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9·11-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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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组织在阿富汗成立后就与他关系亲密的基地组织成员。许多其他好战分子也随后乘飞机到达。
本·拉登的目的地是阿富汗，而巴基斯坦却是拉登将阿富汗——从这儿可以复兴他野心勃勃的计划——用作对抗美国的战争基地的关键。
在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最初25年中，其身份源自伊斯兰教，而其政策却完全是世俗的。军队——一直到现在——是这个国家最强有力、最受尊敬的机构。在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斗争中，这支军队曾经而且仍继续占据领先位置。
20世纪70年代之前，宗教开始成为巴基斯坦政治中一股日益强大的力量。1977年的一次政变后，军事领导人转而寻求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支持，原教旨主义者变得越来越重要。南亚有一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本土形式，它是19世纪时在印度乡村代奥本德的一个学校中发展起来的。由受沙特资助的公共结构供养的伊斯兰教瓦哈比学校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而且阿富汗战争使巴基斯坦成为庞大的——通常是不受欢迎的——阿富汗难民避难所；由于负担沉重的巴基斯坦教育系统已无法容纳下这些难民，政府日益将私人资助的宗教学校作为一种免费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校培养出大量受过不完全教育的年轻人，他们缺乏可出售的技术但却强烈地坚持伊斯兰教观点。
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发现，这些人数众多而热情洋溢的阿富汗年轻人在本国是一个潜在的动乱源，在国外却有潜在的利用价值。那些投身于塔利班运动的人对伊斯兰法律持有一种残忍的观点，或许他们能给处于混乱中的阿富汗带来秩序，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合作的同盟国。他们可能会使巴基斯坦的一条边境更安全，而巴基斯坦的军官们正期待着能出现一片他们称之为“战略纵深”的边界。
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反对的情况下返回阿富汗似乎不太可能。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部门可能已经提前知道了他的到来，而且情报部门的官员可能还为他的行程提供了某种方便。在苏丹的整个期间，他一直都维持着他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宾馆和训练营的工作。这些是供不同组织使用的一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组织利用它们来招募和训练在诸如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和车臣等地发动伊斯兰叛乱的战士。据说巴基斯坦情报官员曾将本·拉登介绍给他们主要的势力基础——坎大哈的塔利班领导人，以支持他重新控制霍斯特附近的训练营。这是由于塔利班领导人希望他能够扩展这些训练营并供他们训练克什米尔好战分子。
然而，本·拉登此时正处于其自早期对抗苏联的战争以来最脆弱的时期。苏丹政府取消了他建立在苏丹的主要商业企业的注册登记，并将其中一部分向公众出售。据一个高级基地组织囚犯交代，苏丹政府攫取了本·拉登在苏丹的一切财产。
他还失去了其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阿布·乌拜达·班希尔（Abu Ubaidah al Banshiri），后者是基地组织最受欢迎而且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当组织的大多数重要人物都陪拉登返回阿富汗时，班希尔留在了肯尼亚以监督4年前在那儿设立的据点的训练和武器运输。他在本·拉登到达贾拉拉巴德几天后死于维多利亚湖上的一次渡轮事故。这导致本·拉登不仅要接替他在伊斯兰军咨询会的职务，而且还得接替他在这些据点以及在东非预定计划中的管理任务。同时，因基地组织的一些成员将本·拉登返回阿富汗视为偏离了他们自己的方向，他还不得不做出一些其它的调整。有些人还保持着与基地组织的合作关系，但许多人则完全脱离了基地组织。
有一段时间，本·拉登可能并不清楚与塔利班结盟将会是他最成功的一次赌博。当他到达阿富汗时，塔利班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但包括喀布尔在内的要害中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敌人手里。本·拉登最先去了贾拉拉巴德，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受一个由伊斯兰领导人组成的地方委员会控制，这些领导人并不是国家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他与伊斯兰教游击队的一个主要派系的首脑尤尼斯·哈利斯（Younis Khalis）合住在一起。很显然，本·拉登给自己留有选择的余地，他与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也保持着联系，后者尽管是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但同时也是塔利班最主要的军事竞争者之一。但在1996年9月之后，当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先后落入塔利班之手时，本·拉登加强了与塔利班的联系。
