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邓稼先 _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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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言，等于是一个小教员。他们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物理思想，
节节取得了胜利。
中子输运组的同志利用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应堆的普通外文资料，进行反
推，寻找那些出事故的资料。出事故就是中子的数量超临界，大量涌出。连
锁反应失去控制，产生爆炸。这种爆炸和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不可比拟。但是，
邓稼先他们想到了不可比拟的只是威力，而不是原理，在不可比拟中包含着
可比拟的东西。从可比拟的材料里推导出中子输运的规律。
邓稼先全面掌握三个组，又亲自领导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组。核爆炸
就是高温高压状态，与常温常压下有极大不同，但是，要想知道它们的不同
点在哪里，实在是太困难了。
邓稼先在学海茫茫的大千世界中，终于找到了天体物理中的托马斯——
费米理论。这个理论过去是用到中子星球上的，拿原子弹和中子星相比，温
度大致差不多，都有极高的温度，但密度却没有中子星那么高。所以必须修
正托马斯——费米理论来推导出原子弹所需的高温高压下的状态方程，他们
创造性地利用外推法，求出了极高温高压下的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巧妙地
与低压状态方程连接，得出了相当大区域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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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求。
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这三个组进行突击，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
除此之外，他自己还要搞一些粗估。粗估并不拘泥于具体的精确的数字，而
是把各种条件综合起来，从理论上估计出一个数量的幅度。
此后，他们的工作进入了一个齐头并进的繁忙期，推公式、搞粗估、求
近似值，然后再深入一步；还有精确的计算。推公式需要理论水平，深刻的
洞察力和做学问的灵气。精确计算是枯燥而要求又极为严格的，他们的计算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数字，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堆满了一屋
子。他们当时的计算工具是大小和西瓜差不多的手摇计算机，算乘法正着摇，
算除法倒着摇，还常常靠拉计算尺。每秒一万次的104机，要在分配给他们
的时间里到计算所去用。但是，他们还是用这些简陋的机子完成了需要的运
算。
邓稼先回家后，心不在焉地吃了饭便上床躺着，常常是仰望着天花板，
继续工作。有时闭上眼，但没有睡着。他凭着脑子里背下的内容去推公式。
一个白天始终推不出来的难点，就这样推出来了。
1960年春天，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苏联专家以
前曾经随口告诉他们了一个数值，现在自己动手研制原子弹，这样的关键数
值必须准确无误。对于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值的计算，结果总是对不上，他
们加进各种参数一次又一次的地算下去。他们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
个网点要有五六个方程式。一包包的纸带子从地面堆到房顶。
邓稼先他们从春天到秋天，先后经过了九遍计算，最后经过验证，肯定
了邓稼先他们所得出的数据。
邓稼先有一次讲完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自己便站在黑板前睡着
了，他打的一分钟的盹，质量赛过了平时的一小时，无论怎样辛苦，心情都
是愉快的。
还有一次，邓稼先的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饭时给孩子们开门的事忘记了。
深夜回家，看见自己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互相搂着和衣坐在房门外的楼
梯上睡着了。他心中迅速涌上了一股深深的自责感。他把两个孩子抱进家门
让他们舒服地睡在床上，自己却不知做什么好。
1961年3月底4月初，党中央又把第一流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和
力学家郭永怀都调来搞原子弹，在精神上给他们巨大鼓舞，在科研闯关中起
了重要指导作用。
邓稼先领导的理论部三个小组，在原子弹研制的攻关上节节进展，其它
方面也有了新成绩，尤其是铀235的提炼工作进展顺利。我国独立自主、自
行设计、自己制造原子弹的宏伟设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于是，中共中央于
1961年7月16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要
求二机部“加倍努力、加强协作，战胜困难，完成原子能工业建设的任务。”
1962年 9月，由于理论部拿出了可行的原子弹总体设计方案，23
二机部向中央立了军令状，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1964年，最迟在
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六、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二机部争取在两年后制成原于弹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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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随即，在中共中央
