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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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东方

　　　　　2月14日世纪大讲堂　第157期


　　　　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也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自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且回到意大利写了他那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以后，这个地球就有了东方和西方这样两个概念。那么在1840年以后，一直是中国在向西方进行学习，而且我们后来很多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叫做“拿来主义”，从西方拿来火炬、拿来文化、拿来思想。在这样整整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这样一种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中间，东方始终处在文化被输入的这样一个地区，而西方一直是成为文化输出的一个地区。今天进入21世纪以后，这样一种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文化上头的东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文化上的西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应该在21世纪怎么处理好这样一种关系？今天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的教授王岳川先生，他今天给我们讲演的题目是“发现东方”。

　　　　王岳川

　　　　1955生于四川，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讲座教授，兼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

　　　　王鲁湘：王岳川教授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学者。他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王羲之的王体的书法。

　　　　王岳川：谢谢。

　　　　王鲁湘：而且还拉得一手非常好的胡琴，二胡拉得特别好，后来又学了钢琴。我想您的这种学术研究的兴趣，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之间来回穿梭，是不是和您从小对中国文化的这一种熏陶和爱好有关系呢？

　　　　王岳川：当然。因为从我自己做学问来说，十六个字，就是“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没有这四条的任何学问，它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但是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

　　　　。

　　　　王鲁湘：你对书法这种国粹，包括二胡这种国粹的喜好，能不能在文化传播中间，比如说你到日本去讲课的时候，除了讲中国的文化以外，你是不是有时候也教他们写中国毛笔字呢？

　　　　王岳川：是这样。我在日本很思念家乡，拉《二泉映月》，结果我们专家楼上就有一个老外，一个老美，他觉得How　beautiful！我说，不是你们小提琴比二胡要现代得多、要洋气得多吗？他说，不。他说：乐器、音乐不在于现代不现代，而在于打动你的心弦。传统它之所以还没过时，就是它还可以继续打动你的心弦。至于书法，我可以说是我们东亚国家基本是汉字文化圈，对书法非常的喜欢，这里边就包括一种汉字文化圈的文化自信，和一种文化的凝聚力，有了这种自信和凝聚力，我们就不再把书法仅仅看成是书法了。

　　　　王鲁湘：您的这本大作《发现东方》现在我还没来得及拜读。那么在发现东方中间，有没有劝西方人同时发现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二胡。

　　　　王岳川：这是第一步，因为我后面要讲到“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再也不可以等着人家来发现你，“发现的主体”不再是传教士，不再是西方，而应该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对象”也不再是我们那些落后的、僵化的、保守的东西，而是经过现代化的欧风美雨洗刷完了以后，中国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过程中，书法和包括像音乐这些是最好的输出途径。然后是思想文化，这是更高境界的文化。

　　　　王鲁湘：可惜我们今天的现场没有办法让王教授一展他的一手非常俊朗的书法和一手漂亮的二胡的演奏，下面请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教授给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就是“发现东方”。

　　　　王岳川：非常高兴能够到“世纪大讲堂”来做这么一个“发现东方”的报告。“发现东方”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大家可能说，东方不是在这儿呆着吗，中国不是存在吗？为什么还要“发现”呢？发现一般都是说失落的文明，湮没不闻的文明，而中华文明可以说四大文明古国当中惟一还存在还没有成为博物馆的文明，为什么要发现？Discover这个词究竟什么意思？发现是在哪个层次上？国际和国内的语境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个问题。难道王教授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个伪命题吗？如果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在新世纪——21世纪人类处于一个转折的关键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工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或者转向知识经济的时候才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以下原因。

