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恩仇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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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到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从莫斯科传来惊人的消息：苏共党中央发生宫廷政变，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取代赫鲁晓夫的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里兹涅夫——此一职务类似刘少奇担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外电报导说：是趁着赫鲁晓夫在远离莫斯科的黑海边渡假，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们举行会议，解除了赫鲁晓夫的一切党政职务，并将其就地软禁……毛泽东接获消息，又惊又喜。喜的是赫鲁晓夫这家伙这么快就下了台，惊的是自己也正在北戴河海滨度假，北京的老朋友们会不会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启发，如法炮制……想取代自己的党主席兼军委主席职权的，自然是刘少奇。
但北戴河离北京很近，国防部长林彪也绝不会跟着刘少奇他们跑，康生和谢富治的系统严密监视着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一举一动，中南海警卫师也由汪东兴全权掌控，老朋友们就是有「宫变」之心，怕也是「变」不起来的。
一九六四年底，毛泽东加快了自己的「节目」——他把深藏在自己心里的倒刘计画称为「节目」，他实在太偏好遗词用字。节目者，关节也，舞台剧目也，日程安排也，可以任人理解、解释。自古兵不厌诈。他已经授意自己的夫人江青和情报头子康生，在大抓革命样榜戏的同时，通过上海的张春桥，神不知鬼不觉地布置一个名叫姚文元的青年评论家，秘密写作一篇革命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并没有告诉江青和康生这篇文章的最终用途，他只让自己这二位最可靠的亲信去心领神会，并守口如瓶，他忘不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诸位，通过罗瑞卿、杨尚昆对自己搞的「地下工作」——在他的卧室里安装了整整两年的窃听器。此仇不报非君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搞地下工作」，看看谁比谁来得高明。
毛泽东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们共事，尽量做得了喜怒不容于色，照样请吃饭请喝酒，说说笑笑，一如往常。他要导演一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几亿人口一齐表演的大剧；他要做中国最伟大、最成功的演员。但在他思绪沸扬的内心里，已经快要按捺不住对刘少奇刻骨铭心的仇恨。这年寒假，在哈尔滨工程学院读书的亲侄儿毛远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的外侄孙女王海蓉，都回到了他的身边。他情不自禁地跟两个孩子谈起历史上中国宫廷里的黑暗和残酷。都说唐开盛世，万民乐业，万邦来仪，可唐太宗一死，皇子皇孙就你杀我，我杀你，一塌糊涂，出了个武则天，把国号都改成周。直到武则天八十多岁了，才由李隆基借助太监高力士发动玄武门兵变，夺得皇位，称为唐明皇，杀戮才停止了下来。清代的康熙，文韬武略，在位六十年，生了几十个皇子，活下了十八个，个个要争皇位。
结果是第四子胤祺饰诏篡位，是为雍正皇上，他毫不留情地一一杀害了自己的十几个兄弟，尤其是对于曾经跟自己争皇位最力的皇八子、皇十四子，更是先把他们改了姓，一个姓猪，一个姓狗，之后让他们像猪狗一样的死去……毛泽东哪里是在谈古代宫廷里的夺权杀戮，而是在发泄他对刘少奇们的切齿之恨。他一定要效法雍正皇帝，让刘少奇像猪像狗一样死去，而且就死在中南海里。毛泽东的上述「最高指示」。到了一年半以后的文革初期，才由当上了革命造反派的毛远新和王海蓉，以大字报形式公开了出来。不久，刘少奇果如猪狗一般，在中南海的住处「福禄居」内被划地为牢，与妻儿子女分离，再被打断了双腿，只能在地板上蠕蠕爬行，舔食着士兵扔在地上的稀饭、馒头……此系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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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首次公开决裂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形势，制订新的「四清」运动文件。会议的第一阶段（即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三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全国农村形势经过三年时间的政策调整，放宽搞活，本已基本好转、稳定。在讨论文件时，毛泽东却突然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真是平地一声惊雷。出席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了。这几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一直在养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当徐霞客，游山玩水」，正是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挽救经济。日子才刚刚有所好转，老百姓也刚刚有了口饭吃，可毛泽东又提出这种可怕的口号，要整人、要算账了。又一次「养病的整拚命的」，谁工作越多，越辛苦，谁错误越多，罪名越大。
