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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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比，就是在1820年是2。1，也就是说比中国高了两倍，但是很快30年以后就达到了10。6，高到了10倍，美国比中国人均GDP高达15。6，就是短短30年中国人一下就拉开距离了，拉开距离以后这是经济方面。

　　　　我们来看看文化，他们看中国的眼光就发生变化了。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眼光都高看一眼，觉得可是了不得，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伏尔泰的一些作品，说起东方，说起遥远的中国，神思梦绕的，对中国极尽赞美。仅仅过了20年，1765年就说了这样的话“中国的汉字叽叽喳喳的听起来特别难听”，中国的文化有很多很多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西方人眼睛当中的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丝绸、中国的艺术还包括中国的餐饮，一下在他们心中就失效了呢？除了他们发现了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他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汉字文化的灵魂里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所以他们在往往听了传教士很多说法以后出现了问题。到了19世纪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中西双方都是由一种理解到了仇视，到了敌视、憎恨。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1949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的对峙又非常厉害，一直持续到1972年，其后到1989以后同样又出现了很多反复，包括是“中国威胁论”等等提出，包括最近一次的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提法等等，都在“遏制中国”。

　　　　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遏制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威胁论”？其实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文化深层问题没有理解。朋友们可能觉得，说的太悬了。好，有一个《刮痧》的电影，大家看过。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刮痧”是虐待儿童，居然把儿童的背刮得如此得红，那不跟殴打一样吗。而中国人认为很简单，刮的痧背后是经络，经络背后是阴阳，阴阳背后是哲学，这是中国的文化的瑰宝。我们“刮”的东西里边是很深的含义的，但是他们不这么理解。从这一点点小的问题上可以看，文化的“误读”是无处不在的，消除文化误读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好好地把文化输出，以免或者被他人的眼光有意误读。

　　　　还有，“发现东方”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已经基本上大部分西化了，这没有什么不好，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对我们过去的一种反省。但是我们难道不可以对现代化，对西化提出一些反省吗？比如说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中国的学术的问思方式已经失效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天还有吗？中国的学术的言说方式从《左传》开始的，那种散文性的，评点式的，悟感性的这种评点方式已经失效了。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博士论文，一个硕士论文，敢用钱钟书的《管锥编》的方式来写，敢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方式来写，我们必须用严格的西方的学术规范。谁在改造中国思想？谁在改造中国的言说方式？谁在改造中国的学术方式？谁在否定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东西呢？可以思考一下。难道这种反思或者这种改造它的正面和负面效益我们不可以思考一下吗？

　　　　还有翻译问题，我做了一个社会学调查，我做的是1900年到2000年中国学者翻译西学的书有多少，包括英、德、法、意等文字，还有西班牙文字，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最后统计结果是十万六千六百八十本。但是反过来我做了另一个调查，这个调查不太准确。我调查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说20世纪西方翻译了中国多少书，包括先秦古籍《论语》、《老子》等等，这个数量比较庞大。但是我查出来了，包括像《老子》有37个译本，《论语》那就更多了，很多是重复的翻译。我做的第二项是，他们翻译20世纪中国有多少，这就比较悲哀了，不到一千册翻译20世纪中国的书。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做了一百年，十几亿人，只有一千本书左右被西方人所看到。

　　　　因此，我提出“发现东方”是理念，“文化输出”是实践，“文化输出”不是王岳川的原创。我记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宗白华先生曾经提出过，我们在20世纪初五·四期间应该开窗让欧风美雨进来，在20世纪末的时候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他用的是一个“走”字。季羡林先生在上个世纪末说“送出主义”，就说你不来，你不要，你看不上，我给你送过去，看你要不。我提出“输出”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它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种政治表态，而是一种一代一代的人们坚定不移地输出去。

