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6-她们-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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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这位革命早期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妇女，心里非常清楚，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难以预料。这里不会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况且她已经下定决心要走，哪里还肯留下？
周月林为此去找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已先行前往于都，没有碰到。她就问贺子珍，贺子珍无奈地摇摇头。
周月林不死心，就又去到中央机关寻机请求。气候转凉，军情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转移在仓促布置。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连串生离死别的场景，给本就沉重的红都增添了许多阴郁的色彩。
郭香玉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妻子，因为她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命令留下。相亲相爱、感情甚笃的夫妻离别，总是伴有女人的泪水和男人的叹息。没有人愿意设想，二人自此一别会是怎样的结局。
唐义贞与陆定一，范乐春与林伯渠……
一幕幕生离死别，就像这十月里的秋风，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都不能幸免，算了，留下就留下吧。”
这一留，使她的一生遭受了更多的磨难，没能参加长征也成了她终生的憾事。
撤离瑞金转战湘西踏上漫漫征途的女人
经过了中央的反复筛选、斟酌，最后确定的名额共有33人，其中包括李坚真提供的名单中体检合格的17位妇女干部：
中央党校学员邓六金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
下肖区副书记贺怡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长胜县宣传部长彭儒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
中央局妇女部干事钟月林
粤赣省委妇女干事刘彩香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
中央局妇女部干事危秀英
国家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
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蔡纫湘
中央党校干部谢小梅
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危拱之
还有一位记不清名字的兴国人
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女干部共10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
中央机关总支书记邓颖超
红一军团宣传员贺子珍
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
少共中央局干事萧月华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
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刘英
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
还有总政决定的6名女干部：
红军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康克清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
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
红九军团干部杨厚珍
女红军曾玉虽不在名单之列，但她从长征开始就追随部队，和红军一起走完了全过程，后被列入长征一方面军“三十女杰”之中。
许多苏维埃女干部，因为丈夫被留在苏区继续工作，便随夫留了下来。
曾在随队转移名单上的贺怡，因为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便也留在瑞金开展保卫苏区的游击战争。贺怡这一留下，让她吃尽了苦头，并失去了相亲相爱的丈夫。
队伍出发两天后，彭儒由于过河时着了凉，打起摆子高烧不退，董必武看到后，劝她留下和她的丈夫陈正人一起在苏区继续战斗。就这样，彭儒被老表们用担架又抬回了宁都。
据李坚真回忆，那位不记得姓名的兴国人，随部队转移到湘南后，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之后没了音讯，没能走完长征全过程，所以很少被人提及。
由此看来，跟随红一方面军走上长征路的女红军实为32人，平日我们常说的“三十女杰”仅为概数。
夜色·血色夜色·血色
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陆续撤离战场，开赴于都集结。有如破天的惊雷，一时间，“我们会去哪里？”成了人们见面后的相互招呼。中央事先没有流露任何风声，尽管大家都在猜测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将何去何从，但对红军转移的概念还是摸不透，更没想到命令发布得如此突然。
命令是从梅坑发出来的。李德依然掌握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他的指挥，部队采取“甬道式”转移。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和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分别担任左右前锋；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和由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从两翼掩护；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因作后卫压阵；中间是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还有3000多副挑子的机器和文件。难怪有人把红军的这次转移称作：整个国家走上征途、搬家式的大迁徙、共和国被驮上马背……凡此种种。
中央机关又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军委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纵队，它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党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李德、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都在这个纵队。康克清和李建华也被编在了第一纵队，一个任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一个作机要员。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以及工会、青年团、卫生部门等编为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和邓发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和政委。它是一支极为庞杂而笨重的部队，集中了队伍中所有的老弱病伤者，还有凡能搬运的全部家当。蔡畅、刘群先、刘英、金维映、陈慧清、李坚真、甘棠、蔡纫湘等身体相对较好的女人，分配在二纵队司令部担任宣传、巡视、民运等工作；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王泉媛、吴富莲、李桂英、钟月林、谢飞等身强力壮的女人分在了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多数伤病和怀孕的女人，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
夜色·血色再见！红都！
10月10日，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上没有半丝云朵，偶尔有鸟儿盘旋在高空，不时发出一两声响亮的鸣叫。风已没有了以往的温润，悄无声息地搅动着干燥的空气，让人感觉红都瑞金更加喧闹。中央纵队定于这一天开拔。
在各个路口、街道，在院落的墙里墙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话语中透着激励，言谈中流露惋惜。走的人没想到要把这座红色的城市仔细地看过，留下的人还没来得及清点革命的战果，有谁会把这看作是与红都瑞金最后的告别？
