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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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的“斗、批、改”使全校出现了所谓“四多一少”的局面，即：关心“斗、批、改”运动大方向的人
越来越多；批刘少奇、邓小平的人越来越多；搞“斗、批、改”的人越来越多；上街宣传的人越来越多；打内战的大字
报越来越少。
　　　　6　月2　日，在北京召开的高校座谈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说：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是历史上所没有解决过的。17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一种可能是彻
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他鼓励红卫兵都做“斗、批、改”的“闯将”。
　　　　“斗、批、改”运动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批”，即彻底从根子上“肃清”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流毒”，去实
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理想。

缩短学制，学工又学农

　　　　“改”，是指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行教育体制过于强调对智育的发展，而忽视对德育、体育的重视。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
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不仅如此，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忽视实践、轻视体力劳动，只会从书本中找学问，脱离实际需要。倘若再照旧的教育体制
进行下去，一代青年人又将成为新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很明确地指出了“教育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然而，一个久已形成并被实践证
明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要打破谈何容易，这必须历经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
　　　　当红卫兵组织横空出世后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冲垮现行教育体制的种种形式，“教育革命”问题才真正地提到了议事
日程来。
　　　　1967年3　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教学改革问题时说：“教育制度要
搞个大革命”。“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清朝末年演变来的，后来又接受苏修一套东西。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
　　　　5　月4　日，陈伯达和戚本禹又到北京师范大学座谈“教育革命问题”。陈伯达说：“中国教育制度基本上是照搬外
国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阶段要好好搞。”
并说：“师范学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师范大学要不要办，可以讨论。”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1967年4　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说：“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17年来“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
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
　　　　江青的这个讲话随后被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当时教育体系必须改革的看法，作为中央精神下达后，恰好迎合了在社会上冲杀近一
年、不愿受规章制度羁绊、处于青春反叛期情绪激昂的红卫兵们的欢迎。
　　　　7　月11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持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陈伯达再次鼓动各校红卫
兵组织要进行“教学改革”。陈伯达说“你们是创造这个新制度的开路先锋，是这一条新道路的探索者。”
　　　　从此“作教育革命的探索者”的口号开始在中国各学校中流传起来。
　　　　1967年，各地大、中学大多进入了“复课闹革命”阶段。如果说上半年的“闹革命”主要是协调各红卫兵组织间的
关系，实行“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和争夺学校领导权的话，那么下半年到1968年上半年，由于各地高校以一
