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5-韩国四总统合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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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3年来的最低水平，位次排在亚洲四小龙之末。世界银行为此将韩国排除在四小龙之外，降为亚洲新虎的档次，爱面子的韩国人很受刺激，各大报纸纷纷发出“韩国已不再是龙”的哀叹。 “韩国病”的主要症状被韩国舆论界列举了很多，可大体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民自信心丧失，主要表现为创造意识正在消失、劳动热情减退、纪律观念松弛、拜金主义膨胀；二是官场和商界腐败严重，主要表现为政经勾结、官员腐败、消费过度、社会混乱。 金泳三认为，腐败是“韩国病”的症结所在。要根治“韩国病”，就必须反腐败。金泳三痛切地指出：“如今在韩国这块土地上，权威秩序崩溃，社会纲纪松弛，到处都弥漫着不负责任、舞弊腐败。一度著称于世的韩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已烟消云散，如今是金钱万能，穷奢极欲，乌烟瘴气。” 多年来，韩国经济的繁荣伴生着各种腐败现象，腐败与发展在韩国是孪生兄弟。韩国腐败现象已同经济奇迹一样蜚声海外，曾“荣登”亚洲最腐败的四个国家之榜首。 “韩国病”由来已久，腐败经过历届政府已扎根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关键在于政经勾结，而且根深蒂固，这与韩国的独裁政治密切相关，愈演愈烈。 李承晚政权后期，在处理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财产时，曾经出现过腐败现象，但规模很小。 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后，韩国在政治上一直实行“军人政治”，在经济上实行财阀经济。自朴正熙上台的三十余年来，军人政治和财阀经济是驱动着国家发展的两个主轴，军人政治的强制手段，给予财阀以各种特别优惠；财阀们则为了争取优惠贷款、争取建设项目，除了缴纳各种名目繁多的手续费外，还必须奉献巨额贿赂。 结果，一种独特的官商勾结的体制随之形成，政府从政策上支持财阀，财阀从金钱上支持政府，官员们将获取提成的一部分用作执政党的政治资金，另一部分则中饱私囊，这就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金钱交易的恶性循环，极大地助长了社会的贪污腐败之风。朴正熙本人就身先士卒，为筹措政治资金，曾密令其父走私进口化肥，以牟取暴利。 韩国总统的月薪只有250万韩元（约合3125美元），但是每逢政府高级官员离职时，总统往往给部属送“赠别金”，最多的达7亿韩元（约合86万美元），是其月薪的290倍，这么庞大的开支，不可能由总统掏自己的腰包，只能是挥霍国库或以各种名目向大财阀们“募捐”。全斗焕任总统时曾宣传要“开创一个廉洁政府的新时代”，却动用公款3亿韩元装修祖坟。其弟全敬焕、其兄全金焕等人，都靠贪污受贿发了大财，整个全氏家族都烂掉了。 韩国历届政府都是把精力用于维护政权上，而不是用于消除腐败上。在这种背景下，礼大办大事，礼小办小事，无礼不办事。在海关办事机构，官员明目张胆地向外方索要礼金，据有关方面估算，韩国官员受贿的总额每年达10亿美元以上。卢泰愚总统的政策顾问朴哲彦议员，曾经权倾朝野，被称为“第六共和国的皇太子”，贪污受贿无人能出其右。 财阀控制着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占据韩国经济总量的70％，通过垄断市场和封杀中小企业，严重阻碍了韩国经济在整体上的增长和发展。与此同时，财阀们利用手中的巨款大搞权钱交易，造成贿赂成风，严重毒化了韩国政坛。 郑周永便是突出的一例，他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组建了统一国民党，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以财力贿选。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金泳三实现了清廉为民的誓言（2）
另一位钢铁工业巨头朴泰俊，曾饮誉海内外，在1989年至1992年间任执政党的代表委员，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后来他的舞弊行为被揭露，其中受贿七百多万美元，隐瞒财产三百多万美元，偷税漏税九千多万美元，举国为之震惊。 由于财阀控制了“合法”经济，韩国的地下经济恶性泛滥，主要包括偷税漏税、非法转移资金等，其规模在1988年约为二百九十亿美元，到1992年则增加到四百多亿美元，与国家预算支出一样大。 政界官员和经济界巨头的贪污腐败，毒化着社会风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红包文化”，蛀蚀了各个领域。“无贿不成事”，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办事必要送礼，已成为很自然的道德准则。大到升官发财，小到生活琐事，没有金钱探路，只能四处碰壁。家长为孩子上学，每年必须向学校交纳数次礼金，一些暴发户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使得子女能获得上大学的许可证，向校方交纳数千万乃至上亿的韩元。银行贷款收回扣，记者向企业勒索，只要及时给警察交“消灾费”，犯罪嫌疑人即时免于惩处。 在社会生活方面，贪图享乐成为一种时尚。许多暴发户肆意挥霍，荒淫无度，其后代更是奢侈糜烂，道德沦丧。