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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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惨遭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7　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无价之宝，在红卫兵“小将”
们一阵棍棒下即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相传建于三国赤乌年间的静安寺中，红
卫兵们捣毁了珍贵的真言宗密坛，仅余下了几间寺屋的静安寺，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在寺
人的竭力营救下幸免于难。而设于玉佛寺边的佛教书局却被捣毁：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红卫兵扔到大街上焚烧，致
使江宁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破四旧”之风中，著名的佛教古寺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的破坏。15座寺庙中自唐以来铸塑的479　尊佛像、395　尊菩
萨、649　尊罗汉和珍藏了干年之久的54部藏经书、503　副贝叶像和大量佛事设施都被砸毁、被焚，仅从山上拉下来作为
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60余吨，这座千年古刹基本上成为了一片废墟。
　　　　8　月28日，广州市近千名红卫兵和师生在黄花岗72烈士墓地汇集，举行了宣判“散发着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
大会。大会后，红卫兵登上墓顶，手持铁锤将“自由神”捣毁。
　　　　8　月27日，山东冠县二中全体师生，砸开武训墓。稍后柳林农中、卫生学校师生相继到达，他们一起捣毁武训墓，
挖出武训尸体并抬尸游行。在柳林北门外场院举行了公审大会后，将骨殖砸烂焚烧。
　　　　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尽管位于山西省北部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但仍然有红卫兵进山“横扫”，南山寺门前汉白
玉扶手上的雕饰狮子头全部被砸毁。
　　　　上述事例，在扫除“封、资、修”的运动中恐怕只是沧海一粟。但由此可见，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扫除“封、资、
修”的行为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多么大的损害。他们毁掉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也不仅仅是毁掉了中国与世界交
流的经验与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扫除“封、资、修”的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政治上的
过分集权，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加上红卫兵对异类文化的毁灭，实际上都在强化着一种唯上意识和权威人格。红卫兵捣碎
的不仅仅是古代的文物、遗址，而是在践踏中国悠久的物质积累，禁止的也不仅仅是现代的服饰、装饰，而是在毁灭人
类共有的文化精神。

第六章　全国大打“黑五类”
　　　　　　　北京处处有冤魂


　　　　当红卫兵将对道路、店铺的易名和社会上的扫除“封、资、修”运动推向高潮后，由对固态的物的毁灭到对体现
“反动”意识的人的主体攻击，又形成了红卫兵们新的一轮冲杀，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新的层次上满足红卫兵们的“革命”
欲望。
　　　　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在破四旧的过程中，基本上还处于控制之中，过火行为不算严重。尤其是对人，多是采取了文斗
的方式。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越来越感到这样不过瘾，为了将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以北京为中心，掀起了一场狂热的
抄家、打人、轰回老家的运动。