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为主任，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干部
组成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强调：“二机部的
工作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后来，大家把这个要求叫做“三高”。周恩来还反复强调核武器试验要”严
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以及“实事求是，循序渐进，
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经常找科学家和领
导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在每次核试验前夕，他总要仔细询问各
项工作情况，一再叮咛要保证质量，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事故。总理的热情
关怀，对参试的科技人员给予了极大的鼓舞。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国旧址，一座120米高
的铁塔，顶端上托着代号596的球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时，在首
都北京，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一起，手执电话筒聚精会神地听着罗布泊
试验基地来的报告和开始到数十、九、八、七数字的声音。
地球另一面的情报机构，此时也通过他们日夜在我国西部上空飞过的一
颗侦察卫星探测到中国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因为他们的卫星上装有高分辨
率摄影机，罗布泊试验场上布置的测试原子弹效应的楼房、坦克、大炮、汽
车、猴子、猪、羊等，美国地下作战室里的观察者都能一目了然。
邓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老一辈科学家前几天一块被基地
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从北京接来。他在倒数阿拉伯数字的震憾下突然间
紧张到了极点，只能毫无表情地听着报数。猛然间，与一声巨大的轰鸣同时，
铁塔顶端的烟云腾空而起。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分布在不同距离，差不多同
时听到了轰鸣声，同时看到了上升的蘑菇状烟云。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
无反应，他们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多数人是到烟云形成蘑
菇状大火球的时候才突然欢呼雀跃。
邓稼先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很想痛哭一场。他胸中一股
东西在翻腾着，什么也想不到，什么也来不及想，什么想法都排不上队，什
么话也没有说。
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在话筒里等待着试验结果的报告。基地总指挥张爱萍
将军兴奋地大声汇报说：“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周总理在电话中也兴
奋地说：“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立刻到人民大
会堂去！”“原子弹爆炸非同一般，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究竟还有没有问题，
要再检查核实一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周总理的一贯作风。周总理
又亲自通过电话了解取样分析结果，以最终准确无误地确定原子弹爆炸成
功。张爱萍将军向周总理再次报告：“根据多方面的取样分析，证实确实是
核爆炸，很理想，很成功！”这时人民大会堂正在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
周总理赶到大会堂去，他在那里将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公布于众。所有在场
的人先是一阵惊愕、接着便是狂热的欢呼，使劲地跺地板。当夜八时发出了
号外，举国欢腾，中华民族精神大振，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扬眉吐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是一个来之易的时刻，一个震惊世界的时
刻。
毛泽东主席曾经一语道破原子弹的天机，他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
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
10月17月，白宫召开了紧急会议，第一个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核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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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腊斯克警告别过分低估中国的能力，他相信这次核试验将长久地增强
中国的威望。美国总统约翰逊询问，世界各地人们都说些什么？美国情报局
长卡尔·罗温特别说道，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说现在应该接受中国
参加联合国。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捕捉到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放射性云尘并经过测试和
分析后，他们信服中国人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比钚239威力更大的
铀 235，使用了先进的内爆型设计来爆炸裂变材料。他们承认中国的第一颗
核弹比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设计得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一些。10月
