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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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思想文化革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长期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

　　　　，是争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这一观点成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开展各项实践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是霍查“左”倾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他执政的４０多年中，霍查始终认为，在剥削阶级被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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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以后，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剥削阶级残余，反对新资本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反党分子、投降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反对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宗法制的、封建的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观念、意识、风俗和习惯，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外部敌人的压力和敌对活动，粉碎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掠夺的野心和阴谋”。这个“阶级斗争不会中断和熄灭，它存在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领域”

　　　　，并且国内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始终同国际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交错在一起；阶级斗争不仅针对着国内外敌人，而且也在党内和人民内部进行。总之，这是所有人参加的，时时、处处进行着的斗争。

　　　　进入６０年代，霍查强调党和国家面临着蜕化变质的危险，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必须为消灭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旧社会的残余而斗争。在这基础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１９６１年提出，当时开始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主要是解决思想和文化任务。

　　　　这一思想在６０年代中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在１９６６年举行的劳动党“五大”上，霍查强调提出：“只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不获全胜，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也是不巩固和没有保障的”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没有消除，”

　　　　因此，思想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环节，是国内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主要战线。接着，他进一步提出要“反修防修”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特别是要在各个领域，在人民内部和党内不断开展阶级斗争，防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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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权阶层，甚至把官僚主义作风，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等都列为阶级斗争中的“斗争对象”。他号召“要大力地、毫不动摇地”进行阶级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６０年代中期，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霍查亲自发动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革命”。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树立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决议》，从而揭开了这场“思想文化革命”的序幕。决议认为，官僚主义是在国家和社会活动中公开反对人民及其切身利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剥削阶级国家机器的特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危险的敌人。官僚主义导致脱离群众，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妨碍群众积极地、直接地参加经济管理和国家管理。它使机关工作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形成特权阶层，使国家机关变成笨重、臃肿的机器，使它腐化变质。这一切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总之，官僚主义是“党政机关最大的祸害”

　　　　，这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避免出现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阶层的决定性条件”

　　　　，因此，“必须像反对阶级敌人那样反对官僚主义”。

　　　　这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当作“思想文化革命”的突破口和主要内容，并且提出了“进一步革命化”的口号。它认为，“进一步革命化”

　　　　“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组织等生活的所有领域，其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高速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加强国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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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６年起，随着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深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掀起了一个个“思想文化革命”的高潮。

　　　　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劳动党中央全会发表《告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军民的公开信》；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劳动党“五大”提出“要不停顿地深入促进整个国家生活的革命化”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霍查作题为《党和政权的进一步革命化》的报告；１９６７年４月３０日，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就“革命化运动”发表公告；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５日，劳动党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彻底解放妇女”的问题；１９６８年３月７日，霍查作《关于我国学校的进一步革命化》的报告。所有这一切，围绕“思想文化革命”这个主题，接连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运动”

　　　　，其中主要有：１《闪电报》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官僚主义B在思想观念上是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动的，所以，要粉碎官僚主义和斗倒官僚主义者必须对他们首先开展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并且需要直接由群众来进行这场斗争。于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整个“思想文化革命”中，在全国出现了一场群众性的《闪电报》运动，让群众用简短的文字形式，公开批评自己和别人，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斗争。

　　　　２“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劳动B党认为，这场斗争是为了消除漠不关心、利己主义和对待劳动及社会主义财产的错误态度以及产生这一切不良倾向的根源。这期间，阿尔巴尼亚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缩小甚至在有些地区取消社员自留地，动员平原地区农业合作社向山区“赠送”牲口；把公债“捐献”给国家；精简机构，压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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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裁减近５０％，并把他们下放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组织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动员作家和艺术家上山下乡；降低党和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机关工作人员的高工资，缩小高工资和低工资之间的比例；取消稿酬和基本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教师的兼课报酬、军人的部分津贴等，取消绝大多数物质奖励而突出精神鼓励，禁止从事有偿的业余劳动；取消军衔制，等等。

　　　　３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运动。阿尔巴尼亚B劳动党把宗教信仰称作是“反动的思想和毒害人民的鸦片”

　　　　，“对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害的”

　　　　，因此，要“把劳动人民从宗教的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样，阿尔巴尼亚城乡群众，特别是青年都被发动起来，要求关闭教堂、清真寺和寺院，要求僧侣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求摒弃宗教仪式和落后习俗，清除家里的神像、宗教书籍和其他宗教物品。在这场运动中，关闭了全国２１６９座教堂、清真寺和修道院。这些活动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支持。此后，阿尔巴尼亚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教堂和清真寺，没有神父和阿訇的国家”。

　　　　４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旧社B会的落后习俗和观念，特别是山区的封建法规还有很大影响，妇女还没有取得同男子真正平等的地位。因此，它在这场运动中提出，要反对保守的、宗法制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奴役妇女的习俗和观点，消除使妇女地位低于男子的一切现象和表现，保证妇女更踊跃地参加全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提高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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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等等。