抄家风骤起，众多文化精英遭浩劫

　　　　8　月下旬短短几天内，北京大学就有100　多人被抄家，有些教师被挂上黑牌子监督劳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家被
红卫兵查封，门上贴有“冯友兰的黑窝”的字样。受冯友兰的牵连，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女儿冯锤璞及
儿子冯锤越（在沈阳工作）都受到了批判，甚至冯友兰在幼儿园的小孙子冯岱也遭到“退园”的处理。
　　　　中国最有名望的女作家之一，《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作者丁玲，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闯入她家查抄达十几次之
多。丁玲在农村积累的创作素材和辛辛苦苦写出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的续篇《严寒的日子》十几万字的手稿也
被抄走。
　　　　著名小说《三家巷》、《苦斗》的作者欧阳山，其艰辛创作的《一代风流》的第三部《柳暗花明》全稿及第四部的
部分书稿，共约50万字的手稿被抄走。
　　　　在8　、9　月份，北京各校红卫兵尚无统一组织，互相之间消息不通，一户所谓“牛鬼蛇神”可能会遭到若干个红卫
兵组织的反复抄家。抄家时，红卫兵有时令户主跪下，逼其交出所谓“变天账”、“地契”、“反动日记”、“特务用
品”等，稍有反抗，即被剃成“阴阳头”，遭到拳打脚踢。稍微象样的家具、大批的书籍都被搬走，连基本的生活必需
品都不放过。有的将床架、床板也给拆掉，有的甚至以要找“罪证”为名，将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很多人在遭几番查
抄后被限时离开北京返回原籍。
　　　　据统计，1966年8　月18日以后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有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　人。全市查抄出大
量金银制品，现金、存款、公债、外币达4478万元，图书235　万册。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
实物330。1　万件，各区、县收存财物变价达1867万元。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抄出后焚
烧了8　天8　夜。又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北京市非法没收住房52万间，其中私房82230　间。这些行动多数是红卫兵
所为。
　　　　在上海市，由于这里过去是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抄家的规模既大，红卫兵“战绩”也很突出。居住在上海的
书法家、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创始人之一的沈尹默先生时已年近八旬，却遭到三番五次抄家的浩劫。他60多年来书写的
诗词、字画、收藏的古今作品、古帖古书，全部被红卫兵运走焚毁。
　　　　著名翻译家傅雷，一生翻译了30余部外国文化名著。因其心直口快，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红卫兵在9　月2　日抄
了傅雷的家，将其一生珍藏的书、画一扫而光。9　月3　日，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巴金回忆，他家是从1966年9　月10日开始被抄的，以后红卫兵一批批地接踵而来。凡是不曾上封条的地方，他们可
以随意取用任何东西。巴金夫人萧珊和巴金一起被关押在卫生间里，萧珊遭打，左眼上留下的淤血黑斑好几天以后才消
退。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的家被红卫兵抄得家徒四壁，全家衣物都被作为“战利品”拉走。1966年冬天，贺绿汀全
家过冬竟没有一条棉被。9　月16日晚，贺绿汀被红卫兵打得伤痕累累，贺的妻子姜瑞芳也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打伤。在批
斗会上，当贺绿汀反驳对他的诬蔑时，红卫兵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其大搞“喷气式”，使贺绿汀痛极倒地。
　　　　二级教授李翠贞仅因平时注意仪容和服饰，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分子”，在批斗她时，把她的皮鞋、口红、胭脂拿
到大庭广众之下“展览”，她还被勒令拿着扫帚边敲打边喊叫：“我是一个妖婆。”李翠贞不堪摧残，当晚含愤自尽。
　　　　在南京市，著名画家刘海粟的家被红卫兵抄了24次之多，家中所有财产都被掠劫一空。
　　　　8　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好得很！》社论以后，天津红卫兵小将也闻风而动。8　月下旬，天津红卫兵查封了
开滦煤矿驻津机构——滦州矿务公司董事会。董事会8　名高级职员均被抄家，除留下3　名在本单位劳动，每月发给15…30
元生活费外，其余人员均停发薪金或退休金。从8　月27日到9　月9　日，到天津市房管部门主动申请交房者计11525　户，
共交私房49776　间，其中已腾空的有1030间。
　　　　到9　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组织共查抄了1。2　万户人家，共抄出1。3　万辆汽车的财物，装满了约6　万平方米的52座
临时仓库。其中现金556　万元、存款4050万元、公债261　万元、黄金4　万多两、金银饰品6　万多件、银元60多万元。截
止到10月25日，北京和其他城市的红卫兵运送到天津市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及其家属共309　户，713　人。
　　　　在苏州市，著名人士周瘦鹃视如生命的盆景“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均被抄走。苏州市被查抄了财物
的共有64056　户，财物中仅图书、字画、文物等就达17万件以上。
　　　　高层民主人士有不少也尝到红卫兵的厉害，除中国民主建国会以外，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约有
100　人先后被红卫兵抄家和斗争，占总数的36。5％。其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31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8　人，中国
农工民主党有8　人，九三学社有15人。
　　　　有些人马上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才没有受到一般人的遭遇。
　　　　红卫兵们尽管也满目威严地闯进这些人的家造反，但跟他们闯入一般平民家庭造反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况且这些高
层人士大都能通天。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后在纺织工业部任要职的蒋光鼐，由于家住深宅大院，红卫兵认定里边有四旧的东西，在
一天内几次去蒋家抄查。后来红卫兵干脆住在蒋家，监视这家人的“反动行为”。此事周恩来知道后，在毛泽东第二次
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请蒋光鼐务必上天安门城楼陪同接见。
　　　　周恩来特意当着红卫兵的面问蒋光鼐：“红卫兵去过你家了？”
　　　　蒋光鼐忙回答：“还文明，还文明。”
　　　　红卫兵也知趣，悻悻地撤离了蒋家。
　　　　被毛泽东痛骂过的解放前名噪一时的“乡村建设”倡导人——梁漱溟，解放后继续奉行他那种刚直不阿的人生哲学，
曾在政协会议上多次顶撞毛泽东。这是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劳苦功高的中共群星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梁漱溟的直言不讳同样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毛泽东曾经指着梁漱溟的鼻子喝道：
　　　　“你是反动分子！”
　　　　被毛泽东下了如此结论的人，无异于政治生命的终结。梁漱溟被轰出了全国政协，但由于他是知名人物，在国内外
有一定影响，所以并未被轰到乡下接受劳动改造。他仍然居住在京城一所大宅院里。十几年来除了邮局投递员以外，并
没有陌生人干扰他的平静生活。
　　　　红卫兵不知天高地厚闯进他的宅院，抄了他的一些书籍。梁漱溟立即想到了他青年时代便结识的毛泽东，他硬着头
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述说红卫兵粗暴的行为。毛泽东对知名人物还是有肚量的，他当即在梁的来信上批道：“请总
理酌办。”从此，红卫兵再也不敢闯入梁家造反了。
　　　　全国各地所查抄的财物多为生活用品，计有金银首饰、家具。衣服、化妆品、电视机、收音机、钢琴、手风琴、书
籍、古玩、字画和各类私人证件等等。查抄物品一般由红卫兵掌管，有的堆放在仓库里，有的就堆放在露天场所任凭风
吹日晒。
　　　　据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的“红卫兵战果”统计，红卫兵“破四旧”的“成果”是相当惊人的。上述仅部分城
市“抄家”浪潮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只是当时整体状况的一个侧面。“红卫兵战果”的统计也只是一个大概数字，真正
的数目永远也无法弄清。但就此管中窥豹，人们已能感受到当时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气氛。

