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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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果，把深泽县抓叛徒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石天勇们到西内堡大队，目标是党支部书记宋白子。宋白子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在村当干部。
当石天勇们追问他和宋景毅有什么关系时，他摇摇头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
组长杨向东生气了，大声呵斥说：“你和宋景毅不都是姓宋吗？”
这个老干部本来对红卫兵们这种行为就有意见，一听这种毫无道理的训斥，实在忍不住了，便顶了句：“难道天下
姓来的就都有关系吗？”
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就像火星捧在炸药上，“轰”的一下，拳头、巴掌、棍子、皮带一齐落在他身上，打得未白
子翻来覆去在地上打滚。
杨向东一边打一边说：“你就是不吃好草！你的主子都完蛋了，你这个小爪牙还能怎么样！”
乱打了一顿之后，就把宋白子架到一个名叫秋福的家里，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不准转动，不许斜视。
晚上，杨向东决定对宋白子动一动“大手术”。可是，究竟宋白子有什么问题，他们什么也没搞出来。
一天，石天勇去南白庄大队看望同学郭永红，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搞的。这是天津市委监委书记李守真的家乡，他
妹妹李素端是村里一个老干部。抓叛徒小组对李素端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放过。郭永红小组和村里一些对李素端有成见的
人严刑逼问她关于李守真的叛徒问题。
李素端宁死不屈，说自己哥哥是老党员、老干部，1936年就参加了革命，不是叛徒。这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共产党
员。可当时，却说她“顽固不化”，抄了她的家，封了她的门，让她和四类分子一块劳改，还逼着她刚过门的儿媳妇离
了婚，说这是与叛徒集团的黑爪牙划清界限。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被搞得七零八落，人走财失。
郭永红小组代管的中白庄大队更厉害，他们挖出几十个小国民党，还有国特、暗杀团。据说这些人和台湾、香港有
联系。全村重点审讯的就有13人，打死3 人。老贫农秦小堂被打死后，还在灵前开了批斗大会，棺材上写着两个斗大的
“叛徒”黑字，还画满了乌龟王八，并下令亲属不准哭。
石天勇回到驻地的第二天是个集日，县抓叛徒办公室通知大家到集上参观“亮货”。
“亮货”，这个词石天勇开始不懂，等到集上一看，全明白了。只见临街靠巷的房顶上有一排排弯腰曲背的人，街
上也有排成队的，他们是县直单位和部分社队揪出来的“黑货”。这些人有的戴着白袖章，有的背着单人像，有的脖子
上挂着沉重的大木牌子，是叛徒是特务，都写得清清楚楚。最显眼的还是那用4 根竹杆固定在人身上的1 丈8 尺高的特
大纸帽子。据说这纸帽子还挺贵，谁戴谁掏钱，一次4 、5 元。
街上挤挤撞撞人很多。开始石天勇还以为这些人是看热闹的或是买卖东西的，后来才知道，其中大部分是被揪斗对
象的家属，他们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装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不声不响地混在人群之中，在附近的街道上转来转
去……
“江青说是一个集团，你们怎么搞成两个”
过了一段时间，石天勇们就回天津了。记得临走的时候，石家庄和深泽县的“战友们”都有点恋恋不舍。石天勇很
关心深泽的抓叛徒运动，要求他们及时把情况告诉他们。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一年过去了。原天津市委的那几个“叛徒”，有的自杀了，有的仍关在“牛棚”。深泽
县抓叛徒的情况，到1972年，石天勇才从深泽一位战友的信中得到了消息。信的原文是：
××同志：
你好：我所以迟迟没给你写信，是因为抓叛徒运动尚无结果。现在看来，无结果恐怕就是这场运动的结果了。
过程是这样的：1970年以后，运动进入专案审查和落实政策阶段，情况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当时全县列为专案
的有60多人，大部分证据不足，其中16名算是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但他们有的是在白色恐怖下入党的，有的是在抗日
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时间不同，地点不一，找不到他们联系的证据。于是，我们费尽心机，根据他们参加工作的时期，
划分了两个集团，一是“1927年一1934年共产党员叛变自首集团”，另一个是“1942年投敌叛变集团”。谁知，我们将
情况向省、地领导一汇报，就挨了一顿批评。一位领导同志说：“江青说是一个集团，你们怎么搞成两个，这不符合'
首长' 指示精神，回去重搞！”
这件事使我们很为难。“两个集团”是根据两段时间定的，搞成一个不符合事实。但这是“首长”指示，必须照办。
大家围坐在办公桌旁，苦思冥想，反复研究，把两段时间的人员合并在一起，凑成了一个所谓“深泽叛徒集团”，最后，
深泽县革委给石家庄地革委写了一个《关于深泽叛徒集团的审查报告》。
但是，报告中明显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叛徒集团”主要成员叛变自首的证据不足；二是主要人员互相勾结、包庇
的证据不足；三是这些主要成员大多数在外地工作，本单位尚无结论，县里不能给他们定案，而且证据不足，因此，这
个报告又退了回来。现在大家都没了信心。如果上边催劲不大，很可能就不了了之。这件事使我很迷惘，是我们抓叛徒
运动搞得不深入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你帮我解除思想的疑团。
×××
年月日
看了这封信，石天勇也迷惘了。这次抓叛徒是成是败，有益有害，石天勇不得而知。
