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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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七君子”被捕而发表的声明》，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4—75页。
“大家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在于促进政府与人民间的团结一致，成立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
“虽然七位领袖横遭逮捕，被加以恶毒的罪名，救国会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场：救国会不反对政府，也不亲共；它主张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
“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它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
最后，她像常做的那样，以昂扬的、战斗的精神作声明结束语：
“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
以统一战线为目标，她现在把谴责集中在日本敌人身上，而不是国民党。
在上海，她把她的寓所作为营救“七君子”和受到威胁的救亡运动进行内部联路的总部。她再一次挺身而出，请各方把捐款和声援函电直接寄给她。上海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代替以前的《中国网》）上，多次刊登了以下通告：①
①英文《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上海，1936年8月15日。
援助中国
我们中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员——工人、农民、作家和知识分子——热切地向外国朋友们呼吁：给我们财力上的支援，以继续进行我们的爱国解放运动。我们的任务很大，财力却很有限，因此不得不吁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士在财力上给我们帮助，使我们得以顺利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捐款请汇寄给孙逸仙夫人收，地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
当时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和宣传出版工作的吴大琨教授回忆说，“这时，《救亡情报》（救国会机关刊物）的公开通讯地址，也只能改为‘上海莫里哀路29号’，即宋庆龄同志的寓所。宋庆龄同志收到全国各地来信、来稿后，就通过美国人格兰尼奇（《中国呼声》主编）派人送给我。我有什么要向宋庆龄同志请示、汇报的信件，也由格兰尼奇转交。”①
①吴大琨着《在宋庆龄同志领导下工作》，载《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26日。他当时在英文《中国呼声》工作，并经常以James K．T．Woo或James Woo的署名为该刊写稿。《中国呼声》取代以前的《中国网》，由
像通常那样，她也呼吁国际上的道义支援，并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国际知名人士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对沈钧儒等被捕一事表示关切。联署的美国知名人士有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道格拉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保罗·门罗、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古德温·沃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K·基尔帕特里克、教会领袖哈里·F·沃德主教和拉比·斯蒂芬·S·怀斯、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新共和》杂志主编布鲁斯·布利文和《民族》杂志主编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
（六）宋庆龄和“西安事变”
这时，人民的抗日要求传播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去。1936年12月，在内战主要基地西安，蒋介石被他部下的两个将领强制扣留，其中之一是“少帅”张学良。在1931年日本侵占他的家乡东北时，蒋命令他“不抵抗”，现在却要他的部队去打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队率先响应“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特别是在对红军作战失利而红军把俘虏待如朋友并释放回归之后——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另一位将领杨虎城是陕西人，他不愿意使陕西省变成内战的主战场。而且，他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倒是同本省进步人士有来往，所以他跟随张一起行动。
当蒋介石在他们手中时，张、杨要求蒋也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使之成为全国性的统一战线。但蒋起初十分固执。如果不是共产党派周恩来到西安，事情恐怕会变得对他十分不利。共产党提出，蒋如同意实现国内和平、对日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就释放他。共产党人是蒋介石一直在设法消灭的对象（对周恩来的脑袋也是悬了重赏的）而且现在蒋的生死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却作出了这样的建议。这对全中国和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远超过自身的恩怨。
蒋最后表示同意，随即被释放回南京。这一发展是由于他的妻子宋美龄和妻兄宋子文的合作。他们从南京飞到西安，同张、杨和周恩来进行了商谈。他们在国民党内部代表亲西方的势力，是反对亲日派的。他们使蒋介石相信：南京的亲日派政客正在策划轰炸西安，其目的不止是为了延长内战，也为了乘机置蒋于死地并把权力夺过去。①
①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同蒋夫人及宋子文一边去西安。他向将证实了蒋夫人和她的哥哥对时局的这一看法。端纳本人虽然反共，也强烈地持同一意见。见厄尔·艾伯特着：《中国的端纳》（英文），第319页。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何、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起过什么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话），这是许多人曾提出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有的互为补充、有的则相互矛盾），要得出充分而确切的答案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色中国随记》一书中写道，①通过“X”（据有力的推理，系指宋庆龄）这一渠道，原来考虑对蒋进行公审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莫斯科的强烈意见，必须确保蒋的恢复自由，否则共产国际将开除中共——斯大林和苏联可能认为如不释蒋，中国将发生大规模内战，日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①《红色中国随记》（英文）。
斯诺在他的《复始之旅》中说，在苏联严厉批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曾请宋庆龄公开谴责西安的叛变并要求释放蒋介石。宋庆龄告诉斯诺，她当时是这样回答她的姊夫孔博士的；
“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①
①《复始之旅》，第112页。
中共同宋庆龄当时在上海的联络人回忆说，①西安事变后上海地下组织曾收到过中共中央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说蒋介石将受到审判，次日收到的第二封则强调联蒋抗日。
①李云1986年7月10日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近年来在中国许多出版物上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宋庆龄听到蒋被扣消息后急于同何香凝，同飞往西安，以寻求解决办法，但因找不到飞机而未能成行。①
①何香凝的女儿、已故的廖梦醒在同本书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否认她母亲当时曾经考虑过作西安之行。她说，当时她同母亲在一起，如果有这样的事，她肯定会知道。