中央命令：警察不得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1966年8　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批准的公安部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规定“不准以
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这实际上等于给红卫兵的任何行动取
消了法律上的限定。8　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文章赞扬了红卫兵乱揪乱斗、抄家和
扫地出门等行为。这无疑又加剧了日盛一日的抄家之风。8　月31日和9　月15日，林彪在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大会上两次讲话，向百万红卫兵喊出“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
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陶铸等人再三劝告红卫兵不要抄家、不要打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当时不下令制止红卫兵过火的“革命行动”，因为这些行为是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需要。“革命”的逻辑就
是这么简单而又荒唐。
　　　　1966年8　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召集了部分省市公安局长来北京座谈对运动的看法。
　　　　当时有一位局长问：“我们那里造反的红卫兵打死了一个地主婆，这些红卫兵是不是要判刑？”
　　　　谢富治回答：“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
　　　　那位局长接着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
　　　　谢富治说：“打死人，如果把打死人的人再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
公安局就好了。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他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
　　　　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
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这样，不但红卫兵抄家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惨无人道。红卫兵搜不出枪支、变天帐、电台，就不放过房
主人。搜不到阶级斗争的罪证红卫兵就对房主施暴。
　　　　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及“牛鬼蛇神”分子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在北京，以中学红卫兵为主体展开了对“黑五类”分子的暴力浪潮。
　　　　北京城内几个剧场，如天桥、民族文化宫、长安戏院、吉祥戏院等，都举行过多次打人集会。章乃器是著名的民主
人士，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始终拒绝在自己的右派结论上签字，被很多人誉为“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他当时
被拖进了吉祥戏院，受到红卫兵的皮带和木棍之苦。
　　　　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斗。
　　　　8　月23日下午，红卫兵在焚烧了国子监孔庙大院内的大批戏装、道具时，将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
良，著名艺术家苟慧生、白菩生等30多人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押到现场
批斗。他们全部被剃成“阴阳头”，一些人头上还被倒上了墨汁。
　　　　67岁的老舍被打当场晕倒。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8　月24日深夜，
不堪凌辱的一代文学宗师老舍先生携带手抄毛泽东诗词一卷，投德胜门外太平湖自尽身亡。
　　　　也有些被抄者奋起反抗红卫兵的暴行。北京崇文区发生了震惊全城的“李文波杀人案”。李文波是民族资本家，居
住在北京崇文区一座自家的二层楼里。
　　　　北京二十五中的红卫兵到他家造反，让他们夫妇下跪，向他们要“变天帐”。李文波说没有，红卫兵就翻箱倒柜，
穿着鞋在床上乱踩。没翻着变天帐，红卫兵就用皮带抽打李文波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