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陆续成立，它是各城市红卫兵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负责处理红卫兵组织的日常事宜。
　　　　1967年2　月22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干预下，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共同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
大会”，这标志着首都红卫兵组织三大派别即首都“一司”、“二司”和“三司”的正式联合。
　　　　大会通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告全国红卫兵书》。周恩来、陈伯
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并讲话。
　　　　陈伯达在会上告诫红卫兵：“一方面要高喊我们的胜利，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不管有什么曲折，我们一
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前进。”“广大群众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代表中国历史的不可避免的胜利
的方向。”再一次给红卫兵组织打气，希望他们继续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开路先锋。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也再一次阐述了红卫兵的原则和立场：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最高司令部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干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
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
　　　　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分清敌我友，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
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紧接着，3　月25日，“首都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
等人到会祝贺。江青在大会上讲话，要求红卫兵听从号召，回校闹革命。边上课，边闹革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
　　　　3　月18日，“天津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万余名红卫兵隆重集会，正式宣告“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
成立。
　　　　3　月25日至28日，南宁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宣告“南宁市大中学校红代会”诞生。
　　　　4　月10日至20日，贵州省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省统一的红卫兵名称）代表大会召开，宣布“贵州大中学
校毛泽东思想红代会”正式成立。5　月1　日，“山东省大中学校红代会”问世。
　　　　各地“红代会”的成立，从形式到组织都基本上是仿照北京红卫兵“红代会”的作法。显然，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
东并不想让各地高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在相互对立中扰乱“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将它们联合起来形成一只有力的拳头
打出去，就有了一支更令人生畏的“敢死队”。
　　　　但是，北京大、中学校两个“红代会”的召开，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市红卫兵的“大联合”，却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联合”的向题。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后，情况也是如此。各地红卫兵组织依然各自为政，内讧不息。尤其是
江青等人为实现“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目的，不断地在红卫兵组织中拨弄是非，拉一派打一派，挑起内战，从而导
致了有些地方同一城市成立了两个对立的“红代会”，各自拉起组织甚至加入工人造反队伍相互攻击。
　　　　“联合”没有形成，各自的力量却得到了壮大，从而导致各地武斗和内战的场面更加残暴、混乱。
　　　　同时，由于意见分歧返校的红卫兵们在“大联合”的名义下仍然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校内的派别又分别依附于社会
上的某一派别，社会上的派性斗争难以制止，校内各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派性斗争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显然，在大民主的形式下，不从根本上抛弃“文化大革命”极“左”理论，希望以“红代会”的形式统一一个地区、
一个城市、一个省的红卫兵组织从而实现“大联合”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

“复课闹革命”第一步先进行军政训练

　　　　1967年2　月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连”，要仍在进行“串连”的师生立即
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2　月4　日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中规定：“春节后各地
小学一律开学”。2　月19日，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规定：“从3　月1　日起，
中学生停止串连，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地进行军政训练”；3　月7　日，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外地串连的师生于3　月20日前返校，分期分批地进行军政训练”。
　　　　3　月19日和4　月18日，又先后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名义发出通知，宣布
停止一切“串连”活动。
　　　　所有这些文件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力图控制局势和争取尽快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
　　　　经过自上而下的鼓动、宣传和政治压制，各地红卫兵的“大串连”终于开始降温。各个学校组织都发出通知，要求
红卫兵返校。
　　　　大批学生返回学校使红卫兵运动从社会收缩进校园，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在社会上也趋于没落。但已惯于造反思维、
难脱狂热崇拜思想的红卫兵们，又开始在求知的校园中挥动起“革命”的大旗。
　　　　有一年没上课而且是以批判、串连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大中学校学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自由散漫、风头主义、机
会主义和派性等品行。
　　　　于是，毛泽东又一次求助于军队，要求各校“复课闹革命”第一步先进行军政训练，以加强学生们的“革命性、科
学性、组织纪律性”。
　　　　针对一些学生认为在校园内无法革命，难以革命的观点，《人民日报》在3　月7　日的社论《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
中指出：
　　　　“复课闹革命是教育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课。”
　　　　可以看出，“复课闹革命”本质不在“复课”，而在“闹革命”。“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
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用必要的时
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科学常识。”
　　　　同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上作了批示。
毛泽东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
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
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
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这一批示后来被简称为“三。七指示”。3　月8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要求各
地参照执行。
　　　　3　月中旬以后，全国大、中、小学军训工作全面展开。
　　　　在北京，军训团在所到学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红卫兵组织，实行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
联合。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的制度，将全校师生统一按班、排、连、营的军事建制编队，设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
等。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做法。
　　　　军训结束后，中小学校陆续复课但进展缓慢。据山东省的材料统计，中小学复课情况，一般是农村快于城市，小学
快于中学，全日制中学快于半工半读中学，公办学校快于民办学校。
　　　　从1967年2　月中旬起，上海各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活动全面展开。3　月初，上海市万余名中学师生在文化革
命广场召开了“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上海回民中学原有“孙悟空战斗队”等十几个造反组织，在这期间联合成立了统一的“红色造反团”，并与学生、
教职员工和领导干部一起成立了“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学校的复课工作逐渐展开。陆汇中学、控江中学、第六女中
和金陵中学都先后在3　月中旬和4　月初组织了全校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复课。当时的报道有这样的描述：
　　　　“一些已经开学的学校，到处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革命气象。校园内到处洋溢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等革命歌声。这些学校开学的第一课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一、二、三、四年级学生，都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知识、
高唱革命歌曲。”
　　　　各地学校开学后的状况大致与北京相似。
　　　　尽管红卫兵实行了组织上的“大联合”，尽管开展了“复课闹革命”，但一年来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思想分歧、
精神隔膜与相互仇视的情绪，却不是口头上的“大联合”和简单地返回班级坐在一起就可以消弭的。各地各校的红卫兵
们回到班级后，“以前的矛盾使同学们坐在一个教室，却各占一方互不理睬。几个红卫兵组织还起劲打'　内战'　，根本
联合不起来。斗批改进行不了，复课闹革命也就无从谈起。”
　　　　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揪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学校原领导人

