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赢了工商银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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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们的补卡收费标准什么时候报给总行的？小夏说：很久了。见对方故意模糊时间概念，我直截了当地问：是我起诉前还是起诉后？他说，是起诉前。我估计他没说实话。
我说，关于我提的第一条，可以在形成文字时再斟酌，但一定要有“新的收费标准已经报批”的内容。至于经济补偿嘛，我说一个数，5000元。
夏说：好说好说，回头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原来我跟白云说的是“两三千元”，现在为何变成5000元了呢？说实话，我打这个官司并不是为了钱，主要还是想像秋菊那样，讨一个说法，为自己，也为北京市所有的司机朋友。当然，打官司肯定要花钱，案件受理费就不说了，跑了那么多路，虽然多数时候是自己开车，可汽油钱也要花不少，现在的汽油多贵啊。还有，向律师朋友请教，得请人家吃顿饭不？也要花钱。所以，让工行给三五千元的补偿并不为过。至于为此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就不用说了，那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大约隔了40分钟，小夏又打来电话说：已经跟领导汇报过了，第二、三条都好办，就第一条不好接受。你再考虑考虑不提第一条行吗？另外，我们领导希望你能够撤诉，其他的都好办。
第二天上午8点半左右，我开车到了报社。
从玉泉营立交桥往西一公里左右，路南有一个家具市场，叫“名流家居”。在它的旁边，是房地产项目“万年花城”的售楼处。这里的前身是“镜花缘宫”——根据清代作家李汝珍的长篇小说《镜花缘》为蓝本开发出的一个旅游景点。由于经营不景气，镜花缘宫早就换了主人。中国工商报社的位置就在镜花缘宫旧址的西面一点。
我有上班前先到收发室看报的习惯。9时左右，我正看报时，小夏的电话来了，他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先问：第二、三条都没有什么障碍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说，第一条也好办，我可以不再坚持（此前我与法官沟通时，法官说，他既然答应给你补偿，答应收费办法报批，这对官司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也就用不着非要让人家承认“工作有失误”了，那样他们也会接受不了）。我说，调解可以，但让我主动撤诉不行。
我解释说：调解，意味着法院给我们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送达，则意味着一审判决被撤销；但如果我撤诉，法院给我的是裁定书，准予我撤诉。一旦撤诉，则意味着一审判决生效。一审判决是我输了，这当然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说，如果是为了钱，我完全可以在拿到5000元后撤诉，但我主要不是为了钱，所以我不能主动撤诉！
小夏似乎表示理解。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已经草拟了调解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为更好地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工商银行方面正在将收费标准报批，价格将做适当下调。我认为这样的表态有些模糊，但基本能看出个谁是谁非来，于是表示同意。
另外我对小夏说，如果是和解，最好签一个和解协议，在协议中将我的3点意见写清楚。再说，法院方面也需要审查我们的协议后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准予和解。
小夏说，不用写了，钱我就直接交给你好了。夏这么说，我想他们一定是不愿留下什么白纸黑字——他们怕我把这些东西拿到报上去做文章。
关于我不愿意主动撤诉的问题，小夏表示再向领导汇报。
说实话，工行方面的两点表态还是可以接受的。承诺将新的收费标准报批，又补偿我5000元钱，这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我起诉的目的。我的诉讼请求主要就两点，一是停止执行旧的收费标准，并拟定新的收费办法报物价部门审批，二是退还我的100元补办费。工行一审赢了官司，却在二审判决之前作出这样的妥协，他们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说工行是店大欺客，补办牡丹交通卡时是这样，但在二审判决前，他们实际上已经在“求饶”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30日下午2时左右，白云打来电话说，银行方面不准备调解了，因为他们觉得调解书的内容“不好写”，你们就等法院判吧。
