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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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深深影响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后来在红卫兵

　　　　中自然形成的老红卫兵和造反派“两派”，可以说与之有很大关系。具有高贵血统的干部子弟开始感到恐慌了
　　　　1966年7　月下旬，在一片“造反有理”的怒潮中，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被以“黑帮”论处已成定局。以北大“六一八”
事件为起点，各地各单位都陆续发生了揪斗领导人的现象。7　月下旬开始的反工作组斗争，又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
干部打入另册。
　　　　这一时期捉摸不定的政治风云，使许多高、中层干部及其子女恐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之所以响应毛泽东
号召起而造反，主要缘于他们那高贵的革命血统及政治色彩极浓的家庭教育。他们对剥削劳动人民，歧视劳动人民的旧
时代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有一种本能的仇视，而对他们现有的美满家庭，优裕的生活环境，高
人一等的社会地位，高干子弟们则又有一种本能的珍视。所以当毛泽东讲有人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使中国的红色
江山改变颜色的时候，这些高干、中干、普通干部的子女们便坐不住了，他们在强大舆论工具的煽动下，带头扯起了造
反动派反的大旗。
　　　　历史证明，在没有经历近代工业冲击过的社会中，封建主义的意识观念就依然是不可低估的。在适当的机会下，它
们甚至可以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就是如此。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传统、讲究血缘宗法观念的社会。这是不言自明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待诸如“地、富、
反、坏，右”等“阶级异己”分子的政策，一直存在着“左”的偏差。这些人不但被宣布为社会所不容的“败类”，在
经济待遇和社会生活上予以极刻薄的压制，使其在政治地位甚至人格和尊严上低人一等，而且其家属也都被打上了“黑”
的印记，成为中国社会的“贱民”。也正是传统的血缘宗法意识作怪，这些所谓“阶级异己”分子不但要为生存付出超
常的努力，而且他们的子女也升不了大学、找不到令人羡慕的职业，甚至连婚姻都只能在同样的圈子内解决。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已有实际上的“血统”鉴别现象。
“血统高贵”者（如革命干部、老贫农、老工人、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后代）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优越的待遇，而
“血统低贱”者（如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则往往是人们鄙视、轻贱的对象。
　　　　也正是在17年间，这种由血统而来的使人在社会地位上形成天壤之别的现象，使无数正处于学习阶段的青少年们形
成了最初的“血统”意识。当这批青少年后来成为“文革”时大砍大杀的红卫兵时，这种讲究“血统”的意识就构成了
他们鉴别“好人”与“坏人”的标准，也为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高干子弟们没有料到“文革”之火也使他们自己感受到被灼烧的滋味。他们这时才领悟到毛泽东一再重申而被他
们自己一再忽略的谆谆教导：“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具有高贵血统的干部子弟开始感到恐慌了，他们意识到中国将面临着阶级阵线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国持续了近20
年的阶级格局将重要划分。“贱民”的行列中将增添许多新的成员，这些成员可能就有他们自己。
　　　　这些高干子弟的父辈——老干部们也对“文化大革命”使革命几十年反而成了革命的对象不满，这成了他们大发牢
骚的主题。中国社会以“血统”划分的等级观念，曾令干部出身的青少年学生形成了自傲和飞扬跋扈的性格。而父辈一
夜之间由“红”到“黑”的沦落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脆弱的心理蒙受了极大的打击。
　　　　在北京，高干子弟一般集中在几个有名的学校学习。动荡的时机使他们抛开了繁重的学习任务，他们在一种自然的
排外情绪中自觉地走到一起，互相谈论着政治形势，炫耀着父辈的职务和光荣历史，议论着目前各自所处的难堪境况。
　　　　残酷的政治现实使相当多的干部子弟感到惶恐不安，犹如惊弓之鸟。他们聚在一起，很少再谈造别人反的事了，而
是猜测各自家庭的命运，发泄家庭受到冲击的不满情绪。在冲动和义愤的驱使下，在潜滋暗长的以血缘划分等级观念的
思维中，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为父辈和个人的自尊辩护。
　　　　7　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部分高干子女学生，贴出了那副引人注目的对联。
　　　　对联贴出后，立即招致了其他出身不太“高贵”或“低微”的学生的反对，双方在校园里就对联内容展开了激烈的
辩争。
　　　　辩论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写对联的一方坚持己见，为表示对出身“低微”的学生的鄙视，他们特将此对联起
名为“鬼见愁”。

