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5-韩国四总统合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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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掩耳盗铃式的无耻表演
掩耳盗铃式的无耻表演 到了1963年初，朴正熙对是否全力进行总统选举这个问题举棋不定，因为他曾多次许诺“还政于民”，言辞恳切地表白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而且，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军政府的一些成员卷入了利用职权非法操纵股票市场的事件，对其威望是一个巨大打击，使能否顺利地当上总统遇到极大的风险。 “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宣布参加总统选举，这一决定就像打开了经过猛烈晃动的香槟酒的软木塞一样，使得无论是反对派阵营、还是军政府一直在表层下面丝丝发响的争斗，一下子迸发出来。 反对派不得不联合起来，与那些由军人转化而来的政治家抗争。但他们无法确定是组成一个单独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竞选联盟。 朴正熙在良心上可能也有斗争，他曾向人民承诺，他将自动退下，还政于民，但他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心中的权力欲向他呼吁：现在不是退下的时刻！ 朴正熙的困境产生于一个无法抗争的命运，他有做领袖的奢望，梦想当“第三共和国”元首，可是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对派提醒他，他已向人民保证退下来，参加竞选是不妥的，是没有基本政治道德的。 这个问题一直苦苦折磨着他，从他一早醒来到进入梦乡，角逐总统大权现在无疑是他前进的导向标，他希望戏剧性地、出人意外地冲上权力之巅。但他又必须对作出的保证负责，从名义上讲他必须从政治上退出。 朴正熙不参加竞选的决定，使反对派对“五·一六革命”前丑恶的政治斗争的怀旧之情又勃然发作，一场痛苦争斗的闸门又打开了，有秩序的选举的希望破灭了。 朴正熙再次陷于一种如何应付目前局势的个人危机之中，如果他收回诺言，无异于为那些旧政治家的枪膛里装上了子弹。 朴正熙自称，他不参加竞选的决定是为了国家的团结，而不是想把人民重新推进连绵不断的争端之中，但是，那些热衷于长期明争暗斗的旧政客们把他的梦想打碎了。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他为国家的稳定所作的努力却恰恰使国家的局势变得更糟了，他一直耽心，选举会给迫切需要稳定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动荡。 朴正熙的好友也一致恳请他收回所做的决定，参加总统竞选。他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些忠告，用自己的感觉加以分析，然后深深地陷入了一种苦境：从个人角度上看，连他自己也很难分清他的行动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对国家利益的考虑。 但他历来信奉的原则是，“任何决定都应出于对形势的考虑和关心，而不是个人好恶和求荣欲望”。反对派的政治家们一直指责他利欲熏心，现在他不得不扪心自问：在事实上，这些指控是否有一定根据？ 其实朴正熙对个人声誉并不十分看重，他一直是个内向不露的人，但名声却像一个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不停地叩着他的大门，但休想钻进他的思想与行动中去。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想扬名就得有大象般的厚脸皮和禅师一般的冷静。想成名，你就得毫不理会全世界对你的看法，义无反顾地坚持走自己的路，你必须只相信自己的观点，别人的一概不信。 朴正熙回忆他在作最后决定时的感触说：“这场革命对朴正熙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这场革命就是看在国家和人民的份儿上也一定要成功。” 然而，言犹在耳，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漂亮的言谈只是阴谋家所惯用的一种权术罢了。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朴正熙表达专制逻辑
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表达的专制逻辑 1962年，朴正熙的御用文人为他拼凑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他在题记中声称把此书“献给那些为捍卫民主而献身的人们”，并在书中哀叹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 朴正熙之所以认为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是因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依据他的逻辑，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 首先，韩国的传统观念是儒家学说，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森严而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早已扎根于韩国人的头脑之中，韩国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基于五种垂直分野从上至下地形成：君—臣、长—幼、父—子、夫—妻、朋友—朋友，唯有最后一项才算是平等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朋友之间也是不平等的。韩国许多传统的东西都建立在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基础之上，行为举止和社会习俗中都不容忍平等的观念。 韩国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等级制度之上的，这种对人的平等的否定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韩国人历来就无法接受美国“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民主意识。