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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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心泰呢？高心泰是谁授意抓的？”专案人员质问袁大头。
　　　　袁大头想效法张冬。他脸色苍白：“我爸爸也是国民党员……”
　　　　没等他说完，李跃和站了起来：“抓高心泰的责任我负。是我叫他抓的。”
　　　　袁大头感激地看了看他。他后来恼火袁大头。为什么不澄清事实真相？但他还是谅解了他。案发时，他毕竟只有14
岁，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孩子。
　　　　但事情并不像李跃和想象的那么简单。
　　　　责任不是他想承担就能承担的。专案组已经认定他的背后有“黑手”，有“反革命”，有“国民党特务”，有“走
资派”。制造“九。二九惨案”的不是“红三司”的学生，而是一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不断发现线索，不断抓
人捕人，在李跃和被捕前后的3　个月内，已经有72人入监受审。
　　　　酷刑，考验人的肉体，更考验人的灵魂。许多“好汉”为了不吃眼前之亏，你招我供，案件越扯越离奇——李跃和
的幕后是副市长杨杰、市委秘书长邹云龙和矿务局局长朱布。1967年9　月5　日处理安徽问题时，康生点了杨杰的名，说
他是“坏人”。那么，“九。二九惨案”就是你杨杰为对抗中央文革而精心策划的。
　　　　于是，他和邹云龙、朱布三位老干部也都逮捕归“案”。
　　　　审讯。天天审讯。李跃和口供一致，他否认有人“操纵”。在狱中，他曾耳闻邹云龙的惨叫，因为邹拒不“认罪”。
他曾目睹杨杰拖着被打伤的躯体，在放风时偷吃喂猪的红芋藤。杨杰也和李跃和一样，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四两粮食和
九分钱菜金。
　　　　这个时候的李跃和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他没有痴人说梦。他表现了一个诚实青少年应有的品质。他是中国真正的
“红卫兵”。
　　　　记不清这是第几十次审讯了，主审是“支左”部队的一个排长。烧鸡、狗肉、口子酒，还有两盘热炒，只要李跃和
按照专案组意图招供，马上就“慰劳慰劳”。饿。他饿。已经头晕眼花。但李跃和流着口水也流着泪水。诱而不供，他
成了顽固不化的“走资卒”。
　　　　虽然罪证一无所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九。二九政治谋杀案”还是于1970年春天结案定论了：
　　　　“杨杰，淮北市副市长。1938年混入革命队伍，冒充共产党员，抗日战争中与日寇勾结，叛变革命，充当内奸。
　　　　“邹云龙，中共淮北市委常委、秘书长，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向敌人屈膝投降，并利用职权包庇重用坏人。
　　　　“朱布，淮北矿务局局长，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个死不改悔的
走资派。
　　　　“以上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杀害高心泰、王振林二同志。是'　九。二九严重谋杀事件'　的首犯，
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因此，依法判处杨杰、邹云龙死刑，立即执行。依法判处朱布无期徒刑……”
　　　　“支左”部队首长、市革委会主任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声就要在我们淮北打响了！这是战
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现在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乱放风，说我们头脑发胀，草营人命。屁话！这是屁
话！对于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草管。他们本身就是草，毒草。我们不但要杀，还要斩草除根。我是打仗出身。杀人从不
手软。告诉同志们，杨杰他们的头，杀定了！我们杀定了……”
　　　　幸好还需要审批。
　　　　当省革委会派员前来复查案情时，那个“首长”表示极大的反感：“复查个熊！那不是对我们不信任吗？”
　　　　省里来人还没住下，宾馆大门口便出现了两条显赫的大标语：“谁为'　九。二九事件'　翻案就是反革命！”“谁为
'　九。二九事件'　翻案就砸烂谁的狗头！'　布区所有的大喇叭都重复播放着批斗杨杰、邹云龙、朱布等人的实况录音。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复查，只能秘密进行。连向省里汇报情况的电话都打不出去。
　　　　阅卷。除去编造的痕迹，并无实质性证据。
　　　　提审李跃和时，他详细介绍了案件经过，证明此案确与他人无关……
　　　　但当省里来复查案件的两位同志找到淮北市那位首长交换意见时，他竟然跳了起来：“这案不能翻，也翻不了。告
诉你们，听不到枪响，我决不离开淮北……”
　　　　僵局维持一年多。后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督促下，省革委会又重新组织复查，终于弄清所谓“九。二
九政治谋杀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假案。
　　　　但李跃和被定为“九。二九惨案”的“杀人首犯”，判处死刑，同案张冬判死缓，判刘江有期徒刑15年，判袁大头
有期徒刑7　年。
　　　　最后，李跃和没有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建议“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罪犯已经服刑十年的事实，刀下留人。”
　　　　死刑改为死缓刑，缓期二年执行。
　　　　他在狱中干得很好。他利用废旧器材改制电机断相保护装置成功，在我国还是一个创举。《电器时代》发表了他的
论文。该项革新和他的另外两项成果同获安徽省两劳系统科技成果三等奖。奖状、奖品、奖金。他是监狱的有功之臣。
　　　　他的死缓刑减为有期徒刑15年，又减为有期徒刑11年。这些年，他走完了人生的多少路程？
　　　　“九。二九”悲剧整整演了10年才煞住满台锣鼓。“九。二九惨案”和“九。二九冤案'　嘟是在”革命“的名义下
制造的。冤案是惨案的继续，甚至比惨案更惨。时代的悲剧在淮北演出的这一幕太沉重，太沉重了！

