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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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实质上也是党联邦化的开端。
１９７４年５月南共联盟“十大”恢复了中央委员会，但仍保留主席团，执行局改为执行委员会，一年一度的代表会议不再召开。
政治体制改革即联邦制改革，体现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和１９７１年通过的三批宪法修正案中。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平等，重申了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扩大了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
１９６７年宪法修正案第１号提高了民族院的地位，扩大了它的权力，民族院从联邦院中独立出来，与联邦院平等地行使原来属于联邦院的各种职权。
１９６８年宪法修正案第８号撤销了联邦院，由民族院代之。
修正案第１８号提高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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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地位，自治省有自己的宪法性法律，它根据联邦宪法的原则和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自治省的权利和义务。自治省设有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自治省的领土未经自治省议会的同意不得改变。
１９７１年宪法修正案第３３号规定，在货币制度和货币发行、外汇制度、对外贸易和外国贷款、关税保护、价格监督、援助不发达地区、联邦财政等方面，联邦不征得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同意不能作出决定。这是联邦议会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原则的开端。但同时也已在联邦制中加进了邦联制的因素。
１９６７年宪法修正案第５号改变了总统职位的继承办法，撤销了副总统，在总统缺位时由联邦议会主席代行其职权。
１９７１年宪法修正案第３６号进一步贯彻集体领导制，设立联邦主席团作为集体国家元首。主席团主席由总统兼任，主席团委员按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
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１日联邦议会通过的新宪法公布施行。宪法总结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实施２０多年来的经验，继承了１９６３年宪法和三批宪法修正案中行之有效的规定，确认了联合劳动制的各项原则，规定了在基层议会和自治组织中实行代表团制，确定了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的国防政策。宪法确认，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联邦议会的组成由五院改为两院：联邦院、共和国和自治省院。
在作出决定时，联邦院实行多数通过的原则，共和国和自治省院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
宪法将联邦主席团成员的人数由２３人减为９人，即每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各选派１人，加上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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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员的南共联盟主席。总之，这部宪法系统地规定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各项原则和体制。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５日通过了联合劳动法，规定了联合劳动的组织形式、内部关系、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各企业根据联合劳动制的原则进行改组，加强纵向和横向联合，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协调相互关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经济效益，并为加强宏观调节创造条件；同时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使劳动者更加关心生产和便于进行直接管理。
在对外关系方面，南坚持不结盟和积极和平共处的政策。
南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积极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历届首脑会议。
继１９６１年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后，１９６４年的开罗会议，１９７０年的卢萨卡会议，１９７３年的阿尔及尔会议及以后各次会议，都对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国际形势中，不结盟运动是一支维护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强大力量。
它反对军事集团划分，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谴责强权政策和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鉴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卓越贡献，１９７９年的哈瓦那会议曾特别予以表彰。
第四节 经济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除１９６５年改革后有短暂的停滞外，基本上平稳，１９８０年与１９６３年相比，人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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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９万增加到２２３０４万，增长１７２１％；就业人数由３３９B万增加到５６８１万，增长６７５８％；社会产值增长１６２６２％，B其中工业增长２３１１９％，农业增长４８１７％；固定资产投资B增长１４３２４％，出口增长１０３５９９％，进口增长１３２５７４％，B个人消费基金增长１５２０４％①。
B分阶段看，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５９９％（其中工业７１６％，农业１０２％）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为B B B５８８％（工业７９１％，农业３１９）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为５６１％B（工业６７９％，农业２４１％）。
这些数字虽然低于１９５３～１９６３B B年高速发展期间的平均数，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算是不低的了。
这个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１９７９８０学A年和１９６３６４学年相比，八年制基础学校的学生，由于人口A出生率下降，减少了１６２万，即减少５４３％；但中学生增加B B４８１万，增长９５５７％；大专生（二年制）增加５８９０２人，增B长１１０３４％；大学生增加２２８３１１人，增长２１２９５％。其他B B文化医疗事业也有巨大的进展。
这个时期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而各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后尽量减少用工，失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
１９６３年失业者２３０２７２人，失业率６３６％，１９８０年失业者增B至７８５４９９人，失业率达到１２１５％。
B南斯拉夫是最先引进外资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１９６７年就通过了《外资法》。但由于担心被指责为“出卖主权”和
①《南斯拉夫统计年鉴１９８３年》，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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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国资本剥削国内工人”
，南为外国投资规定了种种限制，如赢利的部门不准外国投资；外资的份额不得超过４９％；合资企业的领导由南公民任正职，外资代表只能任副职；合资企业内要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想方设法鼓励外资的赢利继续在南投资，对利润汇出规定了种种限制，等等。
这些规定使外国投资者裹足不前，他们宁可向南企业提供贷款以购买他们的设备和专利，而不愿冒巨大的风险与南合办企业。
结果在１９６７～１９８４年的１７年里，南引进外资只有２亿多美元，为同期所借外债的１％。
这个阶段南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南过早地和过分地强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取消了联邦宏观调控的权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国的权力中心，增大了离心倾向。
在联邦各机关中普遍实行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的原则，这样做一方面造成新的实际不平等，使发达共和国的人才不能在联邦机关中得到充分任用，另一方面联邦机关中的代表，由于受所派共和国的约束，在共和国的利益和联邦利益发生矛盾时，很难顾全大局，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联邦议会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各项法律和决议必须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代表团一致同意通过。这种议事规程对于尊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经济问题上的自主权，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防止联邦机关的瞎指挥，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协商一致原则被滥用，往往使得重大的经济问题“议而难决，决而难行”
，贻误时机。