形势的发展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高度重视

　　　　8　月1　日晚上，发明对联的北航附中干部子弟被自己掀起来的轩然大波所陶醉，他们决计把这场风波进一步推向社
会，以期引起更大的社会影响。处于狂热状态中的干部子弟们找来了大红纸，在教室里写了几十副“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这群青年学生成群结队举着刚写的对联，骑着自行车耀武扬威地出了校门，在学院区横冲直撞，嘴里高喊着“老子
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将对联贴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和一些中学校门的门框上。
　　　　这些学生所到之处，立即引起了观点对立两派之间的激烈辩论，整个学院区及城内一些中学，派性开始迅速膨胀。
　　　　8　月2　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了对“鬼见愁”对联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指出这副对联是“不全
面”的。他认为如果按照对联的观点来进行“文化大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又将会成为一次打“死老虎”的运动，
这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建议红卫兵们将其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但陈伯达的意见并没有被北航附中干部子弟认同，虽然并没有人当面反驳陈伯达的意见，但背地里干部子弟们却牢
骚满腹。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鬼见愁”对联，引得清华园有不同意见的学生上前辩论。
两派学生相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还出现了拳脚相加的场面。
　　　　在北航附中、清华附中连续几天的辩论诱发下，潜滋暗长的“血统论”观念使一些学生萌发并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
弟协会的念头，北京的一些高校如北大、清华等都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
　　　　“贫协”这种组织，是“四清”中社会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其实大学里根本没有什么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贫协”
的出现，实际上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要标榜自己父辈在旧社会的低下地位，从而说明自己在现实中纯正高贵的血统。
　　　　在北大、清华学生的带动下，北京各大学、中学纷纷以出身为纽带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像什么“革命军人子弟
协会”、“革命烈士子弟协会”、“工人子弟协会”、“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等等。
　　　　形势的发展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干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
的。“文革”的目的是搞倒“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以前都是英雄，“文化大革命”是整
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英雄的，如果不扭转干部子弟的自来红思想，如果任其各种各样的“子弟协会”泛滥，必将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立即下令干涉“贫协”的组织活动。
　　　　为制止这场辩论，把斗争引向斗“走资派”的轨道。江青于8　月4　日来到北京大学。
　　　　江青的开场白是极具煽动性的：“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台下
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江青接着说：“小将们，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江青并没有责怪小将们，而是用一种爱惜的口吻讲
了她的担心。她号召小将们团结起来，集中精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的规劝，仍然没有平息这场争论。
　　　　8　月6　日，对联的创造者和拥护者在北京天桥剧场摆开擂台，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辩论。中央文革的康生、江
青等人也应邀前去参加。
　　　　对联拥护者为赢得辩论胜利组织了大量的队伍，会场内外，摇旗呐喊，口号震天，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对联的反对
者，尽管人数不少，但由于无人组织，成了一盘散沙，因而对联拥护者一直占据着辩论会的主导地位，讲台始终为他们
所占据。他们尽情地阐发自己的观点，搬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条条框框，试图说明他们父辈对中国革命乃至对世
界革命的贡献，说明他们的老子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中国才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他们的老子是中国的有功之臣，
是英雄，而英雄的儿女在娘胎里就接受了革命的家教。从娘胎里出来的时候，就红得发紫。中国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非
他们莫属。
　　　　自来红小将们的发言，台下平民子弟越听越生气，但谁也不敢上台去反驳，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讲台。
　　　　在会议进行到高潮时，干部子弟簇拥着“血统论”中最高贵的人的妻子江青，要她表示意见时，江青很谨慎，反复
声明她赞成陈伯达8　月2　日的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鬼见愁”对联和陈伯达的修改联虽有一定区别，但在肯定血统论这一点上却无异议，只不过陈伯达修改的对联有
给出身不好的人以出路的意思，这样或许可以扩大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支持面。但红卫兵认为，陈伯达的修改联不如原来
的明确。
　　　　对联涵盖的文化意趣实际上是由中国政治文化对传统观念的吸收和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提倡构成的，所以传统的血统
论观念和等级观念并不是江青几句话就可以改变的。天桥剧场的大辩论，不但没有能在红卫兵组织内部就“鬼见愁”对
联达成意见统一，反而使“鬼见愁”对联得以传播开来。北航附中和其他几所学校的干部子弟都极力鼓吹“自来红”的
论调，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副“鬼见愁”对联在以后一个时期内，又出现了内容相同字面略异的新变种。
　　　　如：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基本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字上牢
　　　　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谁敢翻天
　　　　8　月下旬，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写出了所谓《自来红站起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红卫兵战校对形势
的十点估计》等文章，公开支持“鬼见愁”对联所宣扬的“血统论”观念。
　　　　由于以血统区分贵贱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成为了一种惯性政治行为，这种以血统划分等级的观念也在
无形之中积淀在青少年一代的心中。所以，表现“血统论”观念如此明显的“鬼见愁”对联才能在这一代红卫兵身上找
到释放能量的缺口，并成为了许多红卫兵思维和行动的指南。
　　　　贵族子弟的“觉醒”导致了他们行为上的理性，他们不再盲目地东拼西杀了，即便对中央文革的指示，他们也要慎
重考虑。于他们有利的事他们义无反顾地干，于他们毫不相干甚至会危及他们家庭或前途的事，他们决不插手并全力加
以阻止。他们过早地成熟了，过早地担起了维护本阶层利益的重任。