　　　　首先，是有一些外国的教授提出：现代化等于西化，西化等于全球化、全球化等于美国化，美国化等于基督教化，注意，转了五次。我就不太同意，如果您做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仅仅是为了成为美国化、或者基督教化，那我们把人类未来的一个目标看成是什么呢？变成了中西或者“东西之争”。也就是说认为东方或者中国是远远不如西方的，它恰好遮蔽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古今之争”，就是说传统价值的失调，过去我们很多的问题爆发出来价值沦丧等等很多问题，其实不在于中西之争，而在于古今之争。古今之争使得我们过去很多很多的问题流传下来，同时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又不能完全解决，所以说老问题出现在新环境新世纪当中。如果是把西方变成人类最终解答我们的困境的一个根基的话，我认为是错了，所以我鲜明地提出，我们张扬的是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换言之就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只要曾经为人类的推进做出过贡献的，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都应该把它好的东西分别出来，因此不再是全球化，不再是西化，也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化，而只可能是人类化和世界化。那么这个含义就意味着如果是在古今之争和东西之争中过度强调东西之争，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另一种说法，文化每天都在死去，语言每一年要死去将近50种，最后只剩下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对不起，13亿人的汉语仅仅变成一种方言；只有一种文化存在，那就是美国的POP文化。难道我们作为尚存的、没有被阉割、或者没有被完全击毁的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不应该去思考一下吗？这是第一。

　　　　第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全球化等于全球本质化，或者叫“同质化”。意思是什么呢？全球的文化都一样了，这个蓝本这个模本的原本是谁呢？那就是美国。我们今天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还剩下带本民族色彩的东西还有多少呢？已经不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也不同意，我认为全球化不是本质化，而全球化是让世界所有国家“学会尊重”差异化。这个差异化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叫科技一体化。今天再也不会蠢到这种程度，认为坚船利炮不可学，我认为在科技方面，我们几乎可以98％的拿过来。那为什么2％不拿来呢？那是因为战争、核武器、还有很多丧心病狂制造病毒这些科技，我们坚决否定。第二，是制度的并轨化。我们现在看法学家、经济学家非常走红，原因何在呢？在于我们国家在跟西方的很多的制度方面进行并轨，该不该并轨？应该。但是作为人权问题，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判断，那我认为是80％的相同，20％的差异出现了。第三是什么？第三是文化的对话化。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很多人不太相信了，因为它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现在这个冲突大家已经看到了，剩下的是什么呢？是儒家文明或者是杜维明说的儒教文明和基督教的冲突，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齐泽克提出不再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这种提法，我觉得值得大家思考。最后，是宗教或者是信仰的对抗化。可以说在世界上很多文化可以多元互动，但是在宗教方面对抗性是越来越强。可见全球化只可能在全世界的物质生产、物质享受和大众文化方面，相对而言，比较地具有同质化。但是在思想、在宗教、文化的灵魂方面差异性越来越大，而且还必须学会尊重差异，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喻：为什么女权主义会如此出现？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中央电视台播新闻的时候，旁边有个打哑语的？要知道聋哑人在中国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对弱势的群体不能忽略，这就是我认为全球化就是要学会尊重差异化。尊重差异化对中国或东方来说不成问题，谁还不太学会尊重差异呢？谁的国家没有外语呢？谁的国家对其它的民族、其它的文化在学习过程当中，具有一种中心主义倾向呢？那当然就是西方。西方今天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在西方的国际论坛上，不断出现关于多元文化的讨论。关于差异问题讨论，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等到别人来讨论，别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要开始自己做。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今天是否失效的问题。大家一说起来，中国“四大发明”了不得，对不起，今天的“四大发明”有两大发明遭到质疑。一个是韩国庆州在1966年的时维修一个佛塔，在修建的过程中砸了一个大洞，里边出现了一个藏经的经卷，长达好几米。这个经卷是公元七零六年的，是雕版印刷，不是用毛笔字写的。按照时间来排，这是相当早的、唐代的，如果说中国还能出示几件（雕版印刷物）的话，终于出土找到了几件可以证明。但是韩国在1966年初出土以后，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还无暇顾忌。“文革”结束以后钱存训教授是从美国来告诉中国，你们要注意了，韩国在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搞现代化，抓科技、抓经济的同时，我们不太重视到的文化，而被周边国家如此重视。