　　　　朋友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人家不要，人家看不上，你送了也白搭，有什么用呢？西班牙有一个传教士叫方济各·沙勿略（Framcos　Savier），他从1542年到1552年步行10万公里以上，足迹遍及印度、西南、新加坡，他后来发现，东方中国不能忽略。但是他生不逢时，正好当时的中国禁海进不去，他有一个想法，如果我把中国的皇帝都基督教化了、天主教化了的话，那我岂不是就把我们传教的任务完成了吗？就这么一个人，在我们的广东，一直在澳门外边进不来，最后死在广东外面的上川岛上了。今天还有哪一个留学生，哪一位专家、教授敢把自己国家所谓的一种文化，到了别的国家被拒签进不去的情况下，徘徊若干年死在人家门口的，我看到的很少。这是一个文化担当和文化价值判断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今天应该意识到文化输出不是一个学理问题，它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怎样重新评价文化问题。“李约瑟之谜”提出，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却为什么突然就落后了呢？“韦伯之谜”提出，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有长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呢？这些问题应该去思考。我还要提出，为什么当代中国在学会“拿来”以后，没有思考一下要学会“输出”呢？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对人类负起来自己责任来呢，它毕竟占人类四分之一。

　　　　“文化输出”是一个工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些实践。第一方面，就是准备翻译260本书：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就是说从先秦古籍《老子》《庄子》、《论语》等开始，一直到清末；第二是要翻译一百本20世纪中国学者的书。这个我从1994年就开始做了，1994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一百本的《20世纪学术文化随笔》，主要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张岱年等等。为什么翻译他们这批书，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学者出去，只有靠马悦然这样的汉学家，把你某个人的著作翻成了以后才可能获什么什么奖，但是中国群体亮相，集体性的那种智慧或者是东方智慧的代表没有了。第三翻译60本“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丛书，这个极其重要。我要想纠正西方一种观点，就是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中国的文化是伟大的，19世纪以后的中国的文化是西学的。我们所有的东西，你要唱卡拉OK，对不起是日本的；你要做行为艺术是欧美的，你要做任何一种东西才发现都是人家做过的做剩的，但是我们玩得还挺开心。中国的是什么？很多人说，既然是全球化就没有什么中国的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问题是谁在化？化给谁？最后你是否被化？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那全球化的鼓吹就是居心叵测。

　　　　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翻译这260本书，比如说建筑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电影生态，它向西方告诉当代中国已经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有自己的民族的创痛，有自己的精神的痛处，同时也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种策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它是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方式，甚至就是传承方式本身的一种本体存在。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还是由西方人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相当的奇怪。因为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再也不是冷兵器时代，再也不是热兵器时代，今天是热核兵器时代。设想一下，今天的美国具有摧毁前苏联的核武器，可以摧毁350次，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前苏联的，所存在的核武器可以摧毁美国135次，全球的核武器可以摧毁人类100次以上，在今天战争当中没有赢家，既然没有赢家该怎么办呢？坐下来谈，谈什么呢？谈西化吗？谈一种单一的文化吗？谈文化的单边主义吗？不对，应该谈文化的多边主义，文化的多元主义。我们全球的人，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美好的资源，美好的文化都做一番清理，都开始“发现”一下自己。

　　　　中国首先要让整个世界知道，让整个世界了解它的文化。我们输出过文化，但是那是京剧（武打），那是川剧变脸，那是我们的景泰蓝，那是我们的瓷器等等。您注意到没有，这些几乎都是物质层面的文化，难怪西方人才会认为中国只有园林，只有折扇，只有一些他们所说的物质方面的文化。其实我们有艺术文化，我们今天的京昆艺术，今天的古琴正在申报或者已经申报成功世界遗产，我们今天的书法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东南亚。但是您知道吗，前些年中国有一次重要的书法展总评委是位德国人，中国人出让自己的权力到了如此程度，最后这位德国人说，我不认识汉字，我更不懂书法，书法是你们的国粹，应该由你们来评价。中国“西化”已经西到相当的不错了。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革命第二天”我们应该怎样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我看来，霍金有一种说法，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说，人类活不过不这千年。今年是2004年。为什么呢，地球升温，还有整个环境的污染，还有心灵的失落等等等等，将导致人类非常得悲哀，所以人类今后的惟一办法就是向外星球移民。今天很多学生还在考托、考G向美国移民已经落后了。

　　　　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寿命远远没有结束，人类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坐下来各国清理自己的文化，把文化对话，文化互动，文化多元构成，变成人类大家庭的必然。再也不可能让西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东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北方人和南方人说了算。谁说了算？大家说了算。谢谢大家。