胡兰畦在回忆录中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线索。胡在1931年陪同宋庆龄从柏林回国后又回柏林，被纳粹逮捕，经宋庆龄、鲁迅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名义，向德国驻沪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始脱离魔掌。1934年，她在为国民党将领李济深工作（李在广西省很有势力，主张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派胡送一封亲笔信给宋庆龄，促请来采取紧急行动，为了抗日团结使事件和平解决。宋庆龄看了信后说，“从这几天发展的情况看来，还不至于酿成内战。这个信我直接回李先生。”在给李济深的复信中，宋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李济深还积极进行调解，亲自出面向南京政府呼吁：“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决不可轰炸西安”，又电西安的张学良，一定要保护蒋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①
①《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年）》，第312—313页。李济深在1927年曾镇压过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公社起义。但在对日本的问题上，他采取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从而使他走向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及战后时期，他同左派合作，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是参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党派之一，李济深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
但当时同宋庆龄关系密切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却回忆说，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和妻子格雷斯一起同宋庆龄干杯，“不管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①确实，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并且是对宋庆龄本人。在那些日子里，她又接到匿名的恐吓电话，还有附着子弹的信件，明确警告她——如果蒋死了，她也休想活到第二天。她的弟弟子良也警告她，蓝衣社对她有加害的阴谋。关于她当时曾受到威胁，各方的说法倒都是一致的。
①据马克斯·格兰尼奇在1982年冬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同本书作者的谈话。1936年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主编《中国呼声》，与宋庆龄亲密合作，私交甚笃。
在上海长久流传的一则故事说，蒋被扣后不久，美龄就打电话给庆龄，急迫地要求她设法请一位有地位的共产党人到南京去（这是在蒋夫人同宋子文飞赴西安之前）。中共指定同国民党高层接触的代表潘汉年得到庆龄的通知后去了南京。（为安全起见，他在南京前边的一个小站下车，以防邀请他去的人叛卖他，也防国民党亲日派袭击，因为亲日派要除掉蒋介石，作为扩大内战的第一步。）据说，蒋夫人在南京接见潘汉年时恳求共产党保证她丈夫的安全。
时隔半个多世纪，又缺乏足够的公开资料和档案（有一些在以后的战乱中肯定已经散失），要分辨这些说法的是非真伪是很困难的事。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文字材料发现或公布可能会有助于弄清真相。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都提到了宋庆龄。在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此都有记载：①
①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1—72页。
在改组政府的问题上，“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来自东北的著名爱国知识分子、张学良的朋友。沈、章当时都在狱中（救国会“七君子”案），沈是法学家、章是实业家。
在另一个问题上，“宋（子文）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当时由被扣留的蒋介石授权代表他同张、杨和中共谈判。）
（七）从主席台到监狱大门
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于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欢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来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①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76—79页。
“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
“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政府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
“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从国民党的讲坛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了。但这不是说国民党政府已放弃了它的老一套作法。这方面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七君子”的释放不但没有实现（这是在西安对蒋提出的条件之一），反而加紧对他们的迫害。对此，宋庆龄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反击行动。她从国民党中央的讲坛上（在这里她发表了讲演但没有效果）走下来，回到群众斗争的领域中去。她把民权问题同抗日救国问题联系起来。7月5日，她带了简单的铺盖，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一道来到苏州，要求把他们也关押起来，和“七君子”一起受审。
国民党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时弄得惊惶失措……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连声说，‘我们怎么敢关押孙夫人？我们怎么敢……’宋庆龄同志就当众训斥国民党的法官说，‘你们竟敢把爱国的领袖都关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这种事来！’法院院长和一大堆国民党官员就只好都站着听宋庆龄同志的训斥，口里还连声说，‘是，是，是……’”①
①同注14。
宋庆龄等人又等了好几个小时，目的已达，才返回上海。
这个“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数以千计的人签名请愿，群众救国热情更为普及。
（八）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就在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后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北平（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妄图实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中共代表很快到达南京同蒋介石谈判联合抗日——这一点他现在已不能公开拒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救国会“七君子”的释放还拖了几个星期才予兑现，并且还要“交保”以保住政府的面子，虽然没有人会以为他们将再被拘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又进攻上海，战事的规模比1932年更大。蒋介石终于派出了自己的部队进行抵抗。在此之前，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专程从延安南下，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共同抗敌的条件。在访问被围困的上海时，他们去拜访了宋庆龄，告诉她谈判情况。宋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
9月22日、23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先后发表。宋庆龄深为感奋，在9月24日发表的《国共合作之感言》中说，最近十年来两党的对抗和内战“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没有意想到的”。她接着指出，抗日胜利的关键在于遵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20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于此，“如果以后这十年能够继续贯彻孙总理的全部主张，我敢断言，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被铲除干净，帝国主义也早已被驱逐出去，而中国也早已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了。’，但十年来，无数有为的青年牺牲了，无数经验教训在内争中被抛开了，致令外敌乘隙而入。①
①参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336—337页，及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104—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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