，定居者萨拉说，“因为士兵保护我们，就像一家人。”

　　咖啡馆外面的矮墙上，彩色油漆写着“欢迎和平到来！”

　　拜迪的脖子里套着一副耳机形状的收音机，一到整点，他就把“耳机”扶正，收听新闻。他说自己无时不刻竖着耳朵听新闻。不仅仅是记者，普通以色列人也过着一种枕戈待旦的生活，任何新闻动向都与他们的生活相关。

　　在西岸近150个犹太人定居点中，希伯伦定居点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袭击最多，这里居住着400名犹太人定居者和14万巴勒斯坦人，双方摩擦不断。

　　“定居点？你说的是‘犹太人社团’吧？”拜迪又一次纠正我的用词。在希伯伦最大的犹太人定居点卡尔亚特·阿赖拜入口，他递给我一份刊物，名字是《希伯伦犹太人社团月刊》。翻开这本薄薄的16K杂志，全部是此地定居者婚丧嫁娶的信息和照片，一派热融融的生活。

　　穿过空无一人的巴勒斯坦街道，就看见满眼大卫星以色列国旗。几天前，以色列军队刚刚结束在希伯伦巴勒斯坦区域的军事搜索，巴勒斯坦人大都关门闭户。几个头带犹太圆帽的小定居者，坐在石头台阶上玩耍，鬓角都留着卷卷的头发。途中，遇到一队“寻根访祖”的美国犹太人，希伯伦定居点发言人大卫·威尔德（David　Wilder）摆弄着模型，向每一个访客介绍“犹太人社区”情况。

　　拜迪把我们领到一处典型的定居者住宅：家里有14个孩子，父亲是经书抄写员，室内最多的摆设是经书和儿童玩具；墙壁上随处可见子弹打穿的窟窿，客厅的花盆背后、浴室、书房……这是希伯伦犹太人定居点中离巴勒斯坦村庄最近的7户人家之一。出门30米就到了巴控区，拜迪打开窗户向外一指，300米开外就是一个小山头巴勒斯坦枪手理想的射击地点。

　　子弹随时可能射进房间，15岁的哈达萨（Hadasa）却从来没想过要搬走。

　　“他们（巴勒斯坦人）就是要把我们吓走，好占我们的地方，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她不会讲英语，通过拜迪翻译告诉我。哈达萨见到生人很羞怯，手里不停转着线团。

　　一天临睡前，哈达萨的父亲进屋看孩子们睡着没有，突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哈达萨说，她8岁的弟弟反应是：接着睡觉！

　　“你认为这样的生活‘正常’吗？”我问。“父母来到这里时，就知道将要面临怎样的生活，”　哈达萨说。

　　陪同我们来到这里的定居点发言人威尔德说，以色列军队进驻对面山头后，哈达萨家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走出哈达萨家，10米开外，以色列军队正在修建地下掩体，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疏散这里的几户定居者家庭到那里躲避。

　　威尔德指着哈达萨门口一块铜匾叫我们看：“献给亲爱的士兵我们与你们亲如一家”。

　　在以色列军方提供的隔离墙路线图上，还看不到隔离墙与希伯伦的联系。如果隔离墙真的成为今后巴以实际边境，那么希伯伦定居点就将划到巴勒斯坦一侧。希伯伦犹太人社团负责人沙尔·古斯汀（Shaul　Goldstein）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如果有一天，以色列军队为划定边界前来拆除定居点，定居者们会全部出去反抗，但谁也不带枪。

　　2004年5月6日，以色列军方组织外国记者参观隔离墙及其监控中心。

　　参观开始之前，一名以色列军官在烈日下抖开一张地图，中校沙伊·布雷弗曼指点“江山”：“巴勒斯坦人说隔离墙圈走了他们的土地，实际上隔离墙在绿线以内只有2％……”

　　以色列军方提供的隔离墙地图上，还附有一些图表：以色列地图放到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的版图上，其面积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左下角是一幅血淋淋的图画：巴勒斯坦人体炸弹的来路及爆炸地点、死伤的以色列人数从“没有‘安全篱笆’的西岸”渗透至以色列境内的人体炸弹，夺走了502名以色列人的生命；而全面封锁下的加沙地带，只有两名人体炸弹成功越境。

布雷弗曼说，自杀爆炸，大多需要数座不同巴勒斯坦城市“合作”。例如，“人体炸弹”来自杰宁、炸药来自纳布卢斯、运送人体炸弹的汽车来自图勒凯尔姆，最后在离以色列城市最近的萨拉吉利耶会合。“所以萨拉吉利耶四周全部被‘安全篱笆’包围，”　布雷弗曼说。

　　布雷弗曼正向记者们讲解时，忽然一名头戴圆帽的犹太人妇女走过来，说“我要告诉你　
　
　
们，我们反对隔离墙，因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本来就是以色列地，不可以让给巴勒斯坦人……”记者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在她身上。“相信我，我也服过兵役，曾经担任中校，我有理由反对现在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有记者问她，如何知道今天有记者在场，这名叫绍莎娜·希洛的妇女说，她看见有一群人站在这里，猜想是参观活动。问到她从哪里过来，竟然是一年前、隔离墙动工之初，“自由新闻”通讯社拜典带我去的那家咖啡馆！

　　乘坐以色列军方提供的大客车，一路尘土飞扬。隔离墙全长700多公里，四分之一以上的路段已经竣工。沿途铁丝网林立，间或看到水泥围墙高耸。发言人解释说，在人口密度大，遭袭击系数高的地段，如耶路撒冷，隔离墙采用全部水泥结构，其它地方则采用多重铁丝结构。

　　与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交谈，一旦吐出“隔离墙”这个词，他们会不厌其烦地纠正你，“这不是墙，只是一道篱笆。”

　　此次参观的“重头戏”是隔离墙监控中心。布雷弗曼一再强调，不准拍摄任何照片，最后还是要求记者们把照相机、摄像机留在车里，才算放心。监控中心由几间满室电脑的办公室和一座兵营构成。

　　办公室里没有人高声说话，穿深色制服的7名以色列女兵目不转睛盯着电脑和电视屏幕。电视连接着隔离墙上的摄像头，每100米隔离墙就有三台摄像机不间断交错扫视；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不同图形和数据。一名记者刚要与女兵交谈，被布雷弗曼喝住。

　　“与黎巴嫩、叙利亚边境的樊篱不同，‘安全篱笆’全部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