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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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基础上，他们把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异同作为决定国家关系的首要标准，并以我划线，要求别国在观点上和实践中都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
２把所有别的国家看作“非资即修”
，唯我独革。
劳动党B和霍查一方面高唱“反帝反修”的调子，表示要与它们“永远划清界限”
，“决不妥协”
；另一方面挥动“世界革命”的旗子，表示要“支持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并推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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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他们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已是“非资即修”
，而标榜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堡垒”
，是“世界上唯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一贯正确的”
“反修旗手”。
３把自力更生原则加以片面化和绝对化，制定和推行了B一种闭关锁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劳动党和霍查认为，只有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才能保持独立和主权。
特别是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生效的宪法明文规定，禁止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外国公司以及外国的其他经济、金融机构和合营公司，禁止接受它们的贷款。这就把自我封闭载入了国家大法，从思想上的孤立走向了经济上的孤立。这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强调对外开放将会受到“精神、经济和军事上的束缚”
，他们在标榜自己不接受外国援助和贷款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别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
二、阿中关系恶化７０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把原先限于内部的阿中分歧迅速推向公开化和尖锐化，从早先的旁敲侧击变为公开点名，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进行全面的恶毒的攻击。
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举行的劳动党“六大”上，霍查在报告中虽然仍称赞中国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强大堡垒，并表示为“由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光辉胜利而感到无限高兴，为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和朋友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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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豪，称赞中阿友好合作，但他显然若有所指地说，两个超级大国有着共同的反革命战略，那么就“不能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而“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首先是对待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检验世界上一切政治力量的试金石”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任何动摇都孕育着十分危险的后果”。当时，针对中国调整中美关系，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写信给中共中央，无端进行责难，反对中国的这一调整行动。
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的“三大案件”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更是子虚乌有地把它们同中国联系起来，似乎它们都受到了中国的指使和支持。
在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举行的劳动党“七大”上，霍查以很大篇幅公开攻击“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国家只能按其社会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掩盖了区分国家性质的阶级性。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绝不能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正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己承认的，“七大”是一次公开反华的大会。
“七大”以后，阿中关系急剧恶化。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接连召开各种会议，其中主要的有：中央政治局会议（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七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７年６月２８～２９日）和三中全会（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１８日）。在这些会议上，霍查都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谈到了劳动党和他自己反对中国的主要观点，包括反对中共“八大”的报告，反对毛泽东有关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观点，对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的立场，攻击中共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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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恩来同志在苏共２２大上没有维护阿尔巴尼亚，污蔑中共在“九评”后在反修斗争中继续滑向右倾，反对中国１９６４年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反对周恩来同志１９６８年提出的阿与罗、南结盟的建议，攻击中国拒绝接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就两党分歧交换意见而提议访华的代表团，等等。
此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全党全国逐级传达了这些会议的精神。不仅如此，还把这一切告诉了访阿的所谓“左派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
，例如，霍查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３０日接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曾点名反对中国共产党，并把他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稿交给了代表团。
当时，这些做法进一步激化了阿中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部不得不在１９７８年７月７日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和接回专家。照会称，自１９５４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援阿共花费人民币１００多亿元，中国同意援阿的成套项目共计１４２个，其中已经建成的９１个；中国向阿提供粮食１８０万吨、钢材多１００万吨、拖拉机１万多台，等等。中国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专家近６００人。同年７月２９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写信给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对中国横加指责，并把阿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中国方面。
在这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反华言论到了肆无忌惮和荒谬可笑的地步。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过去和当前的一切进行了歪曲和攻击，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的港、澳、台政策，“双百方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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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在劳动党“八大”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７日）讲坛上，霍查公开点名攻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宣布“我国和中国之间除了形式上的外交关系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具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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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８０年代——南斯拉夫全面危机的年代
整个８０年代是南斯拉夫“危机的年代”
，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和党的体制都发生了危机，而且日趋严重。
危机长期延续和激化，最终导致９０年代初南共联盟的解体、联邦的瓦解和内战的爆发。