这一进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本·拉登不再受苏丹人的限制，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拥有了为圣战发布号召的新的自由。当塔利班向贾拉拉巴德和喀布尔发动最后的进攻时，本·拉登发表了他的1996年裁决，说：“我们……已经被禁止为穆斯林的事业而奋斗，”但他表明，“受阿拉恩赐，现在，在高高的兴都库什山上的库拉桑我们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但是，像苏丹人一样，最终塔利班将收到包括来自沙特王国的警告。
尽管本·拉登向塔利班领导人承诺他会很谨慎，但他很快就违背了这一诺言。1997年3月，他给了CNN一次具有煽动性的采访机会。塔利班领袖穆拉·奥马尔（Mullah Omar）立即“邀请”本·拉登去坎大哈，表面上是出于对本·拉登人身安全的关心，但实际上更可能是欲将其置于更容易控制的地方。
第二部分：新恐怖主义的建立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复兴（3）
为冲洗其监视照片，这个小组在内罗毕的一间公寓里建立了一个临时实验室。这个公寓是供不同的基地组织间谍和领导人作为基地或有时到这个肯尼亚基层组织举行会面用的。基地组织的军事委员会首领班希尔继任这个基层组织的执行指挥官，但由于他经常迁居，所以本·拉登派另一个间谍卡哈立德·法瓦兹（Kahaled al Fawwaz）来担任驻地管理员。这次踩点任务所用的监视和通讯技术设备包括从中国和德国经销商那里买来的艺术摄像机。这个踩点小组还侦察了位于吉布提的目标。
早在1994年1月，本·拉登就收到了由这个小组的电脑专家制作的完全是图表的监视报告。他本人、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班希尔及其代理人阿布·哈夫斯（Abu Hafs）（又名穆罕默德·阿提夫Mohammed Atef）和其他部分基地组织领导人审查了这些报告。基地组织同意其意见，认为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是一个易于攻击的目标，因为可以将汽车炸弹停靠得很近，于是他们开始制定计划。基地组织几个月以前就开始为类似的攻击培养战术专家，当时，有些间谍——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和几个与肯尼亚基层组织有关的间谍——被派往黎巴嫩的真主党训练营。
这一攻击在真正实施前曾被耽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部分原因是因为肯尼亚的基层组织遭到了一系列的破坏。1995年，本·拉登在苏丹开始遇到困难，1996年他迁到阿富汗，与塔利班建立联系所花费的几个月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其原因还有班希尔的意外溺死。
1997年8月，肯尼亚基层组织陷入财政危机。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基地组织前财政委员会首脑迈达尼·塔伊卜（Madani al Tayyib）投靠了沙特政府。文章（不正确地）说，沙特与美国和英国当局共享了塔伊卜提供的信息。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基层成员得知美国和肯尼亚的特工搜查了内罗毕新任驻地管理员瓦迪·哈吉的住宅，其电话也被窃听了。哈吉是美国公民，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与本·拉登一起工作，1992年他来到苏丹成为基地组织的重要金融间谍之一。当哈吉返回美国与调查本·拉登的一个重要陪审团见面时，基层管理员的工作由苏丹人哈伦·法祖尔（Harun Fazul）接管，他是1990年本·拉登派回苏丹的先遣小组的成员。哈伦给几个据点传真了一份关于“安全形势”的报告，警告说“美国人知道了……那些（本·拉登的）追随者……在索马里执行袭击美国人的计划”。这份报告发出了避免进一步暴露的指示。
1998年2月23日，本·拉登发布了他的公众裁决。其语言的使用经过了若干时间的协商，这是本·拉登的组织和扎瓦希里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正在进行的合并的一部分。这个裁决发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执行袭击大使馆计划的队伍聚集到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给他们的指示中的时间和内容显示，发动袭击这一决定就是在那个裁决发布的时候做出的。
随后的4个月花在了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成立小组上。基层组织成员租赁了住处，购买了制造炸弹的材料和运输车辆。至少带来了一名额外的爆破专家协助拼装武器。内罗毕一家宾馆的房间被租来接待一些间谍。袭击发动日期的前不久才购买了自杀式卡车。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时，本·拉登则在继续宣传他的公共信息。3月7日，基地组织军事委员会的执行首领穆罕默德·阿提夫给本·拉登伦敦的办公室传真了一份由阿富汗的教长团体发布的新裁决。一个星期后，这个裁决就出现在Al Quds al Arabi——那家在伦敦第一个发表本·拉登2月裁决的阿拉伯语报纸——上，它传达了相同的信息——穆斯林的责任是开展对抗伊斯兰教敌人的圣战，将美国人驱逐出海湾地区。两个星期后，本·拉登在ABC的新闻采访中发出了同样的口号，他补充说，“我们不区分那些脱去军装的人和平民，他们都是本裁决的目标。”
8月1日，没有参与攻击的基层组织人员大多数都离开了东非。留下的间谍在准备和组装炸弹，并买到了运输车辆。8月4号，他们对内罗毕大使馆进行最后一次踩点。到8月6日晚上，除了运输小组和一两个被指派销毁证据的人外，所有人都撤离了东非。在阿富汗，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领导层离开坎大哈去乡下地区，期待着美国的报复。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的宣言早已传真到基地组织——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巴库的合作办公室，并指示他们等待“立即”将其传到Al Quds alArabi的命令。一个人宣布：“以圣地的解放为目标的伊斯兰军成立了，”其他两个人——每个人负责一个大使馆——宣称这次袭击是由这个“伊斯兰军”中一个“军营”中的一个“连”发起的。