调解书的内容“不好写”？此谓何意？不就是怕将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条款写进法律文书里脸上无光吗？那么大一个银行却给一个小老百姓5000元“补偿款”，又承诺将新的收费标准报价格主管部门审批，谁都能从中看出个所以然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第三部分：一审判决书几多冤和屈和谈两次崩无奈理还乱（3）
轻松地过了几天元旦假期后，突然又云开雾散了。
2005年1月12日，白云给我打电话，说工行方面又表示希望调解。我想，看看这回他们的葫芦里又卖的是什么药吧，就同意了。白云说，你们双方快点商量吧，这个案子已经过了审判期限，我得赶紧结案了。
是啊，自我2004年8月上旬提起上诉以来，已经过了4个多月，天天等日日盼，但判决书却迟迟不见踪影。
小夏又与我取得了联系。我问他是否需要起草一个和解协议，由谁来起草。他说，他来起草。
一两天后，我收到了小夏发来的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甲方因牡丹交通卡不当得利纠纷将乙方、丙方作为被告诉至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宣武法院于2004年7月26日作出（2004）宣民初字第2471号民事判决书，甲方后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现经三方协商，达成庭外和解协议如下：1、乙方、丙方将尽快就牡丹交通卡收费标准相关事宜进行报批。2、甲方撤诉。
小夏说的乙方和丙方，指的是一审诉讼中的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即宣武支行和北京分行。我对协议的两项内容都不太满意，尤其是第二项。因为我一直认为，撤诉就意味着一审判决生效，也就意味着我输了官司。这样虽然我拿到了一些钱，但从法律上说我却是一个失败者，这是我最不愿意接受的。于是，我将第二项内容修改为“双方愿意接受法院的调解”，并将邮件发了回去。
再者，工行方面只是承诺尽快“报批”，至于报谁审批，语焉不详。在我的起诉状里，诉讼请求写得很清楚，是“报物价管理部门审批”。工行方面故意使用“朦胧语”，即可将“报批”解释为“报上级（总行）批准”，今后仍然可以借此敷衍我，使我吃哑巴亏。于是我要求，将“报批”二字改为“报物价部门批准”。
另外，协议中对经济补偿一事只字未提。小夏曾经说过，钱可以给我，但钱的事就不写入协议中了。我想，这还是他们的“面子思想”在作怪。
1月19日，我给小夏打电话，于是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最好在协议里改成报物价管理部门批。”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业务部门确实跟他们（市发改委——作者注）联系过了，他们不一定能受理。”夏的回答还是想避开物价管理部门。
“他们应该受理啊，四部委的规定里写着呢。”
“你可能没有咨询过国家发改委。我们的业务部门已经做过这一工作了。”
“北京市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去年我都咨询过。”
“是吗？它真不一定能受理。我为什么没写呢，也是怕……我再问问他们业务部门吧。其实写不写都没关系，因为要报肯定是报那儿，但是可能还有些其他问题……”
小夏终于说出“要报肯定是报那儿”的话，可见他知道牡丹交通卡补卡收费的事情该市发改委管，但就是不想写在协议里。
另外，小夏为什么说“它真的不一定能受理”的话呢？当时我不理解，但现在我知道了：价格管理部门曾经对他们业务部门的人说，工行如果自己单独报来补卡收费标准，他们还不受理，工行必须与交管部门一道，或由交管部门报送才符合程序，因为这张牡丹交通卡是交管局委托它发行的。但当时，小夏不愿意跟我说得太多。
“四部委的规定里写得很清楚：报当地价格管理部门批。我想肯定是他们，该发改委管。物价的事都归他们管。”我强调说。
“是，原则上都是，但他们那块儿还是比较麻烦……也有这个顾虑，怕万一承诺了（今后）执行不了也不好。”小夏放缓了语气。
“我觉得那个没事儿。文字上可以这样表述，以后如果有变化是以后的事，我不追究。”
“行，再说吧。”小夏挂断了电话。
我为什么坚持要写“报物价管理部门批”呢？想必小夏对这一点也能充分体会，同时站在他的立场上看，这也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找了一个借口，说他已经问过业务部门，关于收费标准由谁来批准，真是不好说清楚（不一定是物价部门），所以他不同意我的要求。
考虑到他的难处，我也作了一定的让步。我说，那就改为“报有关部门批准”吧，这样总不会有会问题。虽然也还是有些笼统，但总比“报批”两个字要清晰一些。他答应再去向领导汇报。
1月的北京正是天寒地冻之时，今年的冬天尤其冷，寒潮一阵强于一阵。后来气象部门说，这个冬天是19年来北京最冷的一个。
此时的我，心里也常常是冷冷的。我不知道北京工行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会给我什么样的答复。北京工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内部环节多，运作起来肯定复杂，不像我，自己就是“一把手”，要多少钱，协议内容怎么写，我自己就可以拍板，根本不用向谁请示。我似乎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手里的“权力”。
第三部分：一审判决书几多冤和屈和谈两次崩无奈理还乱（4）