派红卫兵组织为依托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虽然也有个别派别的争斗，但“教育革命”已成为各个学校
红卫兵组织新的努力方向。
　　　　各地高校对于“教育革命”的“新探索”多反映在这一时期由各校主办的“教育革命”刊物上。1968年上半年，此
类报刊出版最多。
　　　　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主办有《教育革命》杂志；北京市教育革命联络委员会办有《教育革命》。
　　　　在上海，新师大（原华东师范大学）红卫兵师成立了“教育革命联络站”，出版了《教育革命》杂志，上海交通大
学红卫兵师教职工联络站教育革命组和研究生教育革命组分别出版了《教育革命》刊物。
　　　　在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总部教改办公室成立；天津市还成立了“教育革命联络委员会”。
　　　　在江苏省，南京中医学院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联络站”成立；南京医学院派人赴句容调查，获得了大量资料，并
创办《医学革命》刊物。
　　　　在黑龙江省，黑龙江教育学院红色造反团正式出版了《教育革命》杂志。
　　　　在浙江省，杭州大学出版了《教育批判》刊物。
　　　　在山西省，山西大学“红旗公社”红卫兵组织成立了“教改联络站”。山西长治第二中学也出版了自编的《教育批
判》刊物。
　　　　在青海省，青海“八。一八”教育兵团教育革命联络站印出油印刊物《教育革命》。
　　　　各地的“教育革命”和“改革”都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从1967年春天到秋季，“教育革命”的“改革”从对以往旧
的教育制度的批判，到提出系统的“教育改革”
　　　　方案。
　　　　同济大学“教育改革”设想要把学校改为“五七公社”，即由学校、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联合组成教学、设计和施
工三结合的统一单位。
　　　　北京林学院“教学改革”的设想是：取消各系教研室，按专业组成三结合的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教改。
　　　　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提出的“教育革命”设想有：1。改革考试制度，有的科目不再考试，考试的方式可以采取选题
考试、开卷考试、现场考试；2。废除升留级体制；3。招生“贯彻阶级路线，学校首先向工农兵开门。废除升学考试制度，
采取推荐和建议相结合的方法，从应届毕业生中，从工农兵中招收又红又专的青少年进入高级学校。”
　　　　北师大历史系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准备把北师大改为“五七教育革命大学”，将学校按军事编制建文、理科大队，
并附设教育革命探索班，大队下设年级连队，连队下设若干排。学制3　年。将该校建在农村或偏远地区，逐步变成农村
人民公社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此之后，各地的高等院校也纷纷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教育革命方案”，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教育革命”试点。建
国以来形成的高等院校的教学组织、规章和制度被全盘否定了。
　　　　从11月28日至12月5　日，陈伯达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陪同下，先后到北京市草场地中学，二十三中、渔
水湖中学和清华大学附中视察。在视察中，陈伯达提出，在“复课闹革命”过程中要批判“旧的教育路线”，“提出新
的教改方案”，“要搞些劳动，学做工、学做农。”要补“阶级教育课”，要让学生们讲课，说“小孩子也会讲课”，
“让学生教学生”，“要个个准备当先生，不能是一两个当先生”。他还提出：“学制可以缩短”，“小学4　年，中学
4　年，大学4　年……多快好省嘛！”等等。
　　　　在陈伯达这些讲话后，全国各地的中学也开始陆续提出“教改方案”，改变学制，缩短学时，“小将上讲台”，把
大部分课程改为学习牦主席语剥、写大批判稿、参加体力劳动和请工农兵上课等作法风行一时。
　　　　所谓“作教育革命的探索者”，无非是在形式上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方式，缩短了学制，在教学内容上加入了许多毛
泽东著作和中央文件的学习，开展对“文革”前17年所谓旧的教育体制的批判；把以往以教师授课为主改为教师、贫下
中农、工人、解放军共同授课，学生也被“请”上讲坛；大学生毕业后先当工人或农民，不能直接去国家机关和科研单
位工作。
　　　　这些“教育革命”的成果无异是将正规化的教育体制导向非正规化和“向工、农、兵学习”的“全面化”。那种对
非正规化教育的欣赏，是对近代文明的打击。
　　　　从本质上讲，这场“斗、批、改”运动实际上是要破除一整套制度化、规范化的教育体系，去建立一整套迎合中国
落后的经济、文化和生活状况的东西。在毛泽东看来，教育不是超前的，不是以先进的文化和教育意识去改造贫穷和落
后，反而认为应该把现实的需要与工农的认可当做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
　　　　这样，教育不但无法引导落后的中国农业与工业发展，启蒙素质低下的民众，倒要接受工人和农民的“再教育”，
这完全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把教育向后拖到纯粹的扫盲水平，这种所谓的“革命教育思想”，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典
型的反智倾向。于是，“读书无用论”热闹起来。

