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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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去几折腾，使地院' 东方红公社“声誉鹊起，”东方红公社“的头头王大宾也成为北京大专院校的”五大学生
领袖“之一。
北航“红旗战斗队”也是在揪斗工作组长、冲击国家机关的斗争中出的名。8 月25日，北航“红旗”学生在国防科
委门前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某局局长——赵如琼。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报告主管领导人
林彪，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佳，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罗舜初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的粗暴举动，
请求林彪指示。但始终未收到林彪回音，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北航“红旗”表示支持。
9 月21日晚，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学生，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22日夜，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保证
书”：“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琼），如果被学生杀死
或打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陈伯达出奇制胜，解决了难题，赵如琼再也没有理由躲藏。9 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琼，北航“红旗”撤走。
此事轰动一时，北航“红旗”家喻户晓，它的负责人韩爱晶也成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当时曾有一位年轻记者
写诗颂之，其中有这样几句：“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
在北京造反学生的影响下，外地学生和群众对当地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冲击也十分激烈。
“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这是全国造反派一致的口号。湖南的造反者喊出了轰动一时的“打倒
一切当权派”的口号。9 月9 日，长沙高等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业的造反派在东风广场召开了“全市革命大军炮轰省、市
委暨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
宣布这个口号时，全场欢声雷动，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国几乎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造反派小报都登载了湖南造
反派的举动。
在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都发生了学生和工人包围省、市委机关，炮打各级“走资
派”的事件。10月29日，为了“揪出省委内的走资派”，吉林师大的造反派派出两个“战斗队”分别进驻省委和长春市
委机关大楼，同那里的造反派并肩战斗。省委机关再没有一间平静的办公室，再没有一张洁净的办公桌。省委书记处的
书记们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不得不转入“地下”办公，变公开活动为秘密活动。
甚至，军事领导部门也遭到造反学生的冲击。10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来揪国防科委副主任路阳
（他在“文革”初期当过工作组长）。学生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冲击国防科委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11月初，
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的一些师生，反对总参谋部李天佑、王新亭两将军在该院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学生们来京在国防部大楼门前静坐，要求揪斗李天佑、王新亭。国防部多次派人劝说无效。11月8 日，600 多学生冲击
国防部大楼。解放军两个营在那里警戒，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牵手地挡住学生。而学生打破玻璃，搭上木板，一头搭
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头上，踩着木板冲进了大楼。这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外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在北京发生
多起。
现实的教训促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自救
经过1966年8 、9 、10三个月的“天下大乱”后，中共中央高层政治斗争形势已十分明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
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对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但既然中央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然就要涉及到一大批高级干部和地方干部。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
无疑会使这些干部蒙受创伤。
在中国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悲喜剧深深地刺激着这些干部的子女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走在“文革”前列、自认为“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的高干子弟，却突然面临着随时被打入“黑帮”行列的危难，“革命”
革到自己头上了。
现实的教训促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自救”。而要“自救”也就只能是同声相求，同病相怜，共同的危急感使他
们努力抗争，而“血统论”的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他们的。
对于这些干部子弟来说，举起“血统论”的大旗并非偶然所致。
随着形势的发展，实际存在着的“血统论”意识、被批判着的“血统论”观点、植根于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
情感，相互扭结在一起，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奇特的现象。
于1966年8 月25日组建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就是最早成立的一支以维护当权派利益为宗旨的老红卫兵组
织。不久东城区、海淀区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成员有300 余人，大部分成员出身于干部和军人家庭，而且
有相当多的成员是高干子弟。
“西纠”宣布自己的“职责和权利”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
动”，“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品和禁令”：“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保卫重要的国
家机关和主要街道。
对当时那种局势早已忧心忡忡、深感不安的周恩来总理立即给予支持。他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
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条件，还包括御寒用的棉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像雪片一般飞向全市，飞向全国。“通令”规定：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任意揪斗，不准武
斗，打死人偿命，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不准迫害革命老干部。
“西纠”先后颁布了十三条通令，主要内容是强调政策，如规定：严禁查抄国家机关和国家负责干部的家，“力争
不出现武斗”，以后又进一步明令“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通令的这些内容对当时缩小武斗
和混乱局面有一定作用。纠察队还在红卫兵的一些活动中维持秩序，曾竭力阻止某些大学生冲击国家机关，揪斗领导人
的行为。
纠察队还组织全市巡逻，组织红卫兵冲击造反派揪斗地质部长何长工同志的集会，把被他们从医院里拉出来的何长
工保护起来。
周总理特意安排了纠察队员在毛泽东接见各地红卫兵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的袖章，借以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但
毛泽东没有接受。
然而，纠察队既要协助红卫兵造反，就不可能真正制止武斗。纠察队员和作为纠察队主力的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就有
私设刑堂。私刑拷打、体罚、侮辱人的行为，打人致死的事情也屡屡发生。
北京市第六中学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随着“血统论”的恶性膨胀，“西纠”在六中建立了所谓
的“劳改营”。这座“劳改营”设在六中的后院，屋旁稍稍突起的门楼被作为岗楼。抓去的人从小门进入，与前院隔成
了一个独立的居所。
