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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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保卫委员会”代替了上海市公安局：“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
取代了上海市委。
　　　　1　月8　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
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　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
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翌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位置，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
　　　　中央各部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舆论一律，这也
是当时的一大特征。
　　　　《文汇报》刊出的《紧急通告》，接着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要陈
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
　　　　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社论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中说：“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
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一措施
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与日俱增

　　　　1　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
贺电发出。贺电中说：
　　　　“你们在1967年1　月9　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这个贺电，同时使“中央文革小组”和“工总司”声望剧增。
　　　　“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
此以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
　　　　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也使“工总司”身价倍增。而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
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擦了多少回合，直到大闹了安亭才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工总司”已是
金光闪闪的招牌，确实值得庆贺。
　　　　于是1　月12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如林，人声鼎沸，“上海革命造反派吹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在此举行。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得意的神情。这是张春桥、姚文元1　月4　日回沪以后，首次公
开露面。
　　　　张春桥谦逊地、笑容可掬地站在话筒前宣读了中央的贺电，自称是来当小学生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经验的。
然后，他在短短几分钟的讲话里，高频率地提到毛泽东，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有毛主席：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
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
的支持……”
　　　　张春桥的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人们：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那
么他到上海来摘桃子，也是理所应当的。
　　　　当天晚上，王洪文在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就派人抓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陈丕显被关
押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大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
“打倒陈丕显”的口号。
　　　　1　月14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勒令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上，在全市游街。
　　　　上海的广大群众对张春桥一伙的胡作非为颇为不满。许多群众组织也不愿一味听任张、姚等人的摆布。有些群众组
织还试图干。脆夺取上海市的大权以掌握主动权。
　　　　于是乎，上海夺权斗争出现了你争我夺的混乱局面。1　月12日由张春桥等人策划的并公开宣布成立革命造反派组织
联络总站的计划，也一直实行不起来。
　　　　1　月15日凌晨，“工总司二兵团”和“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进驻冷清多日的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宣布
“夺权成功”。
　　　　张春桥担心到口的肥肉被他人抢走，焦急万分地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　功亏一篑'　，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
形势很复杂。抢'　桃子'　的人很多。'　联络总站'　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1　月19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张春桥在会上狂妄地将“一月夺权”称为“一月革
命”，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称作“新上海公社”。
　　　　1　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这篇社论。可以说是全国夺权的动员令。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树立夺权的“典范”，但那些“不听话”的造反派组织却接二连三地进驻市委机关大楼，于是他
加快了夺权的步伐。他与姚文元商量了一下，立即找来十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甩掉“联络总站”的名字，建
立“上海人民公社”。
　　　　在张春桥一伙看来，他们取这个名字完全符合毛主席“最高指示”精神：
　　　　第一，毛泽东在1958年视察河南、山东时说过“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虽然他当时指的是农村人民公社，但“毛泽
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根据。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榨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显然，
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既然北京可称作“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称作“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随即给北京的陈伯达打电话，将这些想法一古脑儿地告诉了这位理论权威，想听听他的“高见”。
　　　　陈“老夫子”的话令张春桥兴奋不已：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成员名单……
　　　　当天下午，百万上海市民汇集人民广场，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
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在发表的“登基”演说中“谦虚”地表示：“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
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
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姚文元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道：“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第三号人物。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大会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长长的队伍开往上海外滩市府大厦。下午5　时半，长达数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
会”木牌被摘下来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换上了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
　　　　王洪文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宣称：“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但是，2　月6　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只字未提！中央电台对“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
也“充耳不闻”，未予广播。
　　　　2　月7　日、8　日、9　日……日复一日，《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
　　　　这时，张、姚、王才真正发怵了。而那些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再度活跃起来。
　　　　上海的街头巷尾贴满了醒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天天的沉默与日俱增，相继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炮打张春桥”而濒于覆灭的“红革会”也东山再起，通过各种渠道在群众中散布：“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　红
革会'　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被张春桥“降服”的“耿司令”立即与“大联委”的有关成员秘密商议组建“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
人民公社”相抗争
　　　　不用说，在这些日子里，张春桥一伙的神经确实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惶惶而不可终日，直到2　月12日，毛泽东才找
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他俩提心吊胆地匆忙飞往北京。
　　　　谁知一去就是一星期，可怜那公社“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只好咬紧牙关，在日甚一日的“打倒”声中度日如年
……
　　　　在北京，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耳提面命：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
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在这里采纳了老将们的意见：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变成中华人民公社，那自
己不就成了中华人民公社社长了。再则，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要作废，要重换大使，重新承认，这多少会影响国际
关系。
　　　　自作聪明的张春桥，原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全国的“楷模”。谁知，反而
挨了毛泽东一顿不重也不轻的批评，讨了个没趣。
　　　　2　月19日，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规定各地在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
名称”。
　　　　张春桥回沪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王洪文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　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这一回，《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使用了颇为亲切的语言：“上海市革命委
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历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月风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的
成员直接参与组织，尤其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均予以了公开肯定和支持，其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在一阵阵“夺权”的呼声中，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刮遍全国各地。
　　　　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
　　　　1　月14日，山西省夺权。这里面有江青的一大“功劳”。1966年底，江青发现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只有刘格平
一人未执行中央关于履行手续出狱的指示，觉得此人不错，就将他找来谈话，要他回山西去进行夺权。
　　　　刘格平心领神会，回山西后立即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并煽动各造反派联合起来，“向以卫恒、玉谦、
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
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一1　月三4　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令》，宣布接管原山西省委对
“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3　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贵州省夺权之前，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连续向中央反映了有关当地“文革”的情况，颇受'　中央文革“的青
睐。
　　　　李再含1　月下旬到北京后，江青对他面授机宜：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
　　　　1　月25日，“贵州无产阶级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
党、政、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2　月14日，贵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东北的黑龙江省夺权进程更为迅速。1　月16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亲自出马，支持23个单
位的造反团体组织联合总部，发布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
　　　　1　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隆重举行，宣告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
会”。
　　　　2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社论以示祝贺。
　　　　山东省的夺权则一直受到康生等人的指使。1　月17日，原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派张子石（康生前妻生的儿子
——作者注）赴京，向康生等人汇报运动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三月19日下午，王力对张子石耳提面命：“现在的
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帜不要让人家抢走。”
　　　　19日晚，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张子石等人，“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运动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并再三表示“坚持支持”山东、青岛的夺权。
　　　　1　月22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23个造反团体，联合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举接管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
的一切权力。
　　　　2　月3　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随即发表《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社论，予以肯定。
　　　　由于以上夺权，均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和支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随即纷起仿行……

第十七章　大撤退　红卫兵兵退人不退
　　　　　　　　　大联台　红代会会联心不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老三届”们广泛参与的红卫兵组织也经历了一番“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红卫兵内
部的分化组合也在所难免。
　　　　1967年初以后，红卫兵组织汇成的全国“大串连”热潮，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渐渐退潮。红卫兵组织最大的特点
是破坏性和盲目性。他们没有实力角逐校园外的权力之争，也没有稳定新秩序的经验。因此，从“文革”舞台的主角退
至配角地位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了。这一社会角色的巨变，是红卫兵组织重新分化组合的关键因素之一。

把夺取本校最高领导权当作奋斗目标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初，由于对各校党和行政领导人的态度不同，红卫兵组织被分成“造反”和“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