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恩仇录-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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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的生命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角度难以解释……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早饭后，去看病人。曹护士在小电炉上熬小米粥。我告诉她化验结果之后，请她介绍一下病人在北京的护理情况。她开始不敢，说上面有规定。我坚持说是为了治疗。曹护士看四周无人，悄悄说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岁月的悲惨遭遇。国家元首受到难以想象污辱、残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东西了，才批准可以给他做点流质食物。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中午，召集全体护理人员，宣布化验结果。我提出：要注意综合治疗，综合护理。尤其要注意给病人勤翻身，勤擦洗，以增进血液循环，防止肌肉进一步萎缩坏死……同时也要防止再生褥一名护士问：这样做，是真治箔…上面会允许吗？
　　我说：这是咱们当医生的起码责任。既然叫咱们护理，咱们就要尽到责任。另外我准备再向特派员建议，对他进行透视拍片，然后搞一次会诊……这对病人的治疗是完全必要的。
　　第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今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要求给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
　　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肯定有人不高兴。曹护士用热毛巾替翻过了身子的病人擦洗着，对我说：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况还不错。
　　我心里升起了希望。相信护理组的每一个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们手下一点一点好转、康复。我们只管治病救人。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我对曹护士说：还要加大D八六0的用量，继续用你们从北京带来的。曹护士刚替病人擦洗完，就转身去了对面存放药物的房间，却在门口被人挡住：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曹护士空手返回，眼睛发红。
　　我都听到了，没再问，只说：就用我们这里的吧。
　　老卫士长和曹护士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们一五五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第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病人一大便干结，由护士用手抠出。第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病人一咳嗽复发。我再次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第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病人一轻度发热。开封药品告缺，请求上海或北京的大医院支持。上级下批准。第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上午仍由老卫士长和曹护士替病人翻身擦身。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此类问题。第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已经过去两周。近一周来「病人」病情明显恶化，跟药物减少有关。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建议。我算弄明白了，本来就不叫治疗，而叫监护，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上午老卫士长来告急：他的体温又到了四十度……我们下到病室。他已经昏迷，喉咙发出响动，浑身抽缩。我命令曹护士立即用吸痰器给他吸痰。我自己动手注射。特派员不知何时又进来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场，真尽职。痰吸净后，我让曹护士给病人输液。病人安静了，他十分听话，主动配合治疗。
　　第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高烧不退，继续输液。第十八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高烧不退。输液，注射退烧针。第十九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日。体温降至三十九度。继续输液。第二十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体温降至三十八度。总算降下来了。
　　第二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弱，高烧至四十度，已近生命极限。可他的神志似乎一直清醒，一直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他想活下去。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维持在三十七点二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我为什么要记这么详细？想留给谁？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
　　上午，老卫士长和曹护士又替「病人」翻身擦背。曹护士对我说：他就是命大哩！另外几名护士为「病人」换了床垫、床褥。我很满意我的医护组成员们的表现，总是不分日夜，随喊随到。
　　突然，特派员和驻军首长命令大家在天井院内紧急集合。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也全部带回去。就这样吧，走的人立即准备，十分钟后上车出发！
　　说着，特派员又走到我们几名本地医护人员面前说：今后，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这是上级对你们的最大信任。希望你们服从命令，圆满完成任务。
　　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明白了吗？
　　十分钟后，曹护士背着简单的行李下楼来，走进病室，端起电炉旁的小铝锅，对我说：以后，你就多费心了。她想哭，可不敢哭。我也想说句什么，嗓子堵得慌，也没敢说出口。
　　我跟着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走到「病人」床前。老卫士长替「病人」盖好被子，又将他捏着塑料瓶的手放进被子里去。「病人」睁开眼睛，看着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老卫士长俯下身去，在「病人」耳边轻轻告诉了要回北京……「病人」脸上的表情木然了一会，眼里滚出两粒浊黄的泪滴。曹护士也俯下身去，轻轻叮嘱：要活下去，明白吗？活下去，活下去……第二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
　　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火葬场也看过了，都安排了，总算没有死在我们手里……交给地方办吧。
　　上午，病人强吃了小半碗玉米糊。看得出来，他想活下去。下午，他又开始发烧。
　　第二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
　　上午，我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下知为什么，心里堵的慌，可什么话都不能说。一五五医院同来的一名女护士向我报告：刘医生，病人的体温有了。我问多少？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快给他打退烧针！护士说：药已经没有了……。那D八六0呢？您忘了，前天都带回北京了。
　　护士没有话说了，我也没有话说了。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第二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
　　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我和助手们做不了任何事。命运对人大残酷。
　　第二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深夜，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失声叫道：烧到四十一度啦！转身往外跑，要上楼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诉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员忽然幽灵般出现了，堵住他，并训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护士站下，差点要问：您，您怎么又回来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报告上级，他烧的厉害，嘴唇都紫了，两瞳孔反光也消失了！