在汉城，靠钻营暴富的新贵子女们组成了一个高消费群，长年出入于高级咖啡厅、娱乐厅、赌场等，他们一周的花费就高达三千美元到四千美元。在他们的影响下，年龄多为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年轻一代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这已经成了青年生活的主流。 “韩国病”已渗透到各个领域，达到了非治不可的境地，作为30年来的第一位直选文人总统，金泳三深感腐败的严重性，所以他痛下决心，要彻底铲除这个毒瘤，以率领四千多万韩国人迈向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其韩国梦。 金泳三宣布，在其五年任期之内不涉足高尔夫球等奢侈性娱乐活动，他指示关闭了总统府内的高尔夫球场，要求公务员埋首办公桌，积极为人民谋福利，他对公务员的要求是，要么当官而安于贫困，要么为发财而去经商，二者不能兼顾。他说：“韩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每年不到七千美元，但韩国人的生活方式竟与年人均国民收入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的居民相似，这不符合国情。”金泳三的倡导使许多政界要人也放弃了打高尔夫球的爱好，一时间韩国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卡行情大跌。 针对出现在酒吧里的高消费现象，金泳三指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7000美元的韩国能这样奢侈吗？政府将考虑运用增加税率、严格征税等手段促使其转产或停业。”1993年7月，韩国政府宣布，提高酒吧这样的娱乐服务业的纳税率，对以酒吧、高级饭馆、夜总会等为舞台的行贿受贿进行严密监视，这一举动就是要使政府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轻易进入那些豪华雅室。于是，不少地方顾客减少70％～80％，全国批准经营豪华雅室业务的17000家饭店中，停业、歇业和转产的占1／4。 金泳三政府最有成效的反腐败措施，是高级公务人员必须公布个人的收入和财产。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上，金泳三表示，反腐败要从自己做起，关于公布财产，他说到做到，第二天，金泳三和他的直系亲属的财产就见诸报端：他和夫人孙命顺、父亲金洪祚、儿子金恩哲、次子金贤哲的不动产、汽车等价值为17亿韩元，约二百二十五万美元。他宣布，在五年任期内决不接受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一分钱的政治资金。 为了进一步推动倡廉肃贪运动，金泳三促使国会于1993年5月20日通过了《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根据这一法律，从总统、政府总理，到各部长官、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四级以上公务员、警长以上警官、校官以上军人、法院和检察院负责人和各大学校长等三万多名国家公职人员，必须于7月12日至8月11日一个月内进行财产登记，其中一千一百多名公职人员不仅要进行财产登记，还须将财产公之于众，须登记和公布的财产主要项目包括：房地产、现金、存款、股票、证券和金银首饰等。 从9月1日到12月1日，检察院将对公职人员的财产进行核查。谁隐瞒或转移财产，谁就被曝光，并将被课以罚款2500美元，甚至受到开除的处理。如果查实当事人的财产来路不正或系非法所得，将被解除公职，判处当事人五年以内有期徒刑，并被罚款62500美元。 这一法律还明确规定，韩国的上述高级公职人员，今后每年1月份都要申报财产，并说明财产的来历；离休或退休时必须公布财产，检察机关发现可疑，将立案进行核查，因为高级公职人员不可能成为富有阶层。 7月12日，金泳三总统和黄寅性总理递交了财产登记单。金泳三在财产登记时，从容地对大家说：“我的财产与2月份‘净化运动’时登记的一致，所多出的部分是我的工资。” 金泳三的举措引起群众强烈反响，形成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执政党领导人、副部长级以上官员和国会议员共1167人群起仿效，连在野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步其后尘，相继公布财产。于是相当一个时期里，汉城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从总统到副部长及其家庭成员的现金、不动产价值以及拥有的奢侈品，十分有趣。 通过财产申报，有一名议员被捕，六人自动辞去议员职务或退党，五名副部长被解除职务，五名高级官员被公开警告，另有七十多名公职人员担心公布财产会引起公众的嘲弄，他们辞去公职，加以逃避。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金泳三实现了清廉为民的誓言（3）