深泽县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早在1925年就建党。宋景毅早期曾任过深泽县委书记，王亢之、李守真都是早期党员，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南逃，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很快建立了抗日武装。吕正操领导的抗日人民自卫军就是以这里为根
据地发展壮大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深泽人民十分仇视，多次进行疯狂镇压。1942年“五
一”扫荡以后，环境变得更加残酷。但是，深泽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谁想到，在新中国成立20年后，因为反革命野心家江青一句话，深泽人民又遭到这样大的一场浩劫！据统计，全县
被揪2900多人，1500多人在集日亮过“货”，370 多名大队党支部委员挨过斗，受株连的达3 万余人，占当时人口的五
分之一。不少人被打致死致残，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深泽叛徒集团”这一假案平反昭雪了，10万多人参加了平反大会，江青
压在深泽十几万人民身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搬开了。
回顾这段历史，石天勇十分悔恨。虽然这不能全怪石天勇他们，但石天勇毕竟是参加了这场迫害深泽人民的罪恶活
动。石天勇牢牢记住了这沉痛的教训，加倍努力，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以求补过于万一吧。
第十九章 解放军“支左” 群众杀得天崩地裂
中南海打“虎” 元首斗得家破人亡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 月和8 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事实上，天下早已大乱了，不过1967年7 月、8 月、9 月乱到了毛泽东也驾驭不了局势的程度。
是年夏季，炎热、干燥，气温骤升，天像下了一团团火，大地仿佛罩在蒸笼里，空气是热的，风是热的。时间好像
凝固住了，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城城乡乡，村村寨寨，都处在一种灼热之中。
北京和全国，到处都是红旗，到处都是长矛，到处都是人流，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是喊叫声，到处都是厮杀声。
各地、各行业的造反派、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分化成了各种派系，像当年的军阀一样，各自占山为王，一会儿大
打出手，一会儿怒目而视，一会儿唇枪舌剑，一会儿拳打脚踢。
到处都是砖头、血迹、污泥，到处都是弹痕、残壁、尸体……
解放军“支左”存在一个实际问题
对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忧心忡忡。为了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
化大革命”。
1967年1 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但解放军“支左”存在一个实际问题：谁是“左派”？无论是毛泽东的指示信，还是中央的“支左”决定，都没有
讲明什么样的群众组织是“左派”。这就在执行中给广大“支左”部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支了这派那派不答应，支了那派这派不答应。军队处于尴尬之中，冲击部队的现象时有发生。
1967年发生了一系列军队和造反派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流血事件。
1 月底，新疆石河子发生流血事件。
石河子是解放后新建的城市，当时这里驻有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二师、独立团《兵团武装部队》，汽
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总共约30万人。从1967年1 月17日到1 月27日，先后有7 个“造反团”冲击了武
装部队机关，强行接管了独立团管辖的通讯总机，还夺去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子弹。
独立团指战员开始采取了克制态度。且月25日傍晚，围攻独立团的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且月26日零点，在夺枪与
反夺枪中，双方发生枪战。5 人死亡，6 人受伤。已获武器的造反派强行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枪战，死亡2 人，伤27人。
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也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这一天，双方共死亡24人，74人受重伤。另外还有好多人被对方抓
住，施以酷刑。
在四川，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二月镇反”事件。当时成都军区由于支持造反组织“产业军”而受到激进派造反团体
的围攻。这些造反团体开着广播车，出动上万人冲击军区机关。成都军区只好向中央军委求救。2 月17日，中央军委给
围攻成都军区的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公开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 等激进派组织对中央军委的公开信不屑一顾。他们认为
自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成都军区是支持了保守的群众组织。成都军区不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停止冲击。成都
军区在造反派拒绝撤离军区、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派兵强行驱散门口的造反团。双方发生冲突，造反派许多人被抓，
军区也有士兵受伤。
在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青海省驻军为执
