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问_史铁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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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形式必然包含着好的思想，好的思想却未必就有好的形式。——这句话，有人用来证明形式（以及技巧之类）是第一位的，我却以为恰恰证明了思想在先。这问题好像不用多说。比如新的形式，新的形式之前必是没有这一形式的，那么它从哪儿来？再比如恰当的形式，其恰当是对什么而言？
美术最讲形式，或其本来就只表现为形式（形式即内容），所以特别反感用思想来编排它。高明的画家，绝不会是画思想，而是画感觉，画感受。但即便如此，画作的背后还是不可能没有思想的支撑，与引导。不同流派，其实是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一说思想就看见开会，就听见理论和宣传，是历史的误会。即便谈论技法，也常是说它如何如何恰切，或意想不到地达到了某种效果。什么效果？不管什么效果，都一定是符合了某种预先的期待。什么期待？无论什么期待，只要不仅仅是卖钱，就必然——或直接，或绕着弯子地——联系着思想。思想可以不够完整、不够严密、不太有说服力，但它确凿是思想不是别的。
我之所以这么强调思想，是因为现在的写作（或文学）太过轻视它、误会它，而更多的关注是对着技巧，什么转承启合，什么张弛有度，或靠花嘴花舌赢得潇洒，或以某种固有的词汇与句式标榜“美文”。好像一切都不过是娴熟与否的手艺，愉悦而已，忘忧就行，谁真往心里去谁是傻瓜。相反，好朋友一块说说话，倒是能道出很多真切的心愿与疑难，这心愿与疑难，或不如“美文”好看，或不能赢得广泛的读者。我忽然明白，当今的魔障最要归因于价值感。媒体又这么日益发达，声名又这么日益获利，疑难几乎没脸再见文学。可仔细想想，现而今，似乎只剩下“疑难”一词还可贴近文学的贞操。几乎连“真诚”一词也已沦落。疑难，是绝不会说谎的，而“真诚”也已经学会了煽情。
写作者常会担心枯竭，可这人间的疑难会枯竭吗？不仅不会，而且它正日益地向着心灵的更深处弥漫、渗透，触及着宏观所不及的领域。命运的不确定性，应该已经不是问题——这尤其要感谢数、理科学步步深入的证明。问题是，在这不确定的处境中，人只能是随便地走向哪儿呢，还是仍然可以确定地走向哪儿？就是说，“造物主”确定是冷漠无情的，但“救世主”一向满怀热情的明说暗示，人是否听清听懂了？我确实觉得，英雄主义或史诗般的文学已经远去，一切问题如今都更加地指向了人的内心（比如悠久的“行魂”与短暂“丁一”之对峙），吴尔夫有句话：“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旋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
一下就写了这么多，完全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并不直接关涉《丁一》。《丁一》还是多让别人别人说吧——尽管这大概是奢望。不过我同意一点（好几个人也都这么）：形式和内容碰得比较顺手的时候并不多，《丁一》算得是好运气。
祝你也交好运！
铁生
200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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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严亭亭IV
亭亭：你好！
《二月》令人耳目一新，真是让我羡慕。羡慕那样的心境——既像第一场学般地安恬，又像第二场雪那样深藏悲悯。文风自然跟随心境，所有的爱愿都不张扬，却流淌得比比皆是。与其说是那雪景衬托了心境，不如说是那心境，才让人感受到了雪的温润与“簌簌有声”。尤其那群孩子，和那一个隐忍而情深的男人，写得既简洁又令人回味。看见那样的孩子，听着他们的谈话，立刻就看见“窗外雪花飞扬”，感受到屋里面的融融暖意。
常见电视上有一句广告词：“儿童智而中国智，儿童富而中国富”。怎就不见有一句“儿童纯真而中国纯真，儿童向爱而中国向爱”呢？
那群孩子和那一个男人，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童话，现代或现实的童话，不是寓言，不是一种刻意的比喻，而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正因其不确定，所以就更加广阔的——象征。这文章一看就是你写的，甚至可以说，非你莫能。我早就相信写作是宿命的。写作的根源，不在命里还能在哪儿？不从你的命中来又入你的命中去，它还能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呢？你的问题就是太轻看自己，倒让些真真假假的“宏大叙事”给吓住了。还得说“细微之处见精神”才是高品位；所谓“宏大”，一俟张扬倒要变小，唯浸润在日常生活之中才更见其深厚。