　　　　王鲁湘：谢谢王岳川教授精彩的演讲。我这里一边听，一边也产生了几个问题。实际上王岳川教授刚才很精炼的演讲，在“发现东方”这样一个大的题目底下，实际上在告诉我们，首先为什么要发现Why；发现什么What；然后是谁来发现Who；然后怎样发现How，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并没有展开。现在我想从三个W一个H中间，我想问王教授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特别强调“谁来发现”这个主题问题。

　　　　王岳川：这个问题是中国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痛，曾经被传教士“发现”过，甚至发现得非常全面，但是到了费正清、欧文这一代学者以后，对中国的那种妖魔化、历史形态化，甚至带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就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到事物本身，那就是从文化方面的“发现”。我认为发现的主体不应该再是在西方艰难地学到汉语的洋人，而是我们中国自己。也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是不是就是教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隋唐的那些教授呢？也不完全，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资源可以整合进来，但是相当一部分，这个“发现”需要双语精英和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也就是说具有世界眼光来重新返身来看自己的文化。

　　　　王鲁湘：那么您特别强调这个发现的主体，尤其根据你刚才的讲述，实际上希望个主体就是中国人自己，是这样一种具有双语能力的中国的一些学人，是不是你有这样一种担忧，就是在过去不是中国人，不是这个文化主体本身在进行一种文化的传说的时候，由另外的一个他者来发现，来介绍情况之下，是不是产生了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是不是对这样一种文化的传说本身会产生了一些伤害？

　　　　王岳川：是的。这样的误读是非常多的，我曾经看了大量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出现的一些文化误读的例子。基本上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了，说中国人梳着长长的辫子，衣衫不整，语言叽叽喳喳永远不清楚，他们做的那种思想的解读也是比较糟糕的，包括像黑格尔这样的学者，对孔子的看法都认为他不是个哲学家，因为他是形而下的，是关注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还包括今天的很多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解读，基本上都采取一种单边的，带有滤色镜的角度来看的。那么我觉得这种看法可以成为看法之一种，但不能成为绝对的看法。更不能成为一种正确的看法。

　　　　王鲁湘：说到文化的交流，我们听到最多两个概念就是所谓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或者高位文化、低位文化。就是说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间，一定是高位文化往低位文化进行传播，一定是强势文化往弱势文化进行倾势。现在总体来说，我们还没有摆脱在你说的东方文化也好，或者我们更具体一点，叫东方文化中间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中间的儒教文化，更具体一点，面对西方的这种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它所处的目前还是低位的和弱势地位，那么在这一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你的这种输出，有可能性吗？

　　　　王岳川：我是比较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怎么说呢，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去过云南的丽江，那么多老外跑到云南丽江去看什么呢？难道看比纽约更豪华的大厦吗？去看比巴黎更美好的夜生活吗？去看比东京更加好吃的日本的料理吗？不是。他们去发现一种人类丢失的精神。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就看见一个老太太从早晨在那晒太阳，他就不理解，他说我们每天的时间非常忙碌，你那么闲悠悠地生活，有意义吗？为什么不可以快点起来呢？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就说，小伙子别着急呀，前面就是坟墓啊，慢慢走啊！这说明什么呢？一种是生存的法则，一种是生存的智慧，它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很多生活的技巧和法则，丢掉了生存的智慧。也许东方不能够为这个世界的竞争、抉择提供更多的生产力和机件，也许东方不能够为整个世界弱肉强食提供一种基本的伦理价值，但是东方尤其是包括日本、韩国以“汉字文化圈”的东方在20世纪的崛起，可以对人类提出新的思考，就是说汉字文化圈的崛起是必然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的经济，我们的GDP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经济、科技进一步发达，我想提的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已经非常强盛的时候，而我们的文化还剩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所有的文化都是“拿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输出”是一手硬、一手软。从这个角度看。我为什么叫做带有更悲情的、更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呢？它包括两点：第一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要铁面无私地批判我们过去腐朽没落的东西，不能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李”，绝对不可以。同时，也要提倡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文化透视能力。就是说要像青年人听见老太太话一样突然大悟，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