第一节８０年代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进入８０年代，南斯拉夫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生产发展停滞，外贸逆差巨大，外汇诸备缩减，外债负担沉重，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职工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
正在这种困难的时刻，德高望重的铁托总统在１９８０年５月４日与世长辞。铁托在生前就深感南斯拉夫民族间关系复杂，历史积怨甚深，对立情绪严重，而且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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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别较大。他曾采取多种措施在南联邦共同体内大力贯彻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培植民族间的兄弟情谊。
在政治体制中，为了实现民族平等，规定在党政领导机关中，一律贯彻各共和国（不论大小）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以防止以大欺小或以强凌弱。在联邦议会讨论经济问题的议事规程中，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尊重各联邦单位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避免以多压少或独断专行。
为了培养和锻炼各共和国的干部，铁托总统从１９６３年起不再兼任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的职务，由各共和国经过战争考验的年富力强的干部轮流担任。铁托在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在党政最高机关中设立主席团，作为实施集体领导的机关。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南斯拉夫设立了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从社会总产值中提取一定的比例，资助不发达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上述各项措施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铁托总统健在时，各民族和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如果通过协商得不到解决，最后由铁托裁决，各方都接受并贯彻执行。铁托总统逝世后，南一批有威望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先后去世或退休，南斯拉夫失去了具有高度权威和凝聚力的中央领导核心，上述各项措施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出来。
各共和国涌现出新一代的领导人，开始执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他们成长于战后的和平环境，相互间不存在老一代领导人在战斗中形成的革命情谊。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引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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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荡的情况下，民族间的利害冲突日趋尖锐，民族关系日趋紧张。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力图更多地为本地区谋利益，以取得本民族的信任和拥护，而把联邦的共同利益放到一边。
于是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本位主义泛滥起来。
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１日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了阿尔巴亚族大学生因伙食问题而举行游行示威的事件。后来事态扩大，蔓延到周围城镇。示威者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
，进而分离出去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合并。
当局派军警去维持秩序，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伤亡。后来局势虽然缓和，但科索沃从此成了接连不断的政治动乱的策源地。
１９８１年７月３日，联邦议会根据铁托生前作出的“集体工作、集体决策和集体负责”的指示，通过了一批宪法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各种国家职务和自治职务的任期，每届一般不得超过４年，只能连任一次；如果中途接任者的任职时间超过了任期的一半，就算任满一届。修正案把联邦议会主席、副主席、两院主席和宪法法院院长的任期都改为一年，不得连任。修正案还规定，联邦执行委员会任期满两年后要向联邦议会做全面的工作报告，联邦议会两院要对这一报告进行专门讨论，对其工作作出评价，并对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委员进行信任投票。
这种几乎对联邦领导职务都实行一年轮换制的方法，固然有利于让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干部都有机会担任国家最高职位，但由于任期太短，领导干部匆匆上任，席不暇暖就匆匆离任。走马灯式的轮换，使他们无法对所担负的工作作深思熟虑的长期安排，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因循拖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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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不再设立总统的职位，国家元首的职权由联邦主席团集体行使。联邦总理（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继续由韦。久拉诺维奇担任。
久拉诺维奇来自黑山，黑山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共和国。在当时经济日益困难的形势下，他周旋于几个强大的共和国之间，由于不能再得到铁托总统的支持，工作十分困难，他曾几度想提出辞职。
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经济措施，由于各共和国自行其是，互相掣肘，收效甚微。经济发展停滞，某些指标无法完成。
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年，社会总产值分别只增长２３％和B１４％，明显低于７０年代的增长水平。
工业分别增长４１％和B B４３％，农业只增长０２％和２７％，建筑业由于削减投资，B１９８０年仅增长０２２％，１９８１年下降４４７％。失业人数１９８１B B年突破８０万大关，失业率为１１９４％。
通货膨胀率达到４０％，B职工名义收入虽然增加，实际收入开始下降，１９８０年下降７５％，１９８１年又下降５０％。
外贸逆差仍然巨大，１９８０年为B B６０８７亿美元，１９８１年为４３２４亿美元。外债总额达２０１亿B美元，每年需还本付息４０～５０亿美元，不得不靠重新安排债务或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来解决。
为了克服困难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１９８１年联邦议会社会委员会成立了以当时的联邦主席团主席克拉伊格尔为首的经济稳定问题委员会，集合了国内１００多位学者，分十多个专题来研究和草拟经济稳定长期纲领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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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普拉宁茨总理执政时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久拉诺维奇总理的任期到１９８２年５月届满，在这之前，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干部政策协调委员会就开始酝酿新总理的人选。按照各共和国轮流派干部担任联邦职务的惯例，本届总理似乎应从马其顿产生。但马其顿也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共和国。鉴于南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总理肩负的重大责任，马其顿当时难以推举出合适的人选。南社盟联邦干部政策协调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协商，决定一揽子提出联邦执行委员会四个主要职务的人选：联邦总理米。普拉宁茨（克罗地亚族）
，外交部长拉。莫伊索夫（马其顿族）
，内务部长斯。多兰茨（斯洛文尼亚族）
，国防部长勃。马穆拉（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
１９８２年５月，以普拉宁茨为首的新一届联邦政府经联邦议会批准后就职。普拉宁茨素有“女强人”之称，群众普遍希望她能大刀阔斧地扭转经济局势。
不久，在６月２６～２９日召开了南共联盟第１２次代表大会。这是铁托和卡德尔去世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大会表示要继续贯彻执行铁托的路线，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而奋斗。
代表大会分析了造成南当前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世界能源危机，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美元坚挺和外债利率上升等）和政策失误（高投资、高消费和高福利政策超过了客观的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和外债猛增，使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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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失控等）
，但没有看到自治体制本身的弊病，仍然强调“只有加强自治才能为克服现有经济困难提供可能性”
，坚持要继续贯彻联合劳动制，加强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的执行。
代表大会依然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扩大和增多，继续反对国家集权主义和专家治国论。
在对南共联盟章程的公开讨论中，有人认为南共联盟的思想是“多元的”
，建议用“自治意义上的民主协商”和“民主一致”来代替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集中制只实行到共和国一级就行了，对整个南共联盟来说没有必要，因此要求在南共联盟机构中实行联邦关系的原则。这些意见都遭到了代表大会的驳斥。
根据１２大确定的方针，普拉宁茨政府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