现在我才想到，前几年你给我寄来两篇文章，我没说什么，这件事可能给你造成了多么不必要的障碍。其实，我没说，只是觉得那是你一向的文风与关注，也再说不出什么，并不意味着不好。写作，法无定法，唯一不变的是向自己的心魂深处去观看、去发问，不放过那儿的一丝感动与疑难。其实，写作也就是为了这个吧——自珍，自省，自我完善。政治才以服务大众为宗旨，法律才要顾及所有的人，商业才要关注专利。写作最像恋爱，有谁为别人恋爱吗？吴尔芙有过一段精彩的话：“对于那些为了公共事业而作出自我牺牲的人，我们应当尊敬他们，赞扬他们，对于他们不得不让自己受到的某种损失表示同情。但是，谈到自己，那就让我们避开名声，避开荣誉，避开一切要向他人承担的职责。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旋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
你就这样一篇一篇地写吧，不必朝两边看。
我正读着一本杜拉斯的书，叫《写作》。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写书人和他周围的人之间始终要有所分离，这就是一种孤独，是作者的孤独，是作品的孤独……这种身体感受到的孤独变成了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
命运，就在那儿，原原本本丰富无比，它才不在乎什么流派和风格呢！走进它，贴近它，就会发现，它比那些所谓的宏大要宏大得多。
祝全家好！
铁生
2006610
txt小说…天堂
给FLⅡ
fl：你好！
传来的文章收到了。这才是好散文，鲜明着散文的两个最要紧的品质：诚实，善思。我把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品质——疑难——更多地留给小说。（韩少功说，他弄不清的事就写小说，弄得清的就写散文，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想来，写作——还是说写作吧，因为我从来就不曾研究过什么学——的根本就这三样：诚实、善思多在起点，疑难是永远的终结。
诚实，绝不简单，时处今日就更加地不简单。就算我们有诚实之心，我们有诚实之胆吗？人们千言万语地写，是要表白什么，还是要寻找什么？寻找，那就是说我们曾经关闭着什么，忽视、躲避、隐匿乃至惧怕着什么——当然都是指自己心中的什么；因为外在的寻找多属于科学。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这些年你几近孤胆独身地在向那“绝不简单之地”开进。——这是你每次走后，我和希米常有的感慨与感动。这是表扬吗？千万别这么理解。为什么“千万别这么理解”呢？还是有着惧怕。若是秦腔那帮哥们儿呢，敢对天说：我表扬你！
“心被拖累着，小心地收紧着，无缘由地担忧着……”、“‘我就是我’的端庄，是我们无法再找回来的风度。”
大概，这正就是写作千难万难要为人找回来的东西吧！但这风度却一向都在受着别人的迫害。这迫害也不简单，它是绕了一千八百个弯儿之后得手的。在今天，我看它经常的面目就是：社会价值感。秦腔那帮兄弟何以恁般自由，不受它的迫害？他们没沾染这个，他们自信那是唱给天听唱给地听的，一下子就跳过了社会的种种价值束缚。
你对东北、西北和北京之不同的那段分析，可谓经典。但忍受了千年的西北，其反抗，已不仅仅是社会层面，明显有了超越倾向，是向天而吁了。反抗，一是诉诸艺术，必然会指向形而上的疑难；或者说，那反抗，终于触到了形而上疑难，这才成就了真正的艺术。就譬如《圣经》中的“出埃及”，已不仅仅意味着走出埃及那块地方了。而比如说《窦娥冤》呢，其冤由，永远都固定地指向几个贪官，或几项措施；这便使真正的悲剧难以诞生。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说，《圣经》才真正是象征主义的典范。我甚至从那书中读出了这样的意思：好的文学，必是象征主义的。——这或许不过是我的误读，且有些极端。
秦腔中那些具体得近乎抽象、凡俗得近乎诡异、平白得好似有所隐喻的歌词，完全是象征主义的——无比辽阔地指向着别处。忽然跳出来用石头砸击板凳的那个人，就好似不堪忍受的魂灵突地跳离了实际，那神情、那凄厉悲慌又似胆大妄为的嚎喊，真让人不知心惊何处、魂动何由。
其实我是最近才听了一回秦腔的（从林兆华的那出话题中），一听便被震撼。
铁生
200676
：？t。xt。小。说。天。堂
给胡山林Ⅱ
胡山林先生：您好！
谢谢您对《丁一》的评论。尤其谢谢您对我的作品一向的关注、一向如此耐心的阅读和评价。
正如您文中说，人的理想和困境是我“在作品中不断探讨”的主题。此一回《丁一之旅》更是侧重了困境——理想本身的困境，或者说理想本身所埋藏的危险。人类并不乏种种美好的理想，但是千百年中，却常见其南辕北辙。也许，更重要的，并不在理想是怎样的美好与必要，而在其常常是怎样败于现实的。
