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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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运输的费用。
2月,又提高了基本食品、工业品、燃料和电力的零售价格,提高幅度为2至5倍。
零售价格的上涨,使国家对基本食品的补贴,由1981年的3910亿兹罗提,减少到1982年的2317亿兹罗提。
1984年1月,政府再次提高食品价格,提高幅度为10%,这两次提价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波动。
四、工资制度改革过去的工资制度未能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工资没有反映按劳分配的原则,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从1982年1月起,开始了工资改革的第一阶段。
企业在自负盈亏的原则基础上,取得确定工资基金和选择工资形式(计时工资、计时工资加奖金、计件工资)的自主权。第二阶段从1982年7月开始,企业有权根据部长会议规定的最大工资级差,制订本企业的工资等级。
1984年1月,议会通过《关于建立工厂报酬制度原则的法令》。
规定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完全自主地决定工资制度,要求减少工资中的非刺激部分(工龄补贴、实物补贴等)
,扩大取决于工种、劳动强度和劳动成果的基本工资。国家规定,工人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为1∶16;国家干部高低工资之间的比例B为1∶22。
B国家用于监督和调节工资制度的手段是向企业征收工资超额增长的累进税,用这些税金设立“国家职业鼓励基金”
,用于培训专业干部和支付因就业结构的调整而等待重新分配的职工工资。国家用于调节工资制度的手段的着眼点是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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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生产、降低生产成本、节约原料和合理安排就业。
五、税收制度改革改革前,由于价格制度不合理,税收制度也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1982年2月议会通过《公营经济单位税收法》,把税收简化为四种税:周转税、工资税、不动产税、所得税。
周转税计入商品价格,由买主支付。它在国家预算收入中居首位。约占总收入的30%,这是国家用以调节市场商品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间接影响企业生产决策的经济手段之一。
税收法规定,商品的周转税约占商品价格的10%,劳务约占其价格的5%,但是,烟、酒、奢侈品等的周转税相当高。工资税计入企业成本,税率统一为20%,在国家预算收入中占10%,国家把工资税的70%留给地方财政。
不动产税是指对建筑物和地皮(不包括农林业用地)征税,每年确定一次,对建筑物按其价值的3%征税,地皮按1平方米征收10兹罗提。
不动产税计入企业成本,分别上缴国家和地方财政。
所得税由企业利润支付,实际上是国家和企业对利润的分配。
从1982年1月起,所得税采用累进税制。
这种办法不利于鼓励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
从1984年起,累进税改为比例制所得税,税率为60%。
为了吸引外资,1986年颁布了《外资企业法》。
该法规定,外资和合资企业在建立后的两年内免征所得税,其所得税率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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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政治体制改革
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党领导,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否定了70年代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波党“七大”
宣布,“波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已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
,“正在跨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即跨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
1986年6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大”通过的纲领宣布:“我国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
,强调近期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在一切生活领域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关于党的作用,“九大”提出,党在国家中发挥领导作用,在社会发挥引导作用。
“十大”确认“九大”的原则,增加了“党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全体人民发挥服务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恢复议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波兰宪法规定,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的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议员、国务委员会和政府享有立法的倡议权。但是,改革前,议会基本是一枚“橡皮图章”
,未能正常行使立法权。改革后,立法权重新回到议会。第七届议会(1976~1980)只作出42项立法决议,而第八届议会(1980~1985)则作出了204项立法决议。
1980年10月,修改了最高监察院法,使其不服从政府,只能服从于议会。最高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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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重新成为国家最高监督机关。
为了加强法制,保障宪法的地位和作用,1982年7月建立了国务法院,这是审理国家领导人违法和渎职案件的法院。
1985年4月建立了宪法法院,这是负责审理国家最高机构和中央机关所颁发的法令、命令、决议是否符合宪法的法院。
二、部长会议职权及机构改革部长会议亦称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对议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议会闭会期间,对国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它享有三大类职权:第一,领导和协调职能。主要是负责领导和协调政府各部的工作,如向议会提出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草案,统一领导对外事务,统一领导国防建设和军队等。第二,与议会活动有关的职能,如立法倡议权,向议会报告国家预算和计划执行情况等。第三,执行职能。如采取确保法律、命令、指令和决议实施的措施,确保公共秩序、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等。
改革的主要原则是,加强职能部,精简专业主管部,改革主管部的职能。
因此在改革中加强了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劳动工资和社会事务部、国家价格委员会等职能部的作用。
1981年把原来的32个部精简为26个部,1987年又减为19个部。财政部等职能部不再起经济单位的领导者的作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单位的活动。
三、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1980年危机以后,波党批判了党包揽一切,以党代政,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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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党中央第一书记独断专行的错误,注意恢复党内生活列宁主义准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措施有: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差额选举;贯彻党内生活公开化原则,党章明确规定第一书记、书记处和政治局的职责;实行任期制,党员在党内的领导职务,不得超过两届,不能同时身兼两职;严格党的生活制度,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定期过基层党的组织生活;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和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为了完善党的领导,强调坚持发挥党的三大作用: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引导作用,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起服务作用;坚持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党政领导人不得交叉兼职;改变过去封闭式的干部政策,实行干部的选拔、考核、培养提高和有计划的流动相结合的开放性干部政策。
