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冰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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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听后大喜,立即和邓愈等人离开帅帐,前去拜访朱升。 来到朱升住处后,朱元璋亲自叩门,只见一老者走出来。朱元璋作揖问道:“请问,先生莫不是名士朱升?”
老者答道:“老朽正是朱升,不知将军尊姓大名?”
邓愈抢先答道:“这就是攻克徽州的红巾军主帅朱元璋。”
朱元璋谦逊地说:“我本布衣,为了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 拯救百姓,举起义旗。听说先生是有学问之人,今日特来求教。”
朱升听到这儿,连忙下拜:“原来是朱元帅到了,久仰大名,十分钦佩。老朽乃村野农夫,何劳元帅屈尊!”说罢引朱元璋等人入屋叙谈起来。
俩人促膝畅谈,从衣食住行、风土人情说到国家大事、百姓疾苦。
朱升谈吐不凡,鞭辟入里。朱元璋连连称是。朱升也觉得朱元璋平易近人,胸怀大志,颇具将帅气度。两个人一见倾心,互相敬慕。
言谈间,朱元璋问道:“以朱老先生之见,当今天下之势, 我该如何是好?”朱升早已揣度出朱元璋有平定天下之心,沉思片刻,答道:“以老朽之见,大帅想成就大业,要遵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句话,如此,元帅大业可成。”朱元璋听后,连声称赞:“先生励言警策,重如泰山!操练兵马,积蓄实力;奖励农耕,积有食粮;讳露锋芒,勿早树敌。当真是见识宏远!”
以后朱元璋按朱升的三策,大搞屯田,发展生产,整顿军队,势力不断扩大,终于打败张士诚、陈友谅,推翻元朝统治,做了明朝开国皇帝。 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
第一部分:人才德才——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
◆原文
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从此为冲可矣。
——引自《曹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认为才与德,两者不可有偏颇。用水来比喻,它的品德是润下,它的才就是浮载物品、灌溉田地;用木头来比喻,曲直是它的品德,作为舟楫和栋梁之用就是它的才。如果德是水的根源,那么才就是水的波澜;如果德是树木的根,枝叶就是树木的才。一个人有德而无才,就与愚笨之人相近;一个人有才而没有德,则与小人一样。世上的人大多不愿承认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称愿意成为有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为小人,所以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既然两者不可兼得,那么与其没有品德而归于小人,还不如没有才能而归为愚人。自我修养的方法,识人的办法,都可从此入手。
◆原文
大抵人材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妨此碍彼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乃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验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才大体上说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的人,喜欢讲资格,摆架子。这种人办事不求惊世骇俗的现象,说话也不出格,不会有什么弊病。不足之处是太没有朝气,遇到一事,只让身边亲近的人传递自己的意思,或者写在书信中,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苦下功夫,亲自去实际体察一番。乡气多的人,好表现自己的才能,喜欢出新花样,做事时光考虑自己,不顾别人,说话时只知顾前而不顾后。其缺陷是一事还没办成,就引起大家的非议。因此官气较多与乡气较多这两种人的不足之处都差不多。 若不是非常贤德的人,也很难避免这两种短处。我打算用“劳苦忍辱”四个字教人,所以暂时戒绝官气较多之人而用乡气较多的人。必用遇事亲自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人。赵广汉喜欢用刚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刘晏喜欢用读书人来理财,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详解