南把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交给直接生产者，这对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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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有重要意义，但在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劳动者觉悟水平的条件下，职工总是更多地注意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较少地考虑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而在企业的分配上，只注重消费，不注重积累，想尽量多分少留，甚至不留。结果积累率不断降低，企业缺乏发展的后劲。
７０年代企业的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要靠外国贷款来解决。
联邦的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数额不少（每年有１０多亿美元）
，对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基金的提取比例较高，而且发达共和国中的不发达地区得不到这种基金的资助，所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把提供基金当作负担。另外，社会计划中规定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合办企业并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提供援助的指标，由于各方的利益矛盾，一直未能实现。结果援助的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只起到“输血”而不是“造血”的功能。再者南对不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以致新增的产值被迅速增长的人口吞掉，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未能明显地缩小，而在科索沃，差距反而扩大了。
７０年代里石油价格猛涨（南每年需进口约１２００万吨石油）
，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和限制进口，给南斯拉夫经济增加了新的困难。南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和自治体制中的缺陷，在７０年代末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过长，投资超过实际的可能；个人消费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激增；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失业人数猛增；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当局曾把１９７９年定为“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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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有力措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只是由于铁托总统健在，靠着他个人的崇高威望，国内仍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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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改革与危机
概 述
１９５６年事件以后，波兰和匈牙利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开东欧改革的先河。
１９６８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改革高潮。上述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摒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苏联模式，建立比较符合本国特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但是，波兰的改革尝试由于内部的阻力和外部的压力，在１９５９年就停止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则由于苏联的武装干涉而夭折了。只有匈牙利的改革，在卡达尔的领导下继续前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在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２年形成高潮。
匈牙利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７０～８０年代，波兰和匈牙利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犹豫观望，在不同程度上也加入了改革行列。只有阿尔巴尼亚，继续在集权化和“一大二公”的“左”倾道路上迅跑。
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东欧五国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的下降。
１９６～１９７０年：７４％；１９７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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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６４％；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４１％；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B３４％。
国民收入的下降反映了生产的衰退，说明粗放型的经B济潜力已经消耗殆尽。旧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机制，只有加速改革，把经济转入集约型轨道，才能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个因素是世界能源危机对东欧经济的打击。东欧国家普遍缺乏石油，能源价格暴涨，使东欧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东欧各国的外债急遽上升。
１９８６年底，波兰欠西方的债务达３８２亿美元。
人均欠债１０美元。
１９８８年，匈牙利的外债达１８０亿美元，人均欠债１８０美元，居苏联东欧国家之首。
１９８１年，南斯拉夫外债达２０１亿美元。
８０年代初，罗马尼亚外债达１４０亿美元。罗政府以大量出口农产品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途径来偿还外债，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引发了社会危机。
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大致相同：减少或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让企业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实行企业自主和自负盈亏，扩大职工参与工厂的管理；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改革是全面的，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工资体制、税收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等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则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议会（国会）和地方议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实行党政分开，完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为主要内容。
７０～８０年代的改革是在危机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改革遇到的困难要比任何时期都大。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巨额的外债困扰着东欧各国。商品的严重匮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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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加剧了社会的对抗。政治反对派乘机崛起。所以，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在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是坚持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唯一国家，即使在霍查去世（１９８５年）后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在１９８６年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九大上。我们仍能看到阿尔巴尼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某些松动。因为改革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建设自治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在８０年代初也遇到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生产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外债负担不断加重。这说明自治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着弊端。由于联邦政府丧失了宏观控制，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抬头。
１９８０年铁托逝世后，地方分裂主义更恶性发展。
１９８１年发生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居民骚乱的事件。他们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
南斯拉夫各共和国间的摩擦和冲突加剧。
南斯拉夫陷于社会经济的危机之中，自治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考验。
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证明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东欧一些共产党开始摒弃上述理论，寻找比较符合实际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西方国家乘人之危，加紧向东欧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并以波兰为突破口。美国政府通过劳联—产联工会，向处于地下状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