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婚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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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维多利亚女王的铜板（1）
十一月。
玛蒂尔德的父亲马帝约·杜奈的法律顾问，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律师，叫做皮埃尔·玛利·鲁维，对人和蔼可亲，无微不至，虽然头发开始渐渐稀少，可是仍然非常有吸引力。传说他对保护鳏夫孤儿与取悦寡妇孤女这两件事同样尽心竭力，绝不退却。他是看着玛蒂尔德长大的，从小就百般宠爱她，呵护她。十月初，他到巴黎来办一些业务上的事时，玛蒂尔德曾到他那全是丝绒贴墙的事务所去看他，跟他诉说一些知心话。
当玛蒂尔德说到“黄昏宾果”时，他高举双手，表示不能相信；当玛蒂尔德说到“歌剧院广场”时，他连声大叫荒谬，天下怎么可能有这种荒唐事？五个士兵双手反绑，被自己的同袍赶到最前线的战壕，丢过两军之间的铁丝网……而且是在冰天雪地里……简直荒谬透顶！这种战时无可避免的无稽之谈，总是像燎原的星火，一烧不可收拾，虽然无聊，可是很不幸有时候却杀伤力极大。
艾斯普兰萨？他不过是个天大的撒谎家而已。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想使点儿小把戏让自己显得特殊点儿，可是又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因为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所作所为已经相当过分了。那张死刑犯的合照？那张照片能证明什么？谁能一口咬定这张照片是在某个特殊的地方照的？玛奈克那封与手抄本一模一样的信？谁又能百分之百地保证那是他在“黄昏宾果”战壕里口述的？法福里的信？假造的！我们怎么知道真有法福里上尉其人？
维多利亚女王的铜板
话说回来，既然玛奈克的一个同袍证明了他确实被战时法庭审判过，空穴不来风，这件事也不能说一点影子也没有，因此，鲁维在他那本黑皮金字的记事簿上写下了几笔有关这件事的人名、地名。他告诉玛蒂尔德，他会尽力去调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玛蒂尔德必须保密，绝不可对第三者提起。
自从十月见过面以后，他给玛蒂尔德拉封登街的家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问她那个曾在破落村庄给五个犯人清理伤口的中尉军医的姓名——圣迪尼。第二次就是约定今天见面的时间地点。他们约好下午四点在玛蒂尔德家见面。
雨点打在玻璃窗上。鲁维抽着土耳其烟，香烟套在用象牙做的、长长的滤嘴里。停战后，他平常都打领带，今天也不例外，只是今天打的是一条黑领带，因为今天是他一个钟爱女演员的忌日，他想表示自己的怀念之意。他不但穿着深色的衣服，脸色也非常阴沉，把原本玛蒂尔德母亲装饰得亮丽悦目的客厅也弄得气氛沉重起来了。
他要玛蒂尔德发誓，绝不把他们的谈话内容泄漏出去。为了得到这些消息，他拜托了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让他也担受了许多风险，因此他也对这位军官发誓会守口如瓶，现在，他要玛蒂尔德做同样的保证。玛蒂尔德平常小谎撒惯了，听到这个要求，毫不迟疑地一口答应。
鲁维坐下来，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一些折叠的小纸。他告诉玛蒂尔德在过去一个多月里，他跟这个帮他忙的军官见过不少次面。为了保护这位朋友，他不想提名道姓，所以在谈话中称他为“军官朋友”。今天他们一起吃午饭，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讨论整理了一遍。虽然一些文件和证人的谈话跟艾斯普兰萨所说的某些事情相符，但他们两个人都觉得玛蒂尔德听到的有关“黄昏宾果”的事情，根本出于这个老糊涂的虚构。一九一七年一月六日和七日这两天，驻防在“黄昏宾果”战壕的法国部队一定忙得不可开交，谁会为了省几发子弹，而有这种闲情逸致去整五个倒霉的同袍兄弟！
第三部分维多利亚女王的铜板（2）
小客厅慢慢亮起来了，玛蒂尔德可以看到光线从沾满雨点的玻璃窗上投射进来。玫瑰色大理石壁炉里火焰正旺。她甚至看到当鲁维打开那些折叠的纸张时，手指上戴的戒指所反射的壁炉火焰光芒。“黄昏宾果”确实存在过吗？
他看着她，低下头来。他说“黄昏宾果”和艾斯普兰萨所说的一些别的事情，他相信的
确是真的。他把眼镜架在鼻子上，开始对玛蒂尔德念那些他记在纸上的事。
“黄昏宾果”本来是一个德军的战壕，一九一六年十月被法军抢过来后，命名为“黄昏
宾果”，位于索姆区前线的一个战区里，编号为一八战壕。一九一七年一月，这个战壕由
法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共同防守。一月七日星期天晚上，在这个战壕内外，法军和德军发生了
极为惨烈的战斗。根据一九一六年秋天英法两军指挥部的协定，从一九一七年一月八号起，
一直到停战协定为止，这个战区的防守任务交由英军负责。从这点看来，五个战犯的遭遇跟