四、建立联合执政体制波兰在1948年形成了三党联盟合作体制。这三个政党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这个体制的基础是两党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波兰统一工人党则承认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权。但是,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波兰统一工人党并没有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利益,而把它们当作贯彻其政策的工具。
波党“九大”批判了过去的错误,制订了社会主义革新、协商路线,调整了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强调要同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执政体制。波党“十大”认为,当前波兰仍然是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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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是全民国家,长时期内还需要兼顾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波兰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多党制模式比一党制模式能更好地把这些利益结合起来。
80年代参加联合执政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工会、宗教团体、无党派人士。参加联合执政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承认国家的宪法原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
第四节 改革受挫,危机又起
80年代前半期的改革取得了不容置辩的成果。
经济明显增长,政治日趋稳定,党的威信逐步得到恢复。但是形势还是严峻的。通货膨胀和外债负担仍严重地困扰着波兰。
1986年的通胀率为18%,居民的收入增长203%。
物价与工资竞B相增长,这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1986年底,外债达382亿美元,人均欠债100美元,户均欠债400美元。波兰每年为偿付债务利息花费20亿美元,占出口收汇的30%,相当于国内商品市场零售总额的25%,所以外债负担又加剧了通货膨胀。
1987年通胀率上升到26%,由于生活艰难,五年来有50万人外流出国。
1987年经济形势恶化,未完成年度经济计划。国民收入仅增长2%(计划为3%,1986年增长49%)。工业销售值B增长33%(计划为37%)
,农业生产下降3%。
国家预算赤B字由1986年的540亿兹罗提增加到1930亿兹罗提,约占国家预算收入的21%,1988年,尽管国民收入比1987年增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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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工业销售值增长54%,但农业生产只完成计划的B98%,国家预算赤字达2610亿兹罗提,通胀率上升到675%,市场商品匮缺严重,群众不满情绪增长。
B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党领导,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急于求成。
1986年6月举行的波党“十大”
通过了加速改革的决定,错误地宣布第一阶段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并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取消物价补贴,使价格改革一步到位。
实现财政预算平衡。
1987年11月,政府公布了第二阶段价格—收入改革的政策原则。计划从1988年1月起将消费品和劳务价格平均提高40%,基本食品价格上涨110%。
政府决定把这个计划交付全民公决。
根据11月29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只有442%的选民支持政府的改B革计划。这个计划超出了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而告失败。政府不得不放慢改革速度。
梅斯内尔总理宣布:“原先拟实行的食品涨价将在今后三年内逐步实行”。
1988年2月1日,波兰政府公布了大幅度提价的公报。
基本食品提价40%,房租提高50%,汽油提价60%。
为了减少职工的损失,每个职工每月得到600兹罗提(合20美元)补贴。当时平均月工资为3万兹罗提(合100美元)。又出现了物价和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被取缔的团结工会乘机煽动工潮。
1988年4~5月和8~9月,全国出现了1982年以来最大的罢工浪潮。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实现工会多元化。广大群众丧失了对改革的信心。政治稳定局面遭到破坏。新的危机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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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
9月20日,梅斯内尔总理承认在经济改革中犯了错误,引咎辞职。他说:“我不打算推卸责任,作为总理,我个人要承担责任。作为政治局委员,我听凭党处理。作为由议会选出的总理,我听凭议会处理”。但是,他又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政治局同意的”
,“政府不是单独活动的”。
9月21日,议会接受梅斯内尔政府总理辞职。值得注意的是,梅斯内尔政府是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辞职的,这在人民波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表现。梅斯内尔成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经济改革受挫的替罪羊。
9月2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十届九中全会,推荐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米。拉科夫斯基为部长会议主席候选人。
次日,波兰议会任命拉科夫斯基为部长会议主席。拉科夫斯基政府如何面对困难,渡过难关?
他会不会成为新的替罪羊?
这是我们在下一编第一章要回答的问题。
80年代波兰的改革,积累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平衡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
波兰是在危机条件下进行改革的,总供给大大小于总需求,难以形成买方市场,企业缺乏竞争意识和改善经营的动力。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通过短期的改革达到经济平衡,应当放慢改革步子,严格控制投资与消费。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提高工资和调整物价三者的关系。
1982年以后,波兰多次提高价格,同时又提高工资补贴。物价和工资补贴竞相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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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波兰的教训表明,价格和工资制度的改革要配套进行,理顺经济增长与价格、工资制度改革的关系。关键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发展生产。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外债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70年代形成的巨额外债成为经济改革的严重包袱。外债削弱了经济基础,造成超前消费和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使改革捉襟见肘。
波兰的教训是:利用外资是必要的,但要考虑到偿付能力,不能靠外债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要控制外债的规模,调整外债的结构,处理好外债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第四,实行经济改革,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争取群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复杂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使每一项改革措施都给群众带来实惠,甚至会使群众暂时降低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否则改革就会遇到群众的反对而遭到挫折和失败。波兰党虽然坚持改革和协商路线,但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群众不满。团结工会利用群众的不满,煽起罢工浪潮,破坏了改革的进程。
第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不实行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摆脱经济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社会政治的安定。同时,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进行。尽管波兰改革遭到失败,但波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向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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