1月21日，星期五。这天上午，我又给小夏打电话。
“我问一个细节好吗？补偿5000元的事情要不要写在协议里？需要我给你们打收据吗？”
“不用了。我想你也很清楚，如果按程序走就比较麻烦：你需要提供票据，有相关损失的证据。你也清楚这5000元里含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小夏没有明说“其他的东西”是什么，不过大家都能猜到。
我又“关切”地问：“没有收据他们怎么走账啊？”
“对啊，这也是麻烦……我们没法要你的收据，（这）又不是正式赔付。正式赔付怎么可能给你那么多呢？行里也是这个意思，希望你别在媒体上扩大报道了，不要造成太大的影响。肯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钱私下给还是法庭上给？”我问。
“都可以。签协议之前给你吧。”
“昨天白云说，你们在法庭上字一签、钱一给就行了。”
“可以。我们觉得这都无所谓。我对你也有一个信任。给完以后你也不会……”
“当然了，不会再要一回的。”说到这里，我笑了。
小夏也笑了：“不是说再要一回的问题，而是希望你给我个人一个口头上的承诺：别在媒体上扩大报道了。”
“协议里可没有这个啊。”我有点不快。
“对啊，为什么说基于对你的信任，我也没要求在协议里写这个呢？”
“我觉得这案子最后该有一个交代，别虎头蛇尾的，总得在媒体上说已经调解了、结案了。”
“你还想在媒体上把包括这5000元都说了？”小夏的问话很警觉。
“钱倒不一定说。”我用了一招缓兵之计。
“行，待会儿再跟你说吧。”
小夏挂了电话。到下午，他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地说：事情已经办妥了，明后天我们就可以去法院签字结案了。协议内容还是两条，一、工行方面承诺尽快将新的补办收费标准报有关部门批；二、喻山澜撤诉。
听了他的话，我有些纳闷儿：我曾多次表示不能撤诉，且已经把他草拟的协议书中关于我撤诉的文字改为“双方愿意接受法院的调解”，怎么末了还是要求我撤诉呢？我告诉他说，这一条不行！
小夏解释说，他一直都是按双方和解、对方撤诉的方案向领导汇报的，眼下已经大功告成，我若此时不同意撤诉，这岂不“坑”了他？他让我别太“较真”了。他说，我们都答应向有关部门报批了，也给你钱了，一审判决对你还有什么约束？你就帮帮我吧，别再坚持不撤诉了！
话说到这份上，也仿佛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心也有些软了下来。可就在我准备“成全”他时，他却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
他说，我们都给你补偿了，你最好别在报纸上做文章了。
听了这话，我有些不高兴，说，这5000元仅仅是补偿我的损失而已，可不是“封口费”。
他一听，马上问：那你说，封口费需要多少？
我想了几秒钟。
是啊，人们从电影、电视剧中，经常能看到有关封口费的情节：只要知情人答应保持沉默，就能得到一大笔钱，这样，某些事情就可能不被有关机关察觉，责任人也不会受到追究。封口费从来都不是一笔小钱。小夏这么问我，我该怎样开价？
我想，我不能就封口费开价。因为我打这一官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为钱——虽然觉得100元太高，交得冤，但毕竟只是100块钱。我一个月好歹能挣三五千元，100块不算什么。我只是觉得，北京的司机那么多，每个人都可能弄丢牡丹交通卡，每个人都可能遭遇高收费，这是涉及一个庞大群体的事情。我自己开口要几万元，终究不是个事儿。
于是，我说，封口费就不要了，但此案已经引起许多媒体和广大消费者的关注，案子有了结果不报道一下是说不过去的，肯定还要有个连续报道，给读者一个最后的交代。他又说，交代一下也行，但不能提给过你5000元一事。我想，这是工行方面顾及自己的脸面，不好意思说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没曾想小夏考虑得更深一层。他说，如果有人知道工行给了钱，保不准还有人要去法院告，那样工行就没办法招架了。我想他考虑得也是，于是退了一步，答应也使用“朦胧语”，只在报道中说“给予了一定的补偿”，但小夏仍然表示不能同意……
谈判就此僵持。此后一连3天，我都没得到任何回音。第4天下午，我打电话问小夏，他说，你的方案领导不同意，领导又表示不想调解了，干脆让法院直接判吧。
我被弄得有点哭笑不得。我一看春节快到了，于是赶紧给白云打电话，请她快点下判决。白云说，工行的态度她已经知道了，法院很快就会判决，就在春节前……
折腾了一个月，工行方面两度同意和解，又两度“撕毁停战协议”，使一度出现的和解之“光”耀眼一时却又转瞬即逝，烟消云散。
但我现在非常庆幸当初没与工行和解成。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倘若当时我不能“把持”自己，在和解协议上签字画押，收钱走人，后来发生的一切基本上都不将存在。尽管我在和解谈判中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尽管和解的前提是北京工行承诺修改补卡收费标准并报价格主管部门审批，尽管那样做也会给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尽管……
第三部分：一审判决书几多冤和屈刘永泰出马质疑牡丹卡（1）
最近几年，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