对韩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有权参与政治的念头，相反，他们相信，参与政府活动的高官当然都是那些有学识、有美德的伟大领袖人物。人民对他们寄予了坚不可摧的信赖，领导人让自己做些什么就积极从命，甚至领导人胡作非为也不应该反对，这种固有观念简直就像韩国泡菜一样永远不变。 其次，朴正熙认为，韩国文化具有独裁主义的本性，尤为突出地表现在韩国的语言里，因为韩国的语言中使用严格的敬语来表达意思，全部句法都必须与对方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和社会地位相对称。在交谈和书信中，这种现象仍极为明显地被严格地遵循着，如果人人平等，则韩国的语言存在的主要基础就会被破坏，除非人人不讲礼仪，那样韩国就会从一个礼仪之邦变成一个野蛮之地。 朴正熙认为，从韩国的语言就可以发现，韩国人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自由并不是美德的一部分，孔子学说所教诲的“五常”中并不包括自由。这种自由概念在韩国社会中毫无基础，也不被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在韩国社会中，享有自由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里，如果有什么自由的话，那就只有遵从传统的自由，否则，就只有破产的自由、挨饿的自由、被砍头的自由。 第三，韩国人的性格使他们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因为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就是决不妥协，没有相互让步的气度。然而任何民主制度的合理运行，人们都必须容纳和适应各自的不同点，才能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协议，否则就变成了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永无休止的撕咬。在过去的政府当中，此种弊病司空见惯：执政党专横武断、缺乏耐心，反对派故意掣肘、中伤诽谤，更严重的情形是，深怀不满的人们只是为了示威而示威，为了游行而游行，根本不是真正地去考虑解决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 韩国的政治灵魂还没有真正改观，政治党派的各持己见、唯我独尊几乎成癖，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所以，为了反对缺乏效率、迟缓拖沓、浪费惊人的政治现状，必须用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观念来指导他行动，朴正熙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了解得十分深刻，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按照韩国人的性格来裁剪的合体衣服。 第四个原因是，一旦给了韩国人民享受民主的机会，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滥用民主。结果是恰恰与真正的民主格格不入，导致对绝对的自由的追求，然而，绝对的自由并不包括对政府的绝对批评权。韩国人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懂得一味地抨击政府，示威游行。 朴正熙充分意识到，这样全盘吸收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危险的，至少对他的独裁专制是非常不利的思想，他说必须吸收美国民主制度的精华之处，嫁接成一种具有韩国特色的政治观念。自由发表看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无限的权利，至于这个范围有多大，则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最后，韩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一种朝忧夕虑的境地，经济发展必须凭借政治稳定得到充分的保障，内乱常常把国家搅得不得安宁，不稳定的政治将给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阻碍国家的发展。因此，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是危险的，为了避免政治动乱带来的羞辱和困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必须实行高度集权。 朴正熙辩解道，韩国的许多现实没有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家所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未能从理论上说服批评他们国家的西方舆论界，是因为发达的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控制经济是为了避免大起大落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超级大国来说无所谓。 因此，每一个韩国人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锻炼一种内在的自制，最好不喜欢自由，至少不向往绝对的自由。因为韩国不能为了装潢宪法的门面，而把自由镌刻在大理石上拼命标榜，人民在晚上睡觉前要吃饱肚子，自由并不能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 朴正熙在谈到美国总统要求他加速民主化进程时，大倒苦水：“他们指责我握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不确实的。我们的体制是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政体，在有些方面甚至与美国的体制相似。我们有着强有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韩国特色，这是一个建立在我们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现实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政体。顺便提一句，国内外反对我的人尽管声威不小，但毕竟是少数，西方人不理解我们改革了的宪法与民主国家不大相同，但在我们的宪法里仍有许多使我们的民主进程充满活力和意义深远的重要内容。” 朴正熙以为用符合韩国国情的幌子就可以歪曲民主的原则，于是他宣布准备建立一个有更多民主基础的制度，他的支持者们特别提到“新社会运动”时期在全国所取得的民主经验，以此作为民主的样板。 然而朴正熙的反对者却说，这些做法只是些别有用心的伎俩，是装点门面的花招，是为了使朴正熙得以终身掌握大权。他们指出，韩国有文化的人占92％，这么多人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知识，因此民主的目标完全可以通过开明自由的制度来达到，无需继续等待时机，朴正熙只是无限期地拖延民主化进程而已，这只能是继续延长韩国人民的痛苦罢了。