　　　　５学校革命化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学校还没B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教育学和资产阶级学校的影响，并且还受了“苏联学校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影响，教学脱离生活和劳动；教学法中有形式主义和保守主义，束缚着学生的个性。

　　　　在这场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提出，要重新审查教育体制，使教学内容革命化。

　　　　要根本修改和改进教学大纲与教材，采用新的教学教育方法；要求学校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学校同工厂、农场的联系，使教学直接为生产服务；促进教师自身的革命化，改善师生关系；广泛组织青年参加义务劳动和校外活动，把青年的学校学习同对青年的教育与体育锻炼、军事训练结合起来。

　　　　６文艺工作革命化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提出，文学B艺术是用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教育新人的强大武器，因此，要求加强和改进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首先是对创作活动的政治思想指导，确保作品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力量；要求文艺工作者定期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接受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限制甚至禁止上演外国的古典作品，并要求大家“警惕各种颓废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的影响，为文学艺术思想的纯洁性而不断斗争”。

　　　　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强调指出，开展这些运动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反对工作中的缺点，清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旧社会的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工作和生活中树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准则和态度，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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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无产阶级的学说深入人心，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正因为如此，它强调“思想文化革命”不是一场暂时性的运动，而是“全党和政权机关的永久性任务”。

　　　　这场“革命”尽管有正确的地方（如反对官僚主义、提倡男女平等、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等）

　　　　，但从整体上看，无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它背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大搞唯心主义和平均主义。在运动过程中，霍查还使用了不少“左”的语言。例如，“要火烧旧社会的残余”

　　　　，“清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杂草”

　　　　，“砸烂他们的脑袋”。显然，所有这一切为以霍查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７０年代“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开了先河，大大强化了本已僵化、封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压抑和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阿尔巴尼亚国家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留下了一大堆难题。

　　　　这里还必须看到，在整个６０个年代，在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苏联施加的压力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威信有了明显的提高，随之，在“反修防修”和“革命化”的高调声中，全党全国歌功颂德之风大盛。尽管如此，这接二连三的“左”倾运动引起了一部分干部的担忧和不满，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１９６６年有人曾因此写信给霍查和谢胡，认为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取消军衔、剥夺农民、对工人实行高定额等等正“危及党、政权和人民”

　　　　，“已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

　　　　，进而呼吁他们尽快停止这些做法，因为，“今天这些考虑不周的措施，明天就可能成为无药可救”。可惜的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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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但逆耳之词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被压了下去，有关人员遭到了惩处。但是，历史却作了相反的结论，这对治党兴邦来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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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遇到的困难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６０年代前半期，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投资使用不当，形成重复建设和出现一批效益很差甚至亏损的“政治工厂”

　　　　；二是企业的收入名义上由劳动集体支配，实际上掌握在行政官僚手中。于是当时的工会坚决要求进行改革，由直接生产者来决定扩大再生产，使企业的收入在各劳动单位中形成和分配。但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之后工人会“吃掉积累”。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以斯。伏克曼诺维奇为首）和南共联盟中央组织政治书记处的部分领导（以亚。兰科维奇为首）

　　　　之间发生了争论，后者不支持这种改革。

　　　　１９６３年的宪法正是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的产物。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０～２５日举行了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要求克服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关系，建立更自由的市场关系，使企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为各行各业规定同等的经营条件，使直接生产者及其自治机构成为扩大再生产过程的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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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７～１３日召开了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的方针是：把带有国家主义因素的经济改造成自治的市场经济，防止旧的经济体制复活。大会决定，要加快社会经济关系非国家主义化的过程，使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根据社会自治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发展，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单位的直接自治。大会还着重研究了南斯拉夫民族间的关系问题。铁托说，民族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大会决定，反对民族主义现象是共盟最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不仅要反对狭隘的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倾向，尤其要着重反对否定民族特点的一元主义、霸权主义、官僚中央集权主义。大会的决议否定了关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的想法，认为这是官僚集中主义和一元主义的表现。

　　　　在“八大”方针的指导下，１９６５年７月进行了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方针是：在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的基础上为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限制国家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改进经济结构，消除比例失调，优化劳动组织，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取消了各级社会投资基金，将其资金转交给银行作为投资贷款；联邦设立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将积累交给直接生产者支配；实行第纳尔贬值，统一汇率，争取使第纳尔成为可兑换货币；降低关税，减少出口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外贸自由；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国际市场价格为标准，进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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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调整产品的国内比价；把企业推向市场，为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控制消费，压缩信贷和货币发行，以防止通货膨胀。

　　　　这次改革实施之后，在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实现集约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国家机关放弃了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而自治制度并没有完善到能有效地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