第二十一章　盖棺定论　毛泽东放逐红卫兵
　　　　　　　　　　　离乡北井　老三届踏上下乡路

　　　　从1967年7　月中旬到9　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
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一边看，一边指示。他试图把无法无天的状况往
回拉，使“文化大革命”限制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的秩序内。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对各地的武斗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各地造反派和解放军指战员纷纷举
行盛大集会，各地也开办了学习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学习班。
　　　　造反派和红卫兵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注意，不敢再提“以我为核心”了。“大联合”开始成为新的时髦语言，两
派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有所缓和。最重要的是各地开始解放干部，大批被整得焦头烂额的干部终于松了一口气。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开始收敛

　　　　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公布，直到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向全国广播了这一消息。随后，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个“重要指示”称：
　　　　毛主席在视察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在一年
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现在全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七、八、九这3　个月，全国文化大
革命有了很大发展。
　　　　有些地方前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对席卷全国的武斗，毛泽东承认这是很棘手的事。他强烈要求各地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
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两派要互相少
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要求大同存小异。
　　　　针对群众造反组织乱抓人的情况，毛泽东指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一个组织里
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对于干部，毛泽东表示出了意想不到的宽容：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
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就要团结教育他们。一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
出来。
　　　　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毛泽东第一次向他们泼了冷水：对红卫兵小将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
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1967年7　、8　、9　月全国的“内战”激烈，各地的党政大权在造反派组织中频繁易手，对“天下大乱”，毛泽东也
深感难以驾驭。他认识到，这种“大乱”如果持续下去，必将使其失去民心，也必将葬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想，
所以，毛泽东的讲话意在坚持全面夺权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具体的混乱和错误，然而这是相当矛盾的作法。
　　　　虽然这番话对于制止各地的武斗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以“左”倾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
在总体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而这些错误又被江青、康生等人加以利用和发展，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两派的问题。
　　　　在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威严下，各地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开始收敛。
　　　　1968新年来临之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
胜利》。社论说：“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重要标志。”
　　　　1　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转发的《文汇报》且月12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这篇
社论分析了派性产生的原因及派性在当前的各种表现，并把搞不搞派性上升到是否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高度。
　　　　1　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北京针织总厂两派群众组织进行大联合的长篇报道《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
群众围剿派性》。这篇报道对全国产生了很大震动，去北京针织总厂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　月26日，《人民日报
》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把干扰毛主席伟