第二部分：标准的大独裁者—军人总统朴正熙媚日的外交活动
媚日的外交活动 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进行得相当有效，新政府便开始不失时机地致力于外交上的拓展，在议事日程上居首位的是立即开始韩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但社会舆论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 朴正熙对形势重新估价，对外交政策进行适时的调整，但是，由于韩国人民刚从被日本人侵略的噩梦中醒来，对日本仍抱有极大的憎恶情绪，确立一种新的对日政策是相当困难的。人民仍然没有忘记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朝鲜时期他们受的奴役之苦。 朴正熙认为，现在继续抱仇日情绪来制定对日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要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但韩国人民并不是那么善于适应，他们对日本人的强烈不信任仍然根深蒂固，这使得韩日谈判举步维艰。 对朴正熙政府来说，这不像与另一个普通政府打交道那么简单，韩国人民带着对日本人36年统治刻骨铭心的仇恨和痛苦的回忆，民族积恨的伤口尚未完全愈合。两国人民之间历久难消的宿怨所造成的感情巨创，不是简单地用一贴膏药所能医治的。 韩国人民的这种感情是理所当然的，日本的占领几乎造成了朝鲜文化的灭绝，1910年，正是朝鲜被日本人吞并之年，日本警方彻底洗劫了朝鲜的教育机构，焚毁了大约四百万册各种朝文书籍，绝大多数学校都要用日文授课，到193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用日文教书了。日本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系统地施行对朝鲜文化的扼杀，培养效忠日本人的韩国国民，当时韩国国内惟一的一所正规大学———汉城帝国大学里的日本学生比韩国学生要多出两倍多。 在1916年，韩国国内只有一种韩文报纸，还是由日本政府出版的。到1920年，才又出现了三种私人办的、须经严格审查方可出版的韩文报纸，它们是：《东亚日报》、《朝鲜日报》和《中央日报》。就是这样，这三家报纸在1941年还是被勒令停刊了。此后，再也没有任何韩文刊物被批准发行过。 伴随着国土沦陷而来的是农业的破坏，在韩国被日本占领期间，大约有一万平方公里的农田被日本人攫为己有，迫使一百多万农民大规模向中国东北地区迁移，以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到1933年，日本把占年总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120万吨大米向本国出口。日本人还砍伐了大面积的森林，从木材买卖中大收渔利。所带来的恶果是，大片风景如画的土地因滥伐而成了不毛之地。 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之后，有六万六千多人被日本人屠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韩国成了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血汗工厂。到1945年，共有261万名韩国人工作在日本人的煤矿、军工厂，其中有六万四千多人死于过度劳累、饥饿、虐待和营养不良，有37万韩国人被迫加入日本军队，其中有15万人死亡或失踪。 在1945年日本人离开时，韩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被严重挫伤了，他们心中留下了蓄积着仇恨的煤炭，哪怕是极小的一颗火星，也能触燃熊熊烈焰。 在朝鲜战争期间，当韩国人民牺牲生命的时候，日本人却取得了经济复苏和繁荣的成就，对当时的情景，有些韩国人心酸而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做买卖，日本拼命干，韩国忙大战。” 1952年，在美国的敦促下，韩日正常化谈判曾经着手进行，但由于当时李承晚总统强烈的反日情绪，谈判受挫。 1964年朴正熙政府又开始采取积极行动来加速谈判的进程，但由于人民内心的抵触心理如此强烈，为了防止严重阻碍谈判的进程，谈判只得秘密进行。但是，在1964年3月，当时执政的民主共和党领袖、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与日本交换韩日关系正常化秘密备忘录，这一消息被证实以后，像核爆炸一样在韩国国内激起了一股浓浓的蘑菇烟云。 此事一被泄露出来，第二天一早，大批大批的学生涌上街头，举行了李承晚倒台以来最大的示威活动。汉城大学、朝鲜大学、延世大学的学生，烧毁了国家元首的模拟像，另一些学生扛着一具模拟棺材，表示要“埋葬国家主义的民主”，这是朴正熙一贯倡导的国家目标的象征。投掷石块的学生与挥舞警棍的警察发生了冲突，有几十名学生受伤，34名学生领导人被捕，再次引燃了国民的愤怒之火。 3月25日，学生们又向总统官邸青瓦台进发，并在该地举行了静坐示威，他们坚决要求见朴正熙，表达他们对韩国在日本面前屈就的不满。3月30日，朴正熙和外交部长接见了11名学生代表和有关大学的校长，他认为，学生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些代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片面的。 朴正熙深知，当时的政治现实是一个放下武器、握手言和的时期，日本就像一只从战争灰烬中腾空而起的凤凰，一下子成了亚洲首要的经济强国。要使韩国在经济上强盛起来，必须把仇恨抛在脑后，尽快实现韩日邦交正常化，应该走向一个使两国都能受益的、和睦相处的新时代。 随后，学生们暂时停止了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