关于人才的德与才的关系,历代都有争论。人们当然希望一个人德才兼备,但当两者不可兼得时,又该怎么办呢?曹操采取的办法是以才为主,以德为次。他说:“古时候的伊挚,传说出身低贱,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政敌,但国君都重用他们,使国家兴盛起来。萧何、曹参是县吏出身,韩信、陈平曾有不好的名声,被人嘲笑过,他们终于能成就大业,扬名千古。吴起为了当大将,杀掉妻子来取得国君的信任,还散尽家产求官做,母亲死了也不回来。然而,他在魏国做官时,秦人不敢向东侵犯;在楚国任相时,三晋不敢向南图谋。我想现在天下肯定有品德很高的人埋没在民间,还有果敢勇猛、奋不顾身、迎敌死战以及被人看不起的小官小吏却有奇异才能的,或者可以胜任大将郡守的人;对负有不好名声,行为被人嘲笑的,或者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本领的,这样的人,你们各自所知道的都要推荐给我,不能有所遗漏。”
而元朝的廉希宪,则把德看得比才重要。廉希宪在元世祖时官任中书平章政事。有一次,南宋降将、中书左丞刘整前来拜访,廉希宪十分冷淡,竟然没让他坐下。刘整离去后,有一位南宋的书生,衣衫褴褛,拿着自己写的诗求见。廉希宪听说后,马上将他请到里面,请他坐下交谈,两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海阔天空地聊了半天。廉希宪还十分关心这位书生,对他就像对待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书生走后,廉希宪的弟弟问他:“刘整身居高官,兄长却对他十分简薄;书生乃一介寒士,兄长却对他优礼相待。您为什么这么做呢?”廉希宪回答说:“这就不是你所知道的了。身为朝廷大臣,我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刘整虽尊贵,却是背国叛主之人;而那名书生有什么罪过呢?我朝是从沙漠中崛起的,我如果对待儒者文人不尊敬,那儒术势必便会衰落下去,这便会影响到国家的统治了。”
明代的朱元璋则强调德与才的统一性。1376年2月,朱元璋在便殿与太子及诸臣谈论君子之道。他说:你们听说过进德修业的道理吗?服饰华丽只是外表,而恭逊温良才是德行卓越的表现。古代的君子,德行高洁,充于内而著于外。所以他们目光远大而道德日臻完善,达到很高的境界,不仅不染恶行,而且远离邪僻。自己的德行修养达到一定程度,自然能服众人。这样,贤德之人便汇集求进,而不肖之人便羞愧自去。 能修德进业,国家就会治理好,否则,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货财声色,是戕德的斧斤;馋佞谄谀,是妨贤的荆棘。应该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如果沉溺于货财声色,没有不深受其害的。
结合历史上关于德才关系的典型论述,再回头来看看曾国藩的观点,我们发现,他的论述还是比较公允的,而且切近实际。尤其是他把人才分为官气较多和乡气较多两种,较为符合当时的实际。
第一部分:人才荐才——不避嫌隙,秉公论列(1)
◆原文
李忠武公续宾,统兵巨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原重强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然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悦,耕种不辍,万幕无哗,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忠武公李续宾统兵上万,号令严肃,所过之地秋毫不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的人民,没有不想依靠他的。李续宾临阵时安详严肃,镇定自若,碰到别人都不愿意去做的难做之事,他都会毅然引为己任。他的军队扎营之处,百姓欢乐,不妨碍耕种,军营不喧哗,不惊扰地方。这不是因为他靠法令来约束部下,而是靠他的明察秋毫。他做什么事都是凭借自己的至诚之心,其勇武冠绝三军,常常从危难中解救士兵。他待人接物时,也平和正直,不骄不矜。
※详解
推荐贤才,说起来简单,实质上是件十分复杂的事,因为它牵涉到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识才,就是要判定你所推荐的确实是贤才;二是有风险,因为一旦你推荐的人在日后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推荐者是脱不了关系的;三是要秉公,因为被推荐者很可能与推荐者存在很大的利益冲突。从中国五千年历史来看,虽然常常有奸党专政、裙带成风的状况,但在荐才问题上还是留下了不少佳话。
唐朝良相房玄龄,自幼好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为官时勤勤恳恳,通达政事;审定法令,务在宽平;选才用人,不分贵贱。在辅佐秦王李世民时,深得李世民的信任,李渊也称他是“深识机宜,足堪委任”。当时,杜如晦在秦王府任兵曹参军,李渊受太子李建成的怂恿,欲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势力,便下诏将秦王府的许多府僚调配各地,其中杜如晦被调任陕州长史。秦王李世民见羽翼被削,内心十分忧虑。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幕僚虽被调走许多,但都不值得惋惜。只是杜如晦聪明识达,乃王佐之才也。如果大王甘心作藩臣,那杜如晦也没什么用处;如果大王您要一统天下,经营四方,那非此人不可。”秦王李世民一听大惊失色,惊呼道:“你要是不说,我险些失去此人哪。”于是,李世民上奏唐高祖李渊,请将杜如晦留在秦王府做事,李渊答应了。杜如晦后来在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和辅政治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代名臣。