大战略部署、妨碍毛主席最新指示执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
　　　　党报党刊对于派性的严厉谴责和上纲上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围剿派性的斗争。各地区、各行业、各系
统纷纷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敲锣打鼓向省、市革命委员会报喜，当时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已基本建成，只
有新疆，西藏、广西等少数几个自治区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
　　　　然而，作为“文化大革命”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气氛却截然相反。
　　　　1968年3　月，由聂元梓一统天下的北京大学，逐渐蜕变出多个反对聂元梓的小组织，最大的是以牛辉林为首的“井
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矛盾愈演愈烈。
　　　　3　月17日，“井冈山兵团”的武装战斗队抄了北大工人刘宗山家，并在煤场附近挑起武十，还绑架了“新北大”广
播台的人员作为人质。21日，“井冈山兵团”抄了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陈葆华的家，殴打北大校文革常委陈影，
抢砸了地质地理系文革办公室和汽车库，劫走汽车1　辆。25日，“井冈山兵团”会同北京地院“东方红”、北京农大
“东方红”等红卫兵组织2000多人相继闯入北京大学，个个头戴柳条帽，手持铁棍，冲砸了“新北大”广播台。3　月28
日，“井冈山兵团”占领了北大31楼和40楼，翌日，又占领了30楼和32楼。
　　　　聂元梓在谢富治和北京卫戍区的支持下，依仗人多势众对“反聂派”大打出手。3　月29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
钟奇去制止武十，实际上是表达了对聂元梓的支持。到4　月26日，“反聂派”被“新北大公社”逼退在6　座宿舍楼中。
　　　　在“聂派”断电、断水、断粮的打击下，“反聂派”土崩瓦解，先后有1000余人宣布“反戈一击”。
　　　　经过此次武斗，聂元梓在北大的地位更加巩固，而学生刘玮却成了武斗的屈死冤魂。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处在武斗的漩涡之中。
　　　　1967年4　月14日，从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了“四。一四”派，号称“山下派”。蒯大富的“井
冈山兵团”则被称作“山上派”。双方为争夺清华大学的领导权，由报纸、广播舌剑唇枪的“文攻”渐渐演变成了真刀
真枪的“武攻”。
　　　　1968年5　月29日，“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的头头开会，决定第2　天凌晨3　时攻打以教学楼和东区浴室楼
为据点的“四。一四”派红卫兵。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很快就把“四。一四”派包围在浴室楼内。
　　　　凌晨3　点，蒯大富亲自去电厂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井冈山”先是在高楼之间搭了一个梯子企图冲上浴
室楼，但对方发觉了，一阵砖头乱砸。“井冈山”只好撤退。
　　　　接着“井冈山”又动用了一辆由卡车改装成的坦克，但同样被“四。一四”派击溃。最后蒯大富下令用火烧楼，由
于附近居民集体干预，蒯大富只好改用烟熏，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于是两派开始了长期的战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战斗中，一方使用自制坦克，一方就使用自制的反坦克炮。还
动用了手枪。步枪、自动武器、火箭弹、加农炮、手榴弹和地雷，有数名学生死亡。
　　　　双方的较量共进行了3　个月，打死数人，伤残者不计其数。史称“清华百日大战”。

毛泽东决定派进工宣队协调学校中红卫兵两派组织

　　　　1968年夏天，两个一直在北京的美国教师，这样描述着当时的气氛：
　　　　一种阴暗的气氛笼罩着革命的首都。当我们沿着北京的偏僻街道长时间散步、坐着公共汽车四处周游的时候，我们
默默地观察着那些通过制造革命而学会革命的人们，毫无疑问，运动带给他们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冒险精神已为反映
在人们脸上的冷漠所代替，人们依然行进在鲜红的旗帜和毛主席的画像下，但这样做只是出于习惯了。
　　　　与广大人民的冷漠厌倦相同，此时，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经济生产，稳定各地的政治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的最大的愿望。为此，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文件，要求各地所有两派组织一律停
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者依法惩办。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枪
支弹药、现金和物资。
　　　　对于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毛泽东决定派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为统一、协调学校中红卫兵两派组织的
领导者。这和“文革”初期由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央一线派到学校的“工作组”相比，“工宣队”权力更大、级别更高。
尽管它有“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理论支柱，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工宣队”都和“工作组”如出一辙，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968年7　月27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的3　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专院
校。第一支“工宣队”被派到正处于武斗硝烟弥漫中的清华大学。
　　　　蒯大富气得直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