丁一的心愿谁能说不好？尤其，这心愿大约就是人类理想的源头。混沌初开，“有生于无”，其时分离就已注定，差别就已注定。故自诞生之日始，人便在注定的孤苦中开始了相互寻找，尤其是心魂的相互渴盼。可怎么走来走去却与原初的心愿越来越远、竟至背道而驰了呢？就因为“人要取代上帝成为神”吧，以人定的善恶取代神的要求；进而相信一切理想（或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且务以其实现为成功、为快慰。结果正如您所说，违背了自由原则，倒成就了强权与专制。
所以丁一不是要实验，而是要实现。（娥或还有着实验的意图，对现实保有警惕。而秦汉心里是清楚的，故对“丹青岛”既予赞赏，又存疑虑。）心魂隔离的现实催生了爱的理想，使丁娥走进激情飞扬的戏剧，但最终，强烈的实现欲使丁一忘记了戏剧的原则；或对于他，戏剧原就是一个并非有意的借口。人一落生便向往他人，但同时，这倾向已然携带了危险。这危险，并不止于别人的歧视与攻防——对此依看得清楚：可怕的并不在爱情的扩大，而在权利的扩大。爱情与权利，可谓同根同源。
戏剧的位置，标明了理想的位置。但理想不能存在于现实吗？不对了，理想恰是存在于现实的，恰是现实需要着理想。“人生的理想状态”不能存在于现实吗？好像也不，正如戏剧不仅存在于现实，而且诞生于现实，“人生的理想状态”也是这样——比如说存在于“写作之夜”，存在于无比辽阔的虚真。因为，思或想也是现实一种；现实中不能没有它们，而它们确也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实。
“现实”和“实现”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的：不可实现的事物，不等于不可以追求。而追求，证明了被追求之事物的存在。而大凡存在的事物，必参与和影响着现实；说它“不现实”通常是不欲追求、甚或不许追求的借口。可是追求，总归意味着“欲实现”。但是实现，常又因为“不现实”而行不通。这样的矛盾，使得“存在”的含义特别值得深究。存在，既不同于现实，又不等于现实，它还指向着“虚真”——即无形之在，或不实之真；强调它“不现实”的，或源于不见，或意在抹杀，而必以其“实现”为快慰的，则因弄错了位置而可能走火入魔。
老子说：“有为利，无为用。”比如建房，一个六面体，若无门窗之空，便不能用。又比如懂围棋的人都知道，你落子再多，若终未造空，也还是个死。与此类似的还有篆刻，要留白，所谓“疏能跑马，密不透风”，意思也是要给人想象的余地。再比如人体，不管多么婀娜多姿，倘是死膛儿的，气血也难运行。
理想的意义，正如戏剧，在于象征。人祈祷着美好的生活。人对美好的想象与追寻永无止境。但尽善尽美的生活却不在大地上。因而人创造了戏剧（及种种艺术），来弥补这单调至僵死的生活，以期听见并符合那最为深远的召唤与要求。因而戏剧（艺术）天生来的——用刘小枫的话说——是“象征叙事”，是“圣灵降临的叙事”。“别尔佳耶夫说得不错，所谓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是“无论你如何看，也看不够、看不全、看不尽其意味”的。而“此世中最大的象征者是耶酥基督”，即那至善至美者对永处残缺之人类的启示。但人却不可能就是他。但圣灵却可以降临在人的心中。
理想的不可实现性在于，一、实现了，就不再是理想，但永远都会有无穷的召唤在前头。二、尽善尽美之于人，永远都在寻求中，所以上帝说他是道路。三、这道路，一不可由人智规定，二不可由人力推行，否则无论怎样美好的理想，瞬间即可颠倒，恶却随之强大起来。四、但这理想，或道路，又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永远都是人心中的现实，是如刘小枫所说的：不是“人而神”的实现——即人不可以成为神，而是“圣灵降临”的现实——即“基督精神在此世，才使得真正的象征世界成为可能。……圣灵入驻人的心中，是个体生命的重生过程……”
太阳是怎样实现的？照耀。风是怎样实现的？吹拂。故《丁一》强调“虚真”。这倒不是说，理想完全不可落实，而是说这个务实的人间——尤其在这个重实的时代——特别需要强调：实外之真是多么重要！真情，真愿，真心……哪样不是虚真，不是“空为用”？而一味地求实（利），则容易忘记理想，甚至轻蔑和厌倦了理想；就好比重婚姻而轻爱恋；就好比当今的舞台上，灯光变幻莫测，布景诱人眼球，满台“尽戴黄金甲”，人却似一群群无魂之器被调动得不知所归。而另一面，丁一的一味求实（现），又使那美好的虚真顷刻消散，化作实际的魔障。
我没有见过顾城。我也是从各种版本的民间传说中得知那海岛惨剧的。它确实震动了我。但确实，从一开始我就相信事情绝不会像传说中的那么简单。我并没有向谁核实过什么。跟《务虚笔记》一样，《丁一之旅》也主要是我心里的故事。我只是以“丁一”之名去看那理想的危险。理想的危险正是悲剧所在，它远远高于惨剧。有哲人说过：“悲剧的诞生在于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并不进入灵魂的拷问；唯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没有悲剧精神的地方，并不是因为没有悲剧事件，而是因为缺乏那样的感受力。怎么会这样呢？大约还是因为“人要取代上帝成为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