第十八章　康生抓“叛徒”　“庙小妖风大”
　　　　　　　　　江青抓“叛徒”　“池浅王八多”


　　　　出于全面“夺权”的需要，伴随着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怒潮，“抓叛徒”活动应运而生。
　　　　一时间，“抓叛徒”活动如火如荼。被揪、被斗、被审、被打和被逼含冤死去的老干部难以数计。
　　　　“抓叛徒”活动起源于不懂历史、不知内幕的红卫兵中，但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怂恿和纵容却是别有用心的。

康生把已有定论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来

　　　　“抓叛徒”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案”。
　　　　1935年11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在天津主持中央北方局的工作。时值日军侵占华北、全国救亡运动高涨之
时，北方局急需能开展工作的干部。1936年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提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
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建议。北方局经过考虑作出同意此建议的决定并请示中共中央。
　　　　这些富于斗争经验的党员如不及时营救，其后果或是被国民党政府解送南京继续关押，或被日军攻入平津后屠杀。
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央定让狱中党员办理出狱手续，发表“反共启事'　咄狱。这些党员出狱
后大多成了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对这些同志进行审查，认为毫无问题。
　　　　1966年8　月，康生把已有定论的这一历史问题重新提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查”。
　　　　9　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　自首出狱'　的决定。”“最近我
找人翻阅了1936年8　、9　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　反共启事'　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
的决定。”随信还给毛泽东附上1936年有关的报纸复印件。
　　　　回回月初，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华北日报》上发现了包括时任南开大学
党委书记高仰云在内的61人“反共启事”。由于不知道这些人是经组织批准而办理手续出狱的，于是他们立即向中央文
革小组报告，并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名义于11月13日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和大字报，这一材料的
公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1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西北局报来的关于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要求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上作了批复
后，将批复送给毛泽东审批并附信一封。
　　　　周恩来在信中说：刘澜涛等人出狱“当时确为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
承认知道此事。”在批复中周恩来写道：“请向南开大学'　卫东'　红卫兵和'　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　同学说明，他们
揭发的刘澜涛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毛泽东也在周恩来的批复上签字同意。
　　　　然而，对于61人“反共启事”了如指掌的康生，却称赞南开大学“八。一八”和“卫东”红卫兵组织抓“六十一人
叛徒集团”有功，井批准他们成员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
案。康生还亲自向南开大学“卫东”和“八。一八”红卫兵组织成员部署调查一些老干部的“历史问题”，从而使“抓
叛徒”活动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组织派出了几十个抓叛徒小分队，几百个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出动了几万人次，行
程约150　万公里。从海南到黑龙江、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云贵高原到福建前线，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除台湾、
西藏外，全国28个省、几百个城市都留下了“八。一八”战士的足迹，共计调查了北京、太原、济南、武汉、开封、南
京、苏州、杭州、保定等12个敌伪反省院材料。
　　　　南开大学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卫东”也不甘示弱，他们不仅调查了“北方军人反省分院”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
团”。12月，他们还联合了西安交通大学、一轻部和七机部的造反组织共同组成“三六专案联合战斗团”，“反复提审
了一批叛徒，查阅了部分敌伪档案，调查了部分敌伪人员，”先后“挖出了北京黑市委叛党集团，天津黑市委张淮三叛
党集团、中国托派反革命集团。”
　　　　此外，由北航“红旗”红卫兵、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北京化工学院红卫兵等所谓“联合调查组”也到处煽风
点火。
　　　　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虽然挨了重重一击，但他仍然是国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江青一伙还无权为他设专案。
于是这伙人采取顺藤摸瓜的办法，首先在王光美身上打主意。
　　　　1966年12月18日便设立了“王光美专案组”，虽然名义上是王光美专案组，但实际上也是兼搞刘少奇的材料。江青、
康生、谢富治曾多次地交待专案人员：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
　　　　为了牵连上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想方设法收罗一切材料来证明王光美为“美国情报局特务”，如果把王光美
打成“特务”，刘少奇自然也就成了“特务”。
　　　　王光美原是辅仁大学学生，英文很好，中共地下党员，解放战争初期曾被北平地下党推荐到军调部当翻译。1947年
2　月，蒋介石进攻延安前，王光美随同军调部工作人员撤回到晋察冀。据此，富于联想的康生凭自己的“经验”判断：
王光美是美国情报部门派遣到军调部当翻译，然后混入解放区。
　　　　康生先行定案，然后江青指使专案人员四处寻找“证据”，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为了找出“证据”，江青不惜一切代价，视广大干部和群众如同蝼蚁草芥，生杀予夺，她可以任意处置。她下令专
案组把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建国后为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拘留起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