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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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赶到武汉。
　　　　当晚，毛泽东在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陪同下抵达武汉。
　　　　周恩来为毛泽东打前站，一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是否像中央文革说的那样一团漆黑；二是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
群众的工作；三是想利用毛泽东巡视武汉的机会，将问题妥善解决，以促进全国形式的逐步稳定。
　　　　周恩来对谢富治、王力强调：“你们不要公开表态”。因为中央一旦公开表示态度，局势会更加恶化，“要对双方
做政治思想工作”。
　　　　但就在抵达武汉的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就违反总理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
与激进派谈话，公开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武汉激进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称谢富治、王力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欢迎他们来武汉解决问题。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激进派骨干之
一）。“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续几天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武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陈再道
等人的汇报。18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他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
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等人当时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错误”。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
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当天晚上，周恩来回京，临行前特意带陈再道等人会见了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陈再道问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还是想不通地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
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就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
题。”
　　　　经主席这么一说，陈再道等人心里踏实多了。
　　　　毛泽东接着又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群众，做思想工作。
　　　　但谢富治、王力却并没按主席的指示行事，不但不做工作，反而在群众中煽风点火。当天夜里，他们就窜到武汉水
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
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
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第二天，造反派组织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讲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
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激进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的更大愤慨，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
愈益高涨。
　　　　7　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乘27辆卡车和8　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
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口号，并宣布必须当面质问谢富治和王力
“'　百万雄师'　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
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上午7　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　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
力赖着不走，“中央代表团”带去的北航“红旗”等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抓出来塞进
汽车，拉到军区大院4　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军区政委钟汉华、副政委叶明在场保护王力。
　　　　接着，“百万雄师”调出200　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
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百万雄师”袖章，刺刀上
枪，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
富治、王力的呼声。
　　　　“百万雄师”另一些人说：“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谢富治没有调查靠边站！”“王力你敢与
我们辩论吗？”“打倒王力！”“王力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揪出谢富治！”下午，“百万雄师”开
7　万人大会，向王力示威。军区领导人则将王力转移到安全处所。
　　　　7　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大规模游行，出动卡车400　多辆。黄石市也来了30多辆卡车，参加游行。“百
万雄师”收到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
　　　　7　月22日，“红卫兵成都×××部队”给陈再道的信说：“最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
动，希望您用您现在的权力。要知道他们像剥蒜一样，把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为成
千上万被游街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
　　　　7　月21日、22日，武汉大街上出现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成本禹”，
“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这一事件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组织的。事件的爆发，固然由谢富治、王力公开支一派压一
派所引起，但主要是广大军民对把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
　　　　“无产阶级司令部”归咎于陈再道和钟汉华，把这一事件说成“陈再道搞兵变”、“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
7　月22日下午，“无产阶级司令部”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谢、王回北京，7　月25日又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
激进派的群众大会。
　　　　7　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以武汉军区名义发表《公告》。
　　　　《公告》说：“七。二○”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
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再道
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翌日，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被撤销，并遭受批斗。
　　　　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被说成“七。二○”“黑后台”。

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

　　　　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数万人。
　　　　毛泽东原想再度横渡长江。不想武汉局势已如此混乱，只好放弃横渡长江的计划，从武汉飞抵上海。这是毛泽东最
后一次乘坐飞机。
　　　　目睹武汉“七。二○事件”，毛泽东思绪起伏，一直到了上海，还思考着这件事情。
　　　　一天，随毛泽东南行的杨成武陪主席散步，毛泽东突然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回答说。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许多老帅是跟你干革命的，不会反对你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反剪着双手，缓缓地在林荫道上徜徉，不时显出些许焦虑的神态，他又问杨成武道：“你知道陈再道现在哪
里？”
　　　　“不清楚。”
　　　　“你去问问总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
　　　　三是注意安全。“
　　　　毛泽东之意是要保陈再道，但林彪、江青、谢富治却欲置陈再道于死地。
　　　　毛泽东在上海呆了近2　个月时间，大部分时间呆在室内，听听汇报，批阅文件、报纸。
　　　　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停下来，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四个官啊！'　他指着报上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字：”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有些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
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几天后，毛泽东又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请各位老帅也参加。”
　　　　“现在有人不赞成将'　八。一'　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杨成武报告说。
　　　　“为什么？”毛泽东不解地问。
　　　　“他们提要把秋收起义那一天做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而且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
的。把秋收起义那天作为建军节，是不对的。”
　　　　8　月1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由陈伯达签发、王力审定，关锋主持起草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
　　　　于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地区的陈再道！”等口号在中国东南西北响起。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屡见不鲜，
许多军队干部惨遭迫害。
　　　　面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愤然批示：“'　揪军内一小撮'　的社论是'　大毒草'。”
　　　　接着，他又在林彪送审的文件上划去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后退给林彪。
　　　　消息传来，林彪、江青一伙惊恐万状，出尔反尔，将责任完全推给“小爬虫”
　　　　王力、关锋、戚本禹，自己则蒙混过“关”。
　　　　“王、关、戚”随即被隔离审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对隔离审查“王关戚”起了重要作用的杨成武，后来竟被林彪一伙诬称为“王关戚”的黑后台。