“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一类人，被押进“劳改营”后，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要
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
澡”、“鞭打”、“突刺”、“扫膛腿”等惨绝人寰的大刑。纠察队员还用“犯人”被酷刑折磨流出的鲜血，在审讯室
墙壁上写下了拳头大小的字：“红色恐怖万岁！”。
北京市第一中学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营”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300 多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
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
红卫兵纠察队把自己看成是“文革”的宪兵；的确，它做了一些制止在抄家中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的事，但是，它更
突出的形象是带血的，在“红色恐怖万岁”，“打击阶级报复”等口号下，诸如“狗崽子”、“反革命”、“右派分子”、
“地主”、“资本家”等等便成了他们手下牺牲者的莫须有的罪名。没有法律，没有审讯，一切加害随同而起，棍棒皮
带交加，事情过后，扬长而去。个别红卫兵残害无辜的手段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西纠”的粗暴、骄横引起愈来愈多群众的反感。老红卫兵凌驾于其他学生之上，纠察队凌驾于一般红卫兵之上的
状况，使学生中的矛盾扩大。纠察队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广大群众加入运动的倾向也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
中央文革小组最早察觉了“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的离心倾向，陈伯达说：西城区纠察队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
派，已经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最后，终于触怒了江青。
江青说：“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的。”
造反派围攻纠察队，批斗周荣鑫，矛头直指周恩来。纠察队失势了。
“联动”六冲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这些老红卫兵大多是中国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风暴里被打倒或“靠边站”
的领导干部子女。这些人曾经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无比的崇拜和热爱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初期参与和发起
了无数骇人听闻的过激行为。正当他们拿着皮鞭、木棍向被打成另册的牛鬼蛇神一顿猛揍的时候，想不到自己家大门也
被人家踢破了，自己的父亲也被人粗暴地拉上斗争会，享受皮鞭和棍棒的滋味。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使他们打人的手
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他们发热的大脑也开始冷却了。
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 文化大革命' 的最新发展和干部子弟应采取的对策”。这群
青年学生大都是从外地串连后返回北京的。他们脑子里乱糟糟的，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所到之处，
省、市、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造反派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已经延伸到中央各大机关。过去掌握权力的人全部
变成了“黑帮”，都在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干部子弟开始产生疑问：这就是毛泽东号召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
革命”吗？如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无疑我们前些日子的举动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发丧。
前些日子，中央军委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更使他们兴奋不已。四位老帅明显地在批
评当前的这些过头的做法。这给了他们鼓舞，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聂之流干到底！”
“应该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像' 西纠' 那样。”不知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紧张热烈的讨论接触到主题，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 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 三司' ，咱们是' 四司'。”
有人说。
“要不就叫' 造反兵团' ……”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 造反兵团' 也太俗气，我看就叫' 联合行动委员会'
吧……“
“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多数人都赞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而且，有人还建议
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以示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
员，主持常务工作，由北京工大附中于增寿同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
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官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在此之后，他们以北京市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到处进行串连活动。
12月5 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宣言”公布，以北京市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正式
成立。
当晚，北京街头出现了如下的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指1966年11月中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军委副主席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作法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
为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奔走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
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了一条大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在造声势的同时，也开始主动出击，向造干部反的红卫兵发起挑战。12月6 日，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
成员来到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三
司”的围攻。“三司”才不买“联动”的帐，而且他们对这些高干子弟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牛皖平寡不敌众，还没开口
就败下阵来，只好夺门而逃。
“联动”并不甘心，第二天派出石油学院附中、农大附中20多名能言善辩的学生来“三司”寻衅。“三司”用电话
调来上干名造反派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争执不下。
周恩来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来调解。经过了周荣鑫的耐心劝说，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
“三司”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与此同时，12月7 日，在民族文化宫由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三司”和“联动”
为争取联欢会主动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主持者偏向“联动”，“联动”获得了主持权，“三司”代表愤然离开
会场。“三司”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联动”勾结“走资派”廖承志，“妄图利用外事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无中生有
的事。为此，廖承志被江青多次点名批判。
12月16日，江青在北京市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点名批判了“联动”，作为“联动”理论
基础的“鬼见愁”对联，也遭到了厄运。大会决定解散以“联动”为核心的红卫兵纠察队，并决定逮捕首恶分子。江青
严厉地指出，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东纠”。“西纠”和“海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