20日，他们把以上分析结果报告了美国议会，并且忠告每一位议员，要谨慎
地估计中国的力量，直至有更多的了解。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中国核弹势
力将严重降低印度在远东的地位。1964年10月16日的核爆音响已经成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语言了。
在邓稼先他们的一生中仅此一项贡献就堪称中国人民特大功臣。但是，
邓稼先在取得巨大成就和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不仅忘掉了应该给他带来的待
遇，还忘掉了自己的家庭，甚至忘掉了自己的一切。在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
炸成功以后不久，党委书记刁君寿同志来到了邓稼先的身边，递给他一张回
北京的机票，轻声地说：“你母亲病危！”
邓稼先离开罗布泊的第二天下午，飞机停稳在北京机场。等在机场的妻
子没让他回家，直接带他到了医院，进了病房。消瘦的母亲躺在病床上昏睡
着，床边挂着吊瓶，正向血管里点滴药水。他抚摸着娘的手，这手已经是皮
包骨头。邓稼先喊着娘，娘微微睁开了双眼，已经失神，但仍然透着一丝安
慰的神情。娘的手也没有力气，但他感到娘的手还在抚摸他的手。娘用失神
的眼睛看着他，心里有话，一定有很多的话，但是没有说出来。娘的枕头下
面压着一张红色的号外，露出了一角。娘想说的话，27
仿佛从这里就都表现了出来。
在母亲年迈体弱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都长年在西北高原或者戈壁滩
上。母亲因为哮喘肺炎发展到肺不张，手术也没有使她的病好转。她弥留不
去，一定是等着看他一面。她终于安稳地永远睡着了。邓稼先悲恸难忍，陷
入到他一生中难过到极点的时刻。
七、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3年9月，聂荣臻元帅下令让邓稼先领导的九院理论部中研制原子弹
的全班人马，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因此，我国第一颗
氢弹的代号就叫639。1965年又从原子能所调进了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干力量
到九院理论部来工作。
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
氢弹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放出巨大的能量，叫
做核聚变。氢原于核只有一个质子，带正电；核外只有一个电子，带负电。
氘是氢的同位素，不同点是其原子核内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因此比氢重
两倍。氚也是氢的同位素，原子核里有一个质子和两个中子，因此比氢重三
倍。氘和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核聚变，形成另一元素氦，同时放出一个
中子和放出巨大能量来。这个一定的条件就是原子弹，在原子弹爆炸的一瞬
间产生的高温，足以达到产生核聚变的条件。点燃氢弹要用原子弹，就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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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香烟要用火柴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必需先造出原子弹来才可能有氢弹的
原因。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谈到核武器发展的问题时，
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又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摸索氢弹理论设
计方案。他们想出来各种点子、奇招和办法，就好比是在茫茫黑夜的大海中
捞几根绣花针。然后再从中选择和归纳，由邓稼先主持下决心拿出几个初步
方案来。于是他便分兵几路，分头上计算机去实际运算研制氢弹的可能途径。
其中有一路由理论部副主任于敏率领，在 1965年9月去上海，利用那里的高
性能计算机进行计算和探索。在于敏的指导下，几个青年科技学者终于见到
了一束智慧之光，指点着可能通向研制氢弹的捷径。于敏马上通知了正在青
海全面掌握各路进程的邓稼先。邓稼先立即带了一帮人飞往上海。一到上海，
他就和于敏带着助手们在计算所开始了紧张的连轴转的工作，甚至有时是通
宵不眠。邓稼先组织大家分摊难点寻找解决问题的入口处，终于形成了一个
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后来，外国人称之为研制氢弹的邓…于理论方案诞生
了。
邓稼先和于敏把这个方案向二机部领导汇报了，刘西尧副部长支持他们
立即做冷试验，不久后进行的几次冷试验证明了邓…于方案的正确。于是结束
分兵探索，集中全部力量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中央专委决
定进行两次热试验。第一次是在1966年5月9日我国第三次核试验，用轰…
6中程轰炸机空投一枚核弹，验证解决制造氢弹的热核材料铀—锂，取得成
功。第二次是在1966年12月28日在罗布泊进行的我国第五次核试验，检验
了热核爆炸的基本原理，又获得成功。这两次热核爆炸试验证明了邓…于理论
方案是正确的。因此，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直接进行多级热核弹的试
验。终于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
这个时间，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两年零八个月，这个时间差
距比世界上其他大国要短得多。她在此项科研攻关上显示出来的力量之强至
少是丝毫不亚于外国人的。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党内被诬陷为有一个资产阶级
司令部，北京市委垮了台，成了“黑帮”。北京各大学的党委全部被解散，
书记们都成了“黑帮分子”或“走资派”。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由于担任着
一个系的党总支委员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