　　　　印度一个学者（Mrs。Pratibha　Prabhkar　Gosaui）1981年提出，纸是印度发明的，而且是在公元前四世纪，想想咱们东汉造纸比它晚了多少年？其实请教一下季羡林先生很快就得到回答了。词与物，福柯说的词和物之间是对应关系的，kakali这个词“纸”，印度的梵语，是公元七世纪才出现的。这个纸如果是说公元前四世纪（出现）的话，就晚了一千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的纸只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考古学神手叫藤村新一，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长达28年的作伪，作什么伪呢？就是把日本的历史从三万年推进到七十万年。大家想想他为什么，一个考古学家长期作伪是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他是在为他的国家证明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他要证明历史呢？他的历史七十万年前比咱们周口店还要多20万年，你想想是什么道理？鉴于这样的情况，“四大发明”被人质疑，中国应该重新来清点自己的遗产，重新发现自己的四个部分：哪些文明永恒的变成了消逝的文明？哪些文明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电脑硬盘一样需要整合？哪些文明经过了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后，事实证明它已经失效了，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哪些文明我们中国人是站在人类同一起跑线上，可以向人类说明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像几百年前的中国一样，是世界民族之林的佼佼者？

　　　　我认为“发现”是重新用新的人类的眼光去发现，再也不要有简单的、抹煞性的、毁灭性的什么“打倒孔老二”等等这样的语言，因为我们审父，审了一个世纪我们很少审判自己，我们也很少审判人类一切不合格的脏乱差的文化。所以今天中国的眼光不再是区域性的、局部性的、个体性的、狭隘性的眼光了，再也不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那种“刺激－反应”理论下的产物，而应该是带有人类大同性的新的角度。

　　　　现代化其实是有不同争议的。一种就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这又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还有一种说法是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这是第二次现代化，也有人称为叫做后现代化。大家注意，第一次现代化基本上是物质输出，落后就要挨打。而第二次现代化就不一样了，强调多元差异，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不再是用物质文明来简单地评述。所以，“发现东方”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问题。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途径，而不是西方的途径，也不是人类只需要单一模式的途径，这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赛义德刚刚去世。赛义德写了一本书叫《东方主义》，这本书可以说他基本上把东方称为一个东方和整体东方。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用“东方学”这么一个题目呢？他说我对远东不了解，所以我谈的是一个东方，那就是中东。问题就出现了，中东当然是西方文明的很多的文化基础，包括宗教、文字以及某些思想的断片，今天还包括中东的石油。同样如此，我可以说两河流域的思想的启迪性是源远流长的，但是远东被忽略了，就连赛义德这么大的思想家，在美国白人中心的话语圈中可以代表东方发言的人，居然《东方学》只出现了不到十次“中国”，而且只作为名词性出现。我的问题就是，谁来为中国文化说话？是洋人吗？是中东的学者吗？还是我们一心考托考出去以后，发誓不再回国的那些朋友们吗？我想应该思考了。今天没有谁可以代中国发言，中国学者应该走出来，不再是谈自己一己的温饱，谈自己的住房、自己的工资这种知识分子，这叫做是“稻粱谋”的知识分子，还应该有一批赛义德说的“业余的知识分子”出来谈文化的走向。基于现在的情况，我想到了关于东方，尤其是关于远东的问题，所以提出来“发现东方”。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它是对我知识结构的一次挑战，同时也是对中国学者在一个世纪“拿来主义”以后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发现东方”？发现东方我首先关注到一个形象问题，就是“中国形象”的变化。我这儿有一份材料，就是Angus　Maddison　出的一本书叫《世界经济：千年展望》，这本书是巴黎2001年出版的，里边有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简单地说一千八百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这一千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这么小的当时的一个地盘，但是占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而1000年到1500年占23％。这一千五百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朋友们、诸君如果不相信，可以看看唐代我们的长安，是多少人心里梦绕神牵的今天的巴黎、东京和纽约啊。

　　　　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从1500到1800这三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准确地说在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换言之，我们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落后一辈子，或者永恒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1820到1850年中国是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可以说欧洲的人均GDP当时和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