独一无二的队伍女红军们把所有的离愁别绪都暂时抛在了脑后，她们来到马道口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一过中午，她们就陆续来到了这里，从她们的脸上不难看出那种如愿以偿的喜悦。她们穿着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军装还没发下来，但她们确实从这一天起已正式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她们的行装很少，因为中央有纪律，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人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一种标志性的物品。
和女人们一同集合准备出发的，还有毛泽东的老师57岁的徐特立、中央政府秘书长54岁的谢觉哉、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48岁的董必武。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中央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徐老的马是一匹黑马良驹，在集合的队伍里很是威武。那是当徐特立向被留下的瞿秋白辞行之时，重病的瞿秋白换给他的，并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一路上要好生照顾徐老。
来到这里的女人并不完全熟识，她们有的只是听说过名字，还没见过面；有的仅见过一两次面，还不能一字不落地叫出名字；还有的干脆既没听说过姓名，互相也没见过面。但今天，突围转移这一沉重的词汇把她们汇聚到了一起，还将并肩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女人们目送着一队队红军战士，着装整齐地从他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旁边走过。苏区根据地的人民和开拔的战士们所得到的信息基本差不多，他们以为红军只不过是去稍远的地方打一场大仗，开辟更大的根据地。他们还像往常一样，道路两旁陆续站满了听到消息后从四面赶来的群众，为他们的亲属和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红军干部战士送行。儿童团员们不时地把草鞋、毛巾和一些干粮塞进红军的背包；大妈们拉着丈夫或是儿子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嘴里还不停地嘱咐着：
“路上要小心！”
“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
“打完仗要早点回来噢！”
……
傍晚，太阳慢慢地移向了西山，被阳光浸染的云霞铺满了半边天空，黄的田野、绿的树林像是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紫纱。
这时，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大步流星地赶来，眼看着这支性别不一、年龄不整的奇特的队伍，不禁笑了：“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哇！”这一席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接下来，他高声说道：“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不容易呀，大家要互相照顾，共同前进。”邓发还告诉大家，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红军的这次行动，行军都是在夜晚进行，一些女战士还用树枝做了伪装，相互给同伴戴在头上。
当最后一抹晚霞在西天熔尽，进军号吹响在苏区的上空。以往雄壮激越的号音，这一天，细腻而敏感的女人们却从中听出了些许离别的惆怅，这激越而惆怅的号音在她们的耳边一响就是几十年。
女红军们集合完毕，紧随大部队，向着于都方向进发。村庄上空飘荡起的袅袅炊烟和送别的亲人们一起，渐渐地被抛在了队伍的后面。
1934年10月9日，红一军团从兴国开始集结；红九军团于10月7日离开长汀，10日到达会昌珠兰埠一带集结；10月10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一、二野战纵队，也在瑞金周边集结；红三军团则于10月7日开始移交防务；红十五师于15日赶赴于都宽田归建；10月9日，红八军团奉命在兴国县内集结。
开始西征从瑞金到于都，队伍行进在苏区的红土地上，苏区人民的热情冲淡了女人们离别的伤感。家家户户墙头上的南瓜、屋顶上晾晒的红薯干，都是如此的熟悉。她们甚至一路上还不停地做着出发前没有做完的工作，比如向路过的各村庄的妇女宣传红军政策，说服她们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参军，等等。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经过三天的夜行军，中央纵队到达了于都河边。看到于都河岸一眼望不到头的红军队伍，女红军们陡升了一种情绪在心头，说不准用什么词汇表达，也许是壮观，也许是宏大，也许还是别的什么。她们忍不住一次次地回头张望，那一片日渐广袤的土地是她们物质和精神的家园，她们在那里呱呱落地，她们在那里放牛砍柴，她们在那里接受革命的熏陶，她们在那里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她们在那里实践着女人的梦想、体现着女人的价值。这块土地是她们生长、革命的地方，这里有把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她们为之奋斗的苏维埃政权；有她们亲手建起的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片片稻田；有她们的父母乡亲，还有和她们共同参加革命斗争的亲密伙伴。那些熟悉的村庄、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乡音难道就这样抛下了吗？
于都河，就像是一把明晃晃的剪刀，总想剪断女人们与苏区纠缠不清的情愫。然而，怎么可能被一刀剪断呢？不仅剪不断而且是理还乱。女人们面对着汩汩流淌的于都河，想到她们即将离开这片晴朗的天空和自由的土地，向着河对岸不远处的敌人占领区突进，她们的心情沉重而复杂。
直到此时，女战士们和在于都河岸边待命的8万7千多名红军战士一样，不知道部队将走向何方。这也许是她们心情复杂的一个原因，但她们像天下所有的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在默默地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至18日傍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和于都县城西门的塔脚下渡河；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紧跟其后，于10月18日傍晚，从于都城东门渡口渡河；红八军团，于17日傍晚至19日傍晚，在于都河孟口渡河；红九军团16日渡过安远河紧紧护卫。20日晚，担任整个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在于都城南孟口等地渡河。从此，红军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此时的于都河正处在枯水期。傍晚，河面上水宽不超过300米，水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有的地方甚至露出了石块，人和马可以毫不费力地趟水过河，水面稍窄的地方水相对要深一些。于是，红军分别在于都河河面上架起了五座浮桥，以加快过河的速度。中央命令，全部官兵和挑夫必须在一夜之间全部渡河完毕。
加上挑夫和民工大约10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顺次跨过浮桥，涉过河水，真正进入了“整个国家走上征途”的状态。
女人们离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而安宁的红土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跋涉。
夜色·血色长夜漫漫（1）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免遭敌机的轰炸，长征伊始，红军大部分时间是夜行军，而且夜里行军时也不允许打火把。有月亮的夜晚倒也无妨，那本就有着古老传说的月亮和那朦胧迷人的月光，给这条逶迤缓行的队伍增添了几分诗意和画境。一到阴天下雨，天空没了一丝光亮，地上泥泞不堪。这下可就惨了，本来就狭窄的山路，被无数的马匹踏来踏去，成了烂泥塘。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行李带子，稍不留神，有的战士失足跌入悬崖，永远地离开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也有的挑夫，一脚没踩稳，所挑的机器骨碌碌滚下山坡，还有的弄翻了箱子，苏区印制的钞票撒了满山遍野。
“三寸金莲”寸量二万五千里大部队开始行进于闽赣边界的大庾岭山区，道路越发崎岖，坎坷不平。为了不惊动敌人，部队仍然保持夜间行军，而且，多挑一些人们不经常走的小路。这样一来，这些本来就不习惯走夜路的女人们，走起路来难免摇摇晃晃、磕磕绊绊。
女人们的双脚在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以后，有的肿有的烂，正经受着一种身心俱疲的煎熬。在长征途中，红军的药品并不充裕，即使是伤病员都不舍得用药。好在队伍行进得并不快，她们有很多的时间，犒劳那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