“黄昏宾果”应该完全没关系。
经过证实，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星期天，法福里上尉，三十五岁，历史教师，是一
八和二八两个战壕的指挥，统领半个营的步兵，防守第一和第二据点。
同样经过证实，艾斯坦建中尉，二十五岁，是“黄昏宾果”战壕大队的指挥官。查多罗下士、
高尔德下士和塞莱斯丁大兵三人都是他的部下。
“军官朋友”也查到了一月七日的伤亡数据。五十六个阵亡的官兵名单中包括了法福里上尉和艾斯坦建中尉两人；七十四个受伤的官兵名单中包括了高尔德下士。
说到这里，律师停了下来，把眼镜摘下，意味深长地盯着玛蒂尔德望了好一阵子，然后说：“小玛蒂，我还有别的事要告诉你。”
这张伤亡名单是在一月八日星期一由大队生还官兵中职位最高的一个上士整理出来的。在阵亡名单里，有一行写着： 一月六日由外处调至本营的五名士兵——巴斯多施·布盖、弗朗西斯·盖纳尔、贝努瓦·诺特达姆、安琪·巴辛那诺和玛奈克·让·朗格奈。
玛蒂尔德把轮椅推近壁炉。她没有转头，背对着律师，勉强自己说出一句话：“你说下去，我在听。”
经过证实，中尉军医让·巴布狄斯·圣迪尼，二十七岁，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八日死在巩布勒的一场轰炸中。他在急救站的顶头上司完全记不起来曾在他死前两天下过命令，要他去医治五个死刑犯。当“军官朋友”询问他时，这个相当有名气的军医很清楚地说明：“嘿，如果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忘掉。”至于那个查不到姓名、曾经陪伴圣迪尼的军护士，他说得更明白了：“啊！原来还有一个军护士？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军医，只为了去换个绷带，你是不是在开玩笑？我可能下这种命令吗？你想想就知道了！”
经过证实，一九一七年一月的确有一团龙骑兵驻防在已成废墟的丹鼓尔村附近。根据艾斯普兰萨的说法，五个死刑犯是由一队骑兵押送到丹鼓尔村，交到他手中，由他继续押送。可是“军官朋友”查询了这个军团的所有记录，他可以保证，没有任何有关一月六日押送犯人的记载。除非艾斯普兰萨把军团搞错了，不过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他毕竟是个在前线混了三年的老兵了。如此这般，只剩下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艾斯普兰萨根本在胡说八道，是天方夜谭。
鲁维曾与达可斯医院的主任医师通过电话，可是没办法让艾斯普兰萨接电话。那老家伙已经不起床了，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什么事情也记不起来。他惟一记得的是一个他小学时的老师，每天晚上他都哭着去找她。
和艾斯普兰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战役中同一营的营长于同年去世，并非死于战场，而是在一次休假回家时，饭后死于心脏病突发。他妻子从来没听他说过“黄昏宾果”，也没听他提起过五个死刑犯，可能什么都没听说过，因为她最讨厌听他谈论任何与战争有关的事。
还有一件他认为与整件事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事没说。这个消息是他午饭时才听到的。听完这个消息后，他觉得整个案件的不可信程度已让人不容置疑，调查也可以宣告结束了。
经过证实，的确有过这么一次军法审判，整个审判过程是在索姆区苏山镇丹特清村的一间小学里进行的。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受审的是某个部队的二十六个士兵和两个下士。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间内使用同样的手法自残，严重影响士气，使得军方不得不立刻采取行动，决定予以严惩。十四个大兵和一个下士弗朗西斯·盖纳尔被判死刑，其他的分别被判二十到三十年不等的苦役。
第三部分维多利亚女王的铜板（3）
鲁维把手中的纸张重新折好，突然站起身来，走到壁炉前，面对着玛蒂尔德。玛蒂尔德对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消息就能宣告整个事件的调查结果。相反，我倒觉得这个消息只是整个事件的开始。”
“等一下，玛蒂，我还没说完。你先想想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
玛蒂尔德猜想，军队的档案中，一定有每次军法审判的书面记录。
不对。他的“军官朋友”没有找到丹特清军法审判的书面记录，可是他找到了更好的人证，
就是阿里斯第德·朋密尔在水上比赛后跟玛蒂尔德说到的那个临时律师，那个通晓法律的炮兵
队上尉，那个担任为玛奈克辩护任务的军官。
听到这段话，玛蒂尔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心跳得厉害，张大眼睛看着鲁维，嘴巴张得
大大的，像条离水的鱼。鲁维点了好几下头，显然对自己这个消息的影响力很满意，接下
去说：“没错，完全没错，玛蒂，我那军官朋友找到了那个炮兵上尉。”
玛奈克的临时辩护律师是勒瓦罗省的一个职业诉讼代理人，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一间