行这一指示，建立了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赵永夫当时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西宁市群众
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北京串连学生的支持下，借口一篇《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强行冲入报社造反。他们
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红色恐怖”。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决定对《青海日报》
实行军管。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对前去执行军管任务的解放军百般阻拦，使他们难以工作。“八。一八红卫战斗
队”还用暴力将军管人员驱赶出报社。
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实行强制性军管，并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这次活动由
赵永夫组织，任现场总指挥。部队开到《青海日报》后，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用扩音器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
交出抢夺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据报社的造反派拒绝执行命令，并向部队开枪寻衅。
部队当即回击，双方展开枪战，双方都有死伤。
在宁夏，发生了“青铜峡”事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夺权斗争中分化出两派群众组织。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
革命派，都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两派势不两立，多次发生武斗。
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宁夏问题表态，支持造自治区党委反比较彻底的一派，认为他们是“左派”。他还要求
驻宁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并公开讲：“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对另一派，康生斥责他们为保守派，应
该解散。康生的讲话引起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极大愤怒，他们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康生的口号，并组织人冲
击了宁夏驻军机关。事态不断恶化，发生了流血冲突。
随着天气升温，全国一片混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武斗在全国城市乡村都发生了，打得难解难分。
在江苏：1967年1 月始，苏州两大派组织进行了持续3 个多月的武斗，损失财产无数，大批人员受伤。
在黑龙江：发生在哈尔滨建工学院的“六。二一”武斗，砸坏教学设备，损坏图书，折合人民币6 万元；8 月下旬，
哈尔滨市武装部在某地的军械库被抢去迫击炮6 门，机关炮5 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百余支，刺刀10余
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
在四川：武并规模更大。特别是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亲自组织和策划的“武装进攻沪州”，
共调集10个县数万名武斗人员，炮火把江面映得通红。这场大战死伤者无数。
在浙江：1967年发生在肖山、富阳的大规模武斗中，双方死伤许多人。
在广西：1967年各派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的武斗中，沿铁路线架起机枪，致使铁路大动脉陷于瘫痪，造成的人
员和财产损失无以估量。
原想再横渡长江的毛泽东不想武汉局势混乱
1967年7 月20日，武汉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
1967年2 月8 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哪。武汉军区2 月18日发布
了批评这个声明的《严正声明》。
以对这两个声明的不同态度，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严正声明》的组织，5 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
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又拥护军队，而为武汉军区所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支持，两者互不相让。
1967年7 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情况。会上，
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为了亲眼目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即刻南下。
他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毛泽东出去巡视，全国各地武斗还不少，尤其是铁路沿线情况更为复杂，怕危及毛泽东的
安全。
但毛泽东执意南行，当晚深夜，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7 月14日，周恩来乘飞机到了武汉，为毛泽东巡视打前站。同机前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
中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赶到武汉。
当晚，毛泽东在汪东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