刘少奇心里不悦，毛泽东的这句口号首先是冲着他来的。但他还是要顾全大局，在会议上提出折衷方案：「不要提「派」，一提「派」，就会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比较恰当，符合实际。」
刘少奇毕竟是刘少奇，高水平。出席会议者以为替毛泽东找到了台阶。松了口气。没想到毛泽东却不买账，一口咬定：「是「派」，不是什么「分子」。」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只得去到毛泽东在中南海休息的游泳池，个别请示汇报，盼望毛泽东能退让一下，好做下面的工作。
刘少奇说：当前还是要纠正「左」的倾向，使城乡「四清」运动正常发展。
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而实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一看谈不拢，干脆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周恩来一直谦恭地陪着微笑，怕毛泽东发火，赶忙汇报了几件国务院的要务，把话题引开了。
毛泽东出席党的会议，一般都只是出席一头一尾，一头是为了跟大家见个面，讲几句话，给会议订订调子；一尾是为了给会议做个小结，跟大家照照相，好让报馆发发消息。
中央工作会议继续由刘少奇主持。他和邓小平、彭真联手抵制毛泽东，拒不把毛的那句可怕的新口号写进会议文件——《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十七条，统一规定了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认识，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城市「五反」运动名称。还规定了，七年之内全国分期分批完成「四清」运动。
转眼到了一九六四年年底。会议本来要在年底结束，让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人回去过元旦，迎新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会议纪要」时，毛泽东出现了，他说不看文件，对这个十七条不感兴趣，而在会上提出：当前全国城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的，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见毛泽东这样不尊重党中央的集体决策，也就感到忍无可忍了，也不再让步，而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绝对，还是各种矛盾的交叉，敌我，党内外……主要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毛泽东见刘少奇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跟他唱反调，搞分庭抗礼，好吧，你终于打破「修养」，亮了牌。本主席只有奉陪了：「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地、县两级有，省一级乃至中央国家机关的某些部门都有。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党内的代理人。」
毛泽东挥着手说话，常常像挥着一把寒比闪闪的剑。
刘少奇却分寸不让地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代理人。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常权派？」
毛泽东不加思索，随口就说：「煤炭部张霖之①就是！」
党的两位最高领袖，在党的最高会议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刘少奇的观点，也都替刘少奇捏一把汗。于是会议出现了可怕的静场，无人附和毛泽东，也无人敢于公开支持刘少奇。就像一桶火药行将爆炸。
和事佬周恩来出面了，他谦恭地站起来提议：「主席，本次会议还是如期结束，大家好回去过元旦，安排新一年的工作。会议文件暂不下发。大家再好好商量……」
毛泽东面无愠色，却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会议不散。过了元旦，吃饱暍足，继续扯皮。少奇，小平，彭真，你们看呢？」
刘少奇也不动声色：心平气和地说：「好！同意润之意见。我看元旦也不要休息了，大家早日统一了意见，各地同志好回去安排新的一年。」
与会人员鼓了鼓掌，表示拥护两位主席延长会议的决定。
刘少奇毕竟是刘少奇，他提防着毛泽东，不让对手有喘息的机会。三十一日的上午和下午，都有接见任务，在怀仁堂跟民主党派人士座谈，晚上则要出席人民大会堂的新年晚会。他可不能像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一样，九月初，会议没完，毛泽东提议回北京继续开。可是一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下令中央警卫局抓起来了。毛泽东牢牢掌握着中央警卫系统，总是越过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先抓人，后立案，补办一下手续。搞得政治局内人人自危，毫无安全保障。大家见了毛泽东，也都好象老鼠见了猫一样。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没有露面。一月二日，毛泽东来了，他带来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摆在主席台的座位前，开口便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凭着这两个本本，本人有讲话的权利吧？可是在本党中央负责同志里，一个提议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有发言权。我不过是提了句新口号，「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会如此敏感？一触就跳？你们这几年救本党于水火，救民众于倒悬，是立下了丰功伟业啦，谁也不会贪天之地为己有啦！大可不必紧张，大可不必伤了和气、元气……本主席不再过问中央日常事务，有时出于帮忙愿望，同志之情，念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咒符，无非是提醒提醒，实在是一片至诚……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直讲到阶级消亡，政党消亡，国家消亡，才进入共产主义，世界大同……」