8月7日早晨，载有炸弹的卡车驶向大使馆，大约早上10：35到内罗毕，10：39到达累斯萨拉姆——其间大约有5分钟的时间差。随后不久，一个电话从巴库打到伦敦。然后那个预先准备好的讯息传真到了伦敦。
对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的袭击摧毁了大使馆，并杀死了12名美国人和其他201个人，这些人几乎全是肯尼亚人，还有大约5000人受伤。对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的袭击中的死亡人数超过11个，没有美国人。在后来关于这些非洲人的死亡的采访中，本·拉登回答道：“当不发动袭击就不可能驱逐那些美国人时，即使它涉及到杀害穆斯林，那也是伊斯兰教所允许的。”当被问及他是否真的策划了这些爆炸时，本·拉登说，他曾为对抗“犹太人和十字军”而从事圣战的世界伊斯兰阵线发布过一个极其明白的裁决。如果鼓动对抗犹太人和美国人以解放圣地的圣战“被认为是犯罪的话，”他说，“那就让历史成为我是一个罪犯的见证人。”
第三部分：反恐怖主义的发展世界贸易中心首次炸弹袭击
1993年2月26日正午18分过后，一个巨大的炸弹在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塔楼下爆炸。这不是一次自杀式袭击。恐怖份子将一个带有定时装置的汽车炸弹置放在地下车库的第2层，然后离开。随后的爆炸炸开了一个7层楼高的洞。有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一个当时在现场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将这次相对较低的死亡数字描述为一个奇迹。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命令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反应行动。政府官员 们也立即投入进行搜寻罪犯的行动。位于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中心被高山似的文件淹没了，他们质问世界各地的线人。国家安全局（NSA）这个巨大的防卫部门通知其信息收集机构，发动它的通信拦截网络并在其数据库中搜索线索。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地区分局接管了地方调查，最后设立了一种将来应对恐怖主义事件的模式。
这次爆炸对于9。11事件有四个意义：
第一，爆炸标志着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挑战，它的愤怒和怨恨是没有界限的。放置炸弹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拉姆齐·优素福事后说他希望杀死25万人。
第二，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对这次爆炸事件做了出色的调查。几天内，联邦调查局就鉴定出一块卡车残留物是爆炸前一天在泽西城报告的一辆被偷的赖德（Ryder）出租货车的一部分。租这辆货车并报告其被偷的穆罕默德·萨拉马（Mohammed Salameh）一直打电话到租赁办公室想要回400美元押金。联邦调查局于1993年3月4日在那儿逮捕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联邦调查局就将几个策划者羁押了，其中包括：为炸弹获取化学材料的工程师尼达尔·伊亚德（Nidal Ayyad）和帮助混合这些化学品的马哈茂德·阿布哈里马（Mahmoud Abouhalima）。
联邦调查局确认了另一个同谋者艾哈迈德·阿贾杰（Ahmad Ajaj），他于1992年在肯尼迪国家机场被移民官员逮捕，被控伪造文件罪。他的旅行同伴就是拉姆齐·优素福，他也使用伪造的文件，但自称是因政治避难而被允许入境。很快就知道优素福是这次恐怖袭击的中心人物。爆炸后他迅速逃往巴基斯坦，逍遥法外近两年时间。
萨拉马、阿布哈里马和伊亚德的归案将联邦调查局引向布鲁克林的法鲁克清真寺。那儿有个重要人物谢赫·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Sheikh Omar Abdel Rahman），他是一个极端的逊尼派穆斯林传教士，1990年从埃及来到美国。在其演讲和作品中，这位通常被称为“盲人教长”的拉赫曼鼓吹赛义德·库特布里程碑式的预言，将美国描述成全世界穆斯林的压迫者，并声称与上帝的敌人进行战斗是他们的宗教责任。一个联邦调查局情报员得知了他们对纽约主要标志性建筑其中包括荷兰和林肯隧道的爆炸计划，向联邦调查局告了密。1993年联邦调查局瓦解了这次“地下阴谋”，逮捕了拉赫曼和多个同盟者。
调查和逮捕的结果使纽约南区的检察官控告并确认了很多人，其中包括阿贾杰、萨拉马、伊亚德、阿布哈里马、盲人教长和拉姆齐·优素福，他们在对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和其他很多阴谋中都有罪。这一出色的调查和指控的不幸结局是造成了一种执法系统已准备好应对恐怖主义的印象。不管是克林顿总统、他的首席顾问、国会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感到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将盲人教长和优素福送入监牢的程序是否能真正保护美国对抗这种新病毒的入侵，而这些人只是第一个征兆。
第三，成功地运用司法系统处理第一次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事件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它掩盖了调查针对美国的新威胁的特征和范围的需要。这次审判并没有引起公众和决策人对本·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