9月8日，韩国成立了“不义之财特别调查小组”，任务是配合司法机关，以财产登记是否属实为突破口，对非法致富的高级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尤其是把个人财产转移到妻子或子女处的情况列为紧急查处对象。 在财产公开过程中，有些官员以各种方式隐瞒、欺骗、转移“不义之财”，有95名高级官员在自报财产中自作聪明，采取的手段是“财产数亿，储蓄为零”。 申报34亿韩元财产的韩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金正勋，拥有四幢价值五亿韩元的住宅和公寓，并开了两个商店，还有一亿元的债券。但在自报财产中，却填“无一分现钱”。过去一直被人们认为清廉的司法部门，不少法官拥有巨额财产，但是他们都说是继承父母的或妻家赠送的，或者说是他们当律师时挣的。总之，避重就轻。 对于许多官员的不良行为，金泳三总统出台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到1993年底，金泳三总统先后罢免了一千三百多名高级公务人员的职务，其中包括国会议长、国会议员、执政的民自党秘书长、汉城市长、法务部长官、卫生部长官、建设部长等，国防部也下令把四百九十多名将级军官的家庭财产公开，海军总参谋长因受贿罪而被逮捕，前海军司令也受牵连而接受调查。 到1994年6月底，受到惩处的大小官员达3635人，其中642人被免职，192人暂时停职，其余的或降职、降薪，或被司法机关逮捕。 到1995年2月15日，受到惩处的大小官员已达；四千多人。其中违法的1363名高中级公务人员被免职，有242名在公开财产方面有问题的公职人员自动辞职。 执政党的元老———前国会议长金载淳，因虚报财产数额、故意隐瞒财产细目、涉嫌违法占地和非法从事不动产交易，被迫下台。 昔日手持定音锤、八面威风的韩国国会议长朴俊圭，在1993年3月因被揭露从事不动产投机并故意虚报财产总额而黯然下台，一夜之间便结束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政治生命，成为韩国新政府发起反腐肃贪运动后落马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根据财产公布的情况，在韩国国会议员中，执政的民自党议员平均财产为25亿韩元，在野的统一国民党议员为18亿韩元，和平民主党议员为15亿韩元。 一向受韩国国民崇敬的教育界，这次也受到反腐旋风的裹挟。教育部公布了1988年非法考入大学的学生名单，共计1400人，这些学生有的靠行贿，有的靠后台，有的靠作弊。非法入学涉及52所大学，包括高丽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名牌大学。韩国政府有关部门将取消这些学生的学籍，通过非法手段让学生入学的校方人员也受到惩处。 金泳三的廉政措施被韩国人称为“不流血的革命”，许多老百姓干脆称之为韩国政治生活中的“净身浴”。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金泳三试图以金融真名制为突破口全面推行全社会的反腐败运动，实行办理金融、不动产手续时使用真实姓名的制度，所有财务账户在从事金融性往来活动时必须开具持有者的真实姓名或批准的正式名称。 韩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大财团的头面人物及其亲属，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了大量的“黑钱”，以前在金融交易时允许使用假名，通过把“黑钱”用假名存入银行生息，或是在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上从事投机，使“黑钱”再生“黑钱”，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并且在没有实行真名制的情况下，政府官员是否受贿，大企业集团是否得了“黑钱”，无人知晓，老百姓除了不满外，难有真凭实据来指责这些不法分子。 此令一出，立即在韩国引起强烈反响，实行金融真名制对韩国政治和社会来说是一场不寻常的变革，它的影响将大大超过这场金融真名制对股票市场的冲击。同时，金融真名制下的税收结果还会使得财产继承只能延续两代，从而限制了企业世袭的“家族经营”，这将给韩国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实行金融真名制就是要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廉政的目标，在金融真名制实行之后，不动产的价格得到稳定，不动产投机一直被视为韩国经济的痼疾。地基就是财富，这在韩国是曾被歪曲了三十多年的神话，实行真名制能堵塞靠不动产投机而不劳致富的漏洞，并可打破韩国一些企业依赖贷款和其他费用过日子的寄生性。 实行金融真名制后，漏洞百出的税源有了一次大曝光，政府确定了恰当的税率标准，提高了征税的合理性。不仅如此，还有助于根绝暗中收受政治贿金的劣行，有助于显示竞选资金的透明性，可为政治改革的成功提供肥沃的土壤。 对于蔓延全国的“韩国病”，金融真名制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随着金融真名制的全面实施，这把手术刀终于捅破了“韩国病”的大脓包。韩国国民长期议论纷纷然而却无法证实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利用国家首脑大权之便，受贿天文数字的金钱的奇闻，在金融真名制这把手术刀下曝光了。 金泳三的廉政举措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不同反应。一些权贵指责金泳三以反腐败为借口消除宿敌旧恶，巩固自己的政治地盘；部分企业界领导人表示反感，认为他想以反腐败来回避他的弱项———经济问题。 然而，从执行的效果来看，确实是立竿见影，赢得了民心，韩国国民普遍拍手称快，《朝鲜日报》的民意调查显示，97％的人支持金泳三的反贪污行动，金泳三的威信直线上升，当选为汉城高中生心目中的偶像排行榜的榜首人物。
第三部分：民主斗的双雄者—金泳三与金大中对全斗焕和卢泰愚的世纪大审判（1）
铲除军队腐败，对全斗焕和卢泰愚的世纪大审判 比起政府官员的收受贿赂，军队中的贪污腐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买卖官职已形成风气，下层军官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孝敬费方能晋升。中校晋升上校的价格是三千到五千韩元；上校晋升准将，要交几千万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