毛泽东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他旁引博证，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散文式，东一锒头西一棒，毫无条理。却有内在的魅力，慑服力。每逢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他的即兴散文式「理论」，大家就会哑口，不由得不跟了他的思路走。
可这次，刘少奇就是不买毛泽东的账，在会上公开以沉默来抵制，来对抗。眼看着，毛、刘分裂，党中央分裂，局面行将爆炸失控。周恩来忧心仲仲，朱总司令忧心仲仲，还有董老、谢老、吴老、林老、徐老也都忧心忡忡，不能坐视毛、刘公开分裂、分手。
又是和事佬周恩来苦心孤诣和稀泥。这次他不亲自出面。党和国家两大主席，他谁都不愿得罪，也得罪不起。他代表多数老同事，找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委以重托。安子文是原华北中央局大将，为人正派，向为刘少奇所器重。安子文的话，刘少奇听得进。
果然，安子文找刘少奇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汇报、谈心。两人都流了眼泪。刘少奇说，他绝无个人意气，国家刚刚度过难关，不能不记取沉痛的教训，饿死了几千万人口的教训。他担心，要是大家都不讲原则，总是依着一个人，到头来又是党的事业受损，国家的建设受损……安子文则说，主席年纪大了。
多病，思想容易偏激。他提出的新口号，肯定在各级党委都行不通。经过一九五八年的盲从，大家都有所觉悟了。而且主席早已退出了一线，他就是想做什么，也会力不从心。现在的问题，是本次会上，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大家都觉得，千万不能跟毛主席发生矛盾。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总得给他个台阶。你要多考虑，对毛主席可不能不尊重……由于中央领导层中的多数人要求刘少奇向毛泽东作出让步妥协，刘少奇只得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并当面向毛泽东征求了意见。毛泽东豁达地鼓了掌，表示都共事几十年了，对问题有不同看法，谈开了，统一了认识，就前嫌冰释，今后谁也不准再提起。
接下来，中央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毛泽东对于党内会议，从来王道与霸道并行，他叫开就得开，他叫停就得停；他让起草什么决议文件，他手下的几员理论大将如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等就会给他起草出什么文件。这次，他以党主席的名义，授意自己的秘书们替会议起草出一个「纪要」，曰《关于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若干问题的决议》，一共二十三条。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说：当前全国城乡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打进来，拉出去，复辟资本主义，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来。紧接着下来的第二条，毛泽东更是毫下含糊、攻势凌厉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亦即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地、县王作的，有的甚至在省级直至在中央的某些部门工作……与会者抱着惶惶不安的心态，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上述决议。决议简称《二十三条》，全面改变了原四清运动的性质、内容和对象。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们的初衷，原是要总结、巩固三年大饥荒以来，抢救农村经济行之有效的。系列具体政策方针，如自留地、自由种植、自由集市贸易、包产到户等等。这下子好了，这些放宽搞活的政策，统统被毛泽东接了过去，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要「秋后算账」了。因之这《二十三条》，实为毛泽东向刘少奇们发出的全面反击信号，是一年之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然而刘少奇们并无政治上的紧迫感，自信牢牢掌控着毛泽东难以摧毁的党务系统。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毛泽东说了多次：干部要下去，留在城里不开饭。但是在中央机关没人听，没人落实，干部也没有下去。不久，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工作，偶尔想起干部怎么都不下乡做调查研究？发一封电报回北京，责成中央组织部具体办理。北京立即雷厉风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司长局长，一千多人下乡。全国各省市纷纷跟进。毛泽东酸溜溜地说：我的话已经没人听，还是少奇行，一纸电报，全国风行。
注①张霖之，一九0八年生，河北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军队政委，国务院工业部部长一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