对“血统论”思潮问题新的一轮争论

　　　　1966年8　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贴出了其与别人联合署名的大字报《从对联谈起》。在《从对联
谈起》这张大字报中，谭力夫在肯定必须坚持阶级路线的前提下错误地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当做”全面的“、”策略的“中共党的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
　　　　同时他又提出“鬼见愁”对联立论幼稚和颇偏，建议补充一幅“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
的对联。谭认为前一幅只说明了过去，后一幅指明了未来，是不唯成分论。两联加起来较为全面。在这之前，红卫兵们
对“鬼见愁”对联的争执只是局限于对联包含的思想正确与否，还从没有人像谭力夫这样把它提到“阶级路线”的高度
来认识。因此谭力夫的大字报在北工大引起了轰动。
　　　　8　月20日，对立观点的人点名要谭力夫在关于工作组和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上表态。身为北工大“巴黎公社”红卫兵
负责人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以滔滔不绝的口才一气呵成了几十分钟的讲话。
　　　　这篇讲话后来被印成《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材料而闻名全国。
　　　　在这个讲话里，谭力夫认为绝大多数干部及其子女都是好的，即使有缺点错误，也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小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工作组有许多地方应当加以肯定。他个人认为，不加分析地冲击，批斗甚至诬蔑中共党和国
家的各级干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这样一篇维护中央和党的领导，要求稳定秩序的讲话，表达了许多人对社会纷坛变化、
动荡不安的忧虑心情，但谭力夫的讲话表露出来的“自来红”倾向极易使人产生他在宣扬“血统论”的错觉。
　　　　作为北京工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谭力夫，虽然其大字报是针对北工大校内情况而言的，但他提出的问题
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所以谭力夫的讲话在几天之内就风靡了全北京的大中学校，引发了大中学生对“血统论”思潮和
“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问题新的一轮争论。
　　　　谭力夫讲话在北京各大中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在北京许多重要的道路旁也都有复制件，但遭到了许多红卫兵派
别的反对。9　月13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贴出的致北师大校文革筹委会的信中，公开称谭的讲话是“反对毛泽东
思想的大毒草”，应当立即收回。9　月15日，以北师大“井冈山”、北工大“东方红”等十几所高校的“少数派”组织
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　十六条'　联络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并先后于9　月26日、
10月4　日、10月8　日连续三次召开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联委会”还在先后三次向全国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发出
公开信，以“肃清”谭力夫《发言》的“流毒”。
　　　　一些红卫兵们认为，谭力夫的讲话给他们在学校里批斗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提供了理论依据。许多高干子弟认为，
谭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在随后而来的一段时间里，“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