　　　　“斗”是所谓的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各地大中学校返校的各派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继续对原校领导、
当地党政军领导人进行轮番攻击和乱揪乱斗。
　　　　1967年3　月18日，北京大学38楼前“斗鬼台”上，陆平等几十名“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揪斗，会后还被游
街示众。4　月24日，北大“五四”广场上召开了“控诉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彭真、陆定一、刘
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被押上主席台，从左至右一字排开，接受红卫兵小将和师生员工的批判。
　　　　在蒯大富的领导和策划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于1967年4　月10日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骗至清华园，召
开30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　名“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押至大会
“陪斗”。在批斗会上，红卫兵们对王光美拳打脚踢，极尽侮辱。
　　　　这一天，“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小将就对王光美进行了三次“审问”。此次大会，以人数众多，“盛况”空前成
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组织召开的批斗会之最。
　　　　1967年4　月14日，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揪斗胡乔木，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暗斗”。
　　　　1967年4　月26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卫兵和其它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
大会”。大会还把政法界的老干部杨秀峰、张鼎丞、吴德峰等人“揪出”示众。
　　　　同年7　月26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革命委员会与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联合在北航体育场召开批斗彭德怀、
张闻天大会。会上，彭德怀、张闻天被揪斗，会后被押上街游斗。
　　　　8　月4　日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组织在北师大“七。二七”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对陆定一进行批判，
会后进行了游斗。大会勒令陆定一在8　月12日前交出认罪书，否则严惩不贷。8　月15日，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与国
家经委井冈山总部、中国社会科学学部红卫兵联队、解放军262　医院“225　无产阶级革命派”等十几个组织联合召开批
斗彭德怀及其夫人浦安修的大会。
　　　　8　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社会主义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大学“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在人民大学第五次批斗
“三反分子”，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聂真。10月20日，北京卫戍区宣布正式逮捕聂真。
　　　　当时，北京几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其“揪斗”的也多为中央级干部。全国各地高校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也
群起效法，“揪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学校原领导人的事情屡有发生，在“揪斗”中，红卫兵给这些所谓“黑帮分子”
和“牛鬼蛇神”们戴高帽、挂木牌、剪“阴阳头”，而坐“喷气式”、拳打脚踢、谩骂攻击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也层出不
穷。许多人不堪凌辱，用跳楼、投水、上吊、卧轨、服毒、切腕等种种办法自杀以示抗议。
　　　　对那些被称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学教授们，各地高校红卫兵组织在“揪斗”后对他们的处理，不像对
待“黑七类”那样严厉。一般是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抄家，命令他们接受“劳动改造”。对于他们原来享有的
高工资、高待遇予以降低或取消。
　　　　这些老知识分子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成为生活在最下层的阶级。不仅高收入被剥夺，其基本人权和政治地位也被剥
夺，在人们眼里，他们是敌人。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和事实上的“种姓制度”，使他们及其后代蒙受了难以补偿的精神
和肉体折磨。
　　　　“批”，是这一时期红卫兵学校活动的最主要内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正是以后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的准备。
　　　　这一时期，北京航空学院专门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他们组织专案调查，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统
治学校的；探讨17年以来所谓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研究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验；试验半工半读的可
行性。5　月25日，北航开展了大规模的文艺批判活动，先后集中批判了“大毒草影片”《林家铺子》、《两家人》、《
武训传》、《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5　月底之前，北航还组织写出了一大批大字报贴上北京街头以扩大影响。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总部组织全体红卫兵重新学习了《五。一六通知》。随后，“东方红揭竿而起
战斗队”写出了一篇轰动全院的大字报《谁是我院最大的危险？》，把一场全校规模的大辩论推向高潮。
　　　　这场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有：17年来地院所执行的政治、组织。干部、教育、科研路线等究竟是属于哪个司令部的路
线？怎样才能肃清“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地院的影响？这场辩论所涉及的不仅是各级领导干部，也涉
及到每位教师和学生，搞得人人自危。
　　　　北京师范大学的“斗、批、改”使全校出现了所谓“四多一少”的局面，即：关心“斗、批、改”运动大方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