用磨石粗砂岩盖的小楼里，跟他的藏书和猫儿们作伴，靠一些存款利息和伤残军人养老金过
活。大战时，他儿子在艾巴其一带战亡，他自己在香槟省附近的某个战役里丧失了一条腿，
他妻子死于一场严重的流行病疫中。“军官朋友”昨天下午到他那小楼里跟他见面，要他把
军法审判的经过情形讲给他听。讲述过程中，他听到一个天大的新闻，今天中午他跟鲁维
共进午餐时，告诉了他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这十五个死刑犯，一个不少的，全都在一九一
七年一月二日被普安卡雷总统特赦了，把死刑改为终身劳役。特赦令是在“黄昏宾果”事件前
四天发布的，玛奈克的临时辩护人炮兵上尉是在四日那天在军营里接到特赦通知书的，可是有关单位一定早在这以前就接到电报了。好，现在艾斯普兰萨还有什么话说？
玛蒂尔德花了一点时间，把思绪整理了一下，对鲁维说：“我不是不相信你那军官朋友的话，可是，他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确有这么一份通知书？”
鲁维弯身靠向她，声音突然变得响亮刺耳，使玛蒂尔德把头往后缩了一下。他对她说：“我亲眼看到了那份通知书。”
已退休的诉讼代理人把特赦通知书交给了“军官朋友”。鲁维今天中午把这份文件念了又念。他在特赦文件上看到玛奈克·让·朗格奈和另外十四个死刑犯的名字，他仔细地念了判决理由，也看到了减刑的决定、日期和雷蒙·普安卡雷总统的签名。玛蒂尔德能想像有任何一个法国军队将领胆敢违反总统的命令吗？
她当然可以想像任何将领一定会照总统的命令去办。但是，特赦令会不会抵达得太晚？如果死刑犯已经上路了？他们不是告诉艾斯普兰萨，在抵达丹鼓尔村由他押队以前，他们已经在路上漫无目标地走了两天两夜，个个走得筋疲力尽？
鲁维摇摇头，叹着长气，不明白为什么玛蒂尔德会找这么多理由，拒绝接受铁证如山般的事实？特赦令抵达得太晚！那么她要怎么解释为什么军方没有在判刑后立刻执刑，就像一般军事法庭审判的惯例一样？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自从军事法庭被取消后，法国法律禁止军方在法国总统决定是否要特赦以前，立刻执行判决，纵使军方特别提出上诉也没用。所以在采取任何行动以前，大家都要等总统的决定。特赦令可能来得早，可能来得晚，但是来得太晚是绝不可能的事。鲁维再三强调：“绝对不可能太晚，不可能有这种事。”
他一定是看到玛蒂尔德脸上的表情，知道她无论如何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所以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他也愿意试试当一次魔鬼的辩护律师。
“假设艾斯普兰萨所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假设法国军方的确下令要他押送五个受了伤、疲惫万分的死刑犯到第一线的这个战壕去，而我是诉讼辩护律师，我想让你听听我在法庭上会有一套什么说词。某个部队在十六天之内，有二十八个士兵用相似的手法自残，严重打击士气，部队将领决定不计代价，一定要杀鸡儆猴，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们感到一股集体反抗、不满、拒绝合作的浪潮正席卷整个部队，有些民意代表宣布，这股浪潮变本加厉，在次年的春天甚至淹没了整个法国军队。因为这种缘故，军方没等到总统特赦令的决定，就抢先把十五个人分成三组，每组五个人，分别被押送到三个不同的前线，故意让他们绕路、迷路。谁去管什么特赦令不特赦令的。这些家伙反正在特赦令下达前全都已经不在人间了。他们总得让别的弟兄看看这样胡作非为的下场是什么。他们没有权力执行判决？没问题。他们把这些家伙绑起来，把他们丢到对面去，让对面的那批人来执行判决。当他们都被杀掉以后，军方只需要把他们的名字加在阵亡官兵名单上。他们的家人甚至都被蒙在鼓里，以为他们被敌人所杀。至于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军官、军士、大兵，还有那些本土部队的、龙骑兵队的、火车长、医官、货车驾驶等等，一概都被分散开来，淹没在整个大战场上。其中有许多死了，死了的最干净了事，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了。没死的也都保持沉默，这样才不会惹祸上身，这样才能维持退休金、养老金。懦夫也是哑巴啊！他们是没勇气站出来说实话的！这些生还的官兵，在停战协约以后回到家乡，对妻子儿女朋友邻居都有一些值得说的事情，谁会想到去讲述某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所发生的惨剧？说了对他们自己又有什么用？他们讲述战争轶事也只不过保持自己在大家面前的英雄形象： 他们奋勇作战，儿女敬慕他们，妻子在附近杂货店总要宣扬炫耀一番丈夫的丰功伟业，譬如说他一个人就在凡尔登附近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捕获了五十个敌军士兵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一九一七年一月六、七、八日，在布夏维纳战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