　　中央特派员走到病床前看看，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注意观察，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第二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六时四十分，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六时四十五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注意看了手表，我赶到楼下病房是六时四十七分。迟到了雨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我的手是干净的。可以说，我们陆军一五五医院派来的两名男护士和两名女护士，大家的手都是干净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出身贫苦，政治可靠，根正苗红。
　　却说刘少奇的卫士长老李于十一月七日离开开封市北土街十号那座阴森恐怖的特殊监牢后，在市革委招待所住了两晚，由特派员集合有关人员学习中央政治保密条例。九日和曹护士一起乘火车到郑州。他们在郑州又住了一晚，换乘火车回到北京已经是十一月十二日。
　　李太和卫士长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军人，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要求请示汇报工作。汪东兴在电话里说。不用了，你先休息一天再说。可是到了深夜两点（应是十三日凌晨），汪东兴亲自来了电话：老李，你必须立即赶回开封去，他昨天早晨已经死了，中央决定就地火化，记住带两套干净衣服，还坐飞机去。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点，李太和卫士长随同中央项目组的人乘空军专机抵达河南开封，立即换乘驻军吉普车赶往市内北土街十号。经过岗哨的例行检查，他走进阴森的小院天井，一眼就看到了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体。他急急走了过去，揭开白床单，是刘少奇。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乡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记得曹护士曾经跟他商量过要替刘少奇理发和修修面的。可这么件事就一直没有能给做……李太和卫士长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员就在旁边监视着。他不管。人都死了，总得允许最后干净一下。他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了头发，刮干净长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遵照党中央命令：刘少奇遗体就地秘密火化。十四日凌晨一时，特派员指挥几名军人将刘少奇遗体抬出小院天井，塞进一辆二八九」型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刘少奇高大的身躯，他的小腿和脚板都翘在车的后盖外面。
　　吉普车后跟着一五五医院的救护车，驶进郊外的火葬场后，火葬场早已经奉命做好了准备。两名工人开了电炉，但不准许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军人推进了焚尸炉。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三时。
　　刘少奇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四日。还差十天，就是他的七十一岁诞辰。由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他的有计画的政治谋杀，他没有活到七十一岁生日。
　　为了掩盖这桩中共历史上最丑恶的政治谋杀案，当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开封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处长张金贵填写的「火化申请单」上的各项栏目内容是：姓名：刘卫黄性别：男年龄：七十一民族：汉籍贯：湖南死者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火化日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0时骨灰存理：存你处骨灰盒编号：二三一申请人姓名：刘原性别：男与死者关系：父子申请人住址：八一七二部队登记日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申请人签名盖章：刘原纸写的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的事实。
　　王光美刘少奇夫妇所生的儿女中是有一个儿女叫刘源。可是当时十八岁的刘源被关押一年之后，已被押送到最贫穷的山西雁北农村劳动改造，多次以卖自己身上的鲜血来挣够生活费用。是堂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七一部队政治保卫处处长张金贵奉命冒充为刘少奇的儿子刘原。张金贵后来离了休，住在杭州某部队老干部休养所安度晚年。他说：你们去问中央特派员好咧，我跟刘少奇无冤无仇，我只是执行上级交下的政治任务，我没有动过刘少奇一根指头！
　　据说那位中央特派员也还健在，也是高官俸禄安度晚年。他的说词是：我算老几？我只是执行当时党中央的命令。你们不相信，去问问汪东兴，他最清楚！
　　汪东兴也健在。也是个工具。倒是几十年护主有功，中共「十大」时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凌晨（毛泽东死后第二十七日），他根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指挥中南海警卫部队一举抓获了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立下新功。中共「十一大」时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轰下台，降为一名普通中央委员。一九八三年以中顾委身分退休。据说他倒是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毛主席嘛，谁都可以死，只要他一个人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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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王光美留作活证再说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自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晚上，由周恩来批准，被中南海警卫局秘密逮捕，押送公安部秦城监狱单独监禁之后，便失去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
　　江青起初想到把王光美也打成叛徒。但王光美历史上从未坐过牢，「叛徒」罪名难以成立，弄不好还会受到伟大领袖的喝斥。「特务！王光美算美国特务！」江青给王光美定下罪名，康生表示赞同。于是他们手下的「王光美项目审查小组」奉命求证。项目组找到了一名有历史问题的原北平辅仁大学教授杨承祚，严刑拷打之后，套出了一个「王光美可能是美国特务」的口供，其实王光美只是当过辅仁大学的学生。接着项目组审讯了另一名「证人」——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张重一一九四九年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一九六七年被捕时六十七岁，是一名肝癌晚期病人。他和王光美、刘少奇毫无关系。
　　江青亲自批准了突击审讯张重一的方案。在张重一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神志不清地被提审二十一次，最后一天长达十五个小时，直到死去。
　　张重一的「口供」含混不清，多是痛苦的呻吟，问他刘少奇是谁，他说是王光美的父亲。他的「口供」最后由康生修改、定稿，成为了「美国中央战略情报局潜伏特务王光美罪证」。在这同时，项目组还奉命严刑拷打了另一名「证人」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从崔月犁的满嘴鲜血中取得了另一份「口供」。
　　江青、康生亲手制作出来的《关于美国中央战略情报局潜伏特务王光美罪行材料》，亦曾经于一九六八年九月间呈送给伟大领袖毛泽东审批，请示可否将王光美案与刘少奇案一并交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批示：此件不看，王光美算哪一级？交由中直机关军管会处理。
　　于是，王光美的「罪证材料」转到了林彪的亲信、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永胜上将手里。一九六九年「九大」闭幕后不久，黄永胜代表中央军管会，将王光美判处死刑，呈周恩来总理核准。周恩来批示：同意黄总长判决，报主席、林副主席审批。林彪副主任批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文件最后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主席却批示：刀下留人，留作活证据。
　　因为当时刘少奇尚未「病死」。王光美被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削政治权利终身。」根据中共刑法的规定，死刑缓期，一般不会再被杀掉，而是终身监禁。
　　刘少奇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病死」河南开封。一九七0年，毛统帅与林副统帅之间开始了一场新的动刀动枪的殊死搏斗。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副统帅谋杀毛泽东统帅未果，乘专机举家出逃，摔死在外蒙古沙漠。黄永胜总参谋长一伙亦成阶下囚，被关进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真是人材济济、群英荟萃了：一九五四年「高饶反党联盟」的前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被关在这里，一九五九年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被关在这里，靠协助毛泽东整彭德怀元帅步步高升过的彭真书记、罗瑞卿大将被关在这里，毛泽东的脑后长有反骨的秘书李锐被关在这里，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