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在张之洞身上。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中第一名举人,名噪京师。从政期间,整顿吏治,荐举人才,奖励农工,减免苛税,请洋人讲授科技知识,征聘新式人才创办洋务大业,是当时著名的洋务派官僚。当时,法国侵略者企图吞并越南,张之洞深知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是位难得的治军人才,奏请朝廷启用冯子材,协同广西巡抚潘鼎新入越抗法。潘鼎新畏敌不前,不战而退,镇南关陷入敌手,潘鼎新却将败退的罪名加给冯子材。昏庸的清政府不辨真伪,责备冯子材“可恨已极”,并威胁说:“倘再拖延,即照军法处置!”张之洞闻讯,立即上奏朝廷为冯子材辩冤,“并非冯、王不听调度,实由潘抚调度无方而致”,清廷这才再次下旨,剥夺潘鼎新的官职。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军务,统军赴镇南关迎击法军。冯子材到镇南关后,调兵遣将,积极备战。1885年3月24日,法军猛攻清军阵地,冯子材对众将士说:“若法军再入关,我们有何脸面见父老乡亲。”年逾七旬的冯子材持矛杀敌,清军将士无不同仇敌忾,拼死杀敌,法军溃败,清军乘胜收复谅山,扭转了整个中法战争的局势。
而在荐才时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那些“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人。而且,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
西汉的三杰之一的萧何向来与曹参关系不睦。萧何病重的时候,汉惠帝亲自到相国府邸去探望他,而且问道:“您百年之后,谁可以代替您相国的职务呢?”萧何回答说:“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汉惠帝说:“曹参怎么样?”萧何叩头说:“陛下得到新相国了!我死也没有遗憾了!”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后,凡事都遵从萧何在位时的规定,不做变更。汉惠帝埋怨曹参不治理政务,就找来他的儿子,令他回家探问一下。曹参得知此事十分生气,打了自己儿子二百鞭子,说:“天下大事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汉惠帝知道后对曹参更加不满,当朝责问曹参。曹参免冠谢罪说:“陛下您觉得和高祖皇帝比较,哪一位更圣明?”惠帝说:“我哪里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说:“陛下您认为我与萧何比起来,谁更贤达?”惠帝说:“你似乎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制定了严格的法令。现在陛下得以垂衣拱手而治,像我们这些人谨守职责,遵守旧制而不去破坏它,就完全可以了。”汉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很对。当时的民谣唱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使汉初政策得以保持和连续,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吴国大将吕蒙,曾因军营之事被江夏太守蔡遗所举报,但胸襟宽大的吕蒙,对蔡遗并没有怨恨的意思。豫章太守顾邵死后,孙权向吕蒙询问由谁接任,吕蒙就举荐了蔡遗,称他是一位奉公尽职的官吏。吴主孙权笑着说:“你想做祁奚吧?”于是尊重吕蒙的举荐,由蔡遗出任豫章太守。
第一部分:人才荐才——不避嫌隙,秉公论列(2)
吴国勇将甘宁,性情火爆,好轻易杀人,而且经常违忤吕蒙的命令,甚至连孙权的命令也时有违犯,孙权对甘宁颇为恼火,而吕蒙却经常开导孙权,说:“天下尚未安定,像甘宁这样能征善战的勇将,实属难得,对他最好能宽容些。”于是, 孙权消了怒气,善待甘宁。甘宁在同曹军作战中屡立奇功。 有一次,甘宁仅率百人夜闯曹营,斩敌而还,使曹军惊骇鼓噪。孙权对这员勇将备加喜爱,高兴地说:“孟德有张辽,我有甘宁,足以相匹敌了。”
而明代的刘伯温在这方面也存有古贤之风。
朱元璋拜刘伯温为军师之后,得到许多计谋,因此,刘伯温成了朱元璋的信臣,这样就引起了丞相李善长的嫉妒。李善长曾隐藏过一个罪犯,被刘伯温搜出后斩了。于是,李善长更怀恨在心,经常在朱元璋面前诬蔑刘伯温,还密谋除掉他。
李善长自恃功高,专横跋扈,犯了过失,朱元璋决定罢了他的职务。刘伯温听说此事后,急忙劝阻朱元璋说:“李善长虽有过失,但他是个功劳显赫的老臣,在朝廷有很高的威望,为了顾全大局,还是不要罢免他为好。”
朱元璋觉得很奇怪,问他:“李善长几次想加害于你,你为何还为他讲情?”
刘伯温坦率地说:“我与李善长不和,那是私人的事,罢免丞相,可是国之大事啊!”
朱元璋听了点头称是,继续任用李善长为相。
李善长年老辞官之后,朱元璋找刘伯温商量说:“你的朋友杨宪很有才干,可以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