江青、陈伯达煽动群众冲击中南海

　　　　毛泽东南巡，中南海也是一片混乱。
　　　　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鼓动下，1000多个造反派组织将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要揪出刘少奇。
　　　　1967年7　月13日，刘少奇“文革”初期曾蹲过点的北京建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写的“认
罪书”不过关，向刘少奇连续发出了几封勒令要他滚出中南海的最后通碟，各种各样“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刘少
奇从中南海滚出去”、“中南海不允许反动分子居住”……的大字报、大横幅、大标语贴满了中南海红墙上。
　　　　北京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工矿企业纷纷响应，派出人马去中南海西门向“八一战斗团”表示声援。当时的中南
海其它4　个门，很快也围满了红卫兵小将和机关、工厂的造反派。
　　　　他们架起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勒令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的最后通碟。晚上，造反派们扯起了无数个大灯泡，把
中南海围墙外照得如同白昼。
　　　　学生和职工组成一个个方队，轮番高唱用毛泽东语录谱写的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
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7　月17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　月22日零时以前和王光美一
起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7　月22日零时，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部
分成员在中南海西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向各界群众广泛分发了揪刘《绝食誓词》。
　　　　这天晚上，北京200　多个造反团体，20多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中南海墙外人山人海，
口号声震天动地。围观的居民有几十万、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边。交通全部中断，几十个高音喇叭同时发出呐喊，半个
北京城都能听见。中南海西门派出了大量解放军把守，造反派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不言语。他们手挽手，面对浩瀚的人海
顽强地堵着大门。
　　　　实际上处于解放军严密保卫下的刘少奇夫妇，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中南海院内的革命群众，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
出动数百人将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抄出刘少奇、王光美及其子女的
上百本笔记本，试图搜集到刘少奇反毛泽东的罪证。在斗争会上，刘少奇弯腰站了两个多小时，造反派轮番对刘少奇进
行审问，刘少奇不得反驳，只能低头认罪。年近七旬的刘少奇被折磨得面色苍白，汗珠滚滚，当他掏出手绢想擦拭汗水
时，被造反群众狠狠一拳，将手绢打落在地。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办公室隔离看管，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则
被隔离在后院。他们的子女各自住在自己的房中，不得离开半步。
　　　　第二天，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表示对“揪刘绝食”和“揪刘火线”的支持。北京各大专院校，各中学及厂矿企业、商
业网点、科研院所，甚至郊区农村都派来人马汇入“把刘少奇赶出中南海”的洪流中。
　　　　从早晨到晚上，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000多个造反组织到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为了更好地协调各造反组织之间的
关系，处理好衣食住行及和外地群众组织的联络，参加“揪刘火线”的各造反团体，一致同意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
派揪斗、批判刘少奇火线联络站”。
　　　　出于对革命小将的关心，中央文革还特意联系了几所解放军医院，让他们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当
穿绿军装、戴五角星的解放军医疗队出现在中南海墙外时，激起了红卫兵小将和群众的阵阵欢呼。造反者争先恐后地将
自己所在团体的红袖章，戴在情绪同样激昂的穿白大褂的解放军军医胳膊上。解放军军医则高呼口号，“向红卫兵小将
学习！”“向工人造反派学习！”“誓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中南海外造反的群众越来越多，红色旗帜、红色横幅、红色标语如海如潮，苇席、木板搭成的棚子，一个挨着一个，
里面日夜坐满了“揪刘火线上的战士”。
　　　　在中南海西门外，造反派还轮番揪批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让他们交待跟刘少奇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活
动的罪恶。造反派崇拜的“文革”红人关锋、戚本禹，时不时地来到中南海西门，向学生和工人发表演讲。戚本禹的演
讲极有煽动性，几分钟的讲话常常被十几次掌声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