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恩仇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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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中原逐鹿，晓死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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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分责」与「立碑」
在大饥荒的一九六0年和六一年，中国大陆各省区都发生过农民抢粮暴动，各类反毛组织亦如雨后春笋，大有星火燎原之势。惜乎缺乏黄巢、李自成式领袖人物高举义旗，统一号令，又没有外部势力的及时声援。这些暴动组织很快被中共军队各个击破，血腥镇压了下去。这也说明了，中共的严密如黑社会帮会的各级党组织，及其红色骗局式宣传说教，即使是在一场旷古未有的大饥荒中，仍能迷惑和奴役中国大陆的多数愚昧人口。
应当说，中共政权所以没有亡党亡国，还在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彭真等人及时纠正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全面调整政策，及时对老百姓作出重大让步，如废止公共食堂，允许农民恢复小家庭式生活和生产活动，允许自由集市贸易，暂停阶级斗争口号，给予知识分子一定范围的学术言论自由等等。
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全面收缩、全面调整方针，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非毛运动。也正是这次非毛运动，挽救了工农业，挽救了国民经济，挽救了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本人。这其间，毛泽东不得不龙蛇缩头，忍气吞声，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核心而巡行到南方各省去跳舞、游泳、养玻但他死死抓住兵权不放。抓住了枪杆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虽然作了检讨，心里并未眼输，并不承认大跃进破产，三面红旗失败。他等着刘少奇、邓小平们替他治愈中共政权的创伤，度过经济大崩溃难关，再重出江湖，重振旗鼓。
一九六一年秋天，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回了一趟湖南老家宁乡县花明楼乡。他对一位位面黄肌瘦的父老乡亲们说了实话，大跃进以来，党中央犯了错误，毛主席犯了错误，使得大家吃苦，挨饿，是共产党对不起人民群众：：刘少奇在花明楼住了两晚，却没有去瞻仰仅隔九公里之遥的毛泽东故居——韶山冲，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大不敬。刘少奇的这次「衣锦还乡」，及其非毛言论，于数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他反毛泽东的「滔天罪行」，毛泽东的红卫兵造反派并以掘他刘氏祖坟、捣毁刘氏宗祠代毛泄愤。
一九六二年一月，全国性大饥荒高峰已过，数千万饥民已经饿死，国民经济大崩溃已经停止，整个形势趋向缓解。刘少奇不失时机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还有全国两千多个县份的县委第一书记、全国重点工厂矿山企事业的党委书记，共七千余人，因之又称为「七千人会议」。会议旨在总结三年经济崩溃的经验教训，并在今后的革命与建设中牢记这些灾难与敦训。党内还面临着要不要替「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的难题。
毛泽东在会上妙舌莲花，作了长篇讲话。他一反常态，不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大谈党内民主生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什么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啦，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真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啦，什么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什么一道篱笆三棵桩，一个奸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毛泽东说着说着，就又露出了马脚。他说，他也不主张搞「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可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所以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右倾全面复辟。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时候是需要一点「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的。比如军队里一个班，十二个士兵，需要一个班长，需要大家来尊敬、服从，才能够打仗。如果这也是「领袖崇拜」，就是必需要的了。各级党委书记，也是一个「班长」，党委委员们要团结在「班长」的周围……毛泽东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凭着他的政治诡辩术，说的天花乱坠，力图重塑他的开明君主形象。对于业已克服过来的「三年国民经济特大灾难」，亦即他的大跃进所引发的全国大饥荒，他发明了一套「责任分摊论」。他说，我是中央主席，我要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在你们省里，你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要担省里的第一份责任；在你们地区，你作为地委第一书记，要担地区的第一份责任。在你们县里，你作为县委第一书记，要担县里的第一份责任。依此类推……哪个庙里都有烂菩萨。我第一个承认，本人也是一个烂菩萨……毛泽东谈吐幽默风趣，不断引发出与会者的笑声。党干们的笑声中掩盖下了毛泽东的祸心，责任都在下面，错误人人有份。
为了笼络党心军心，莅临党中央会议从来不参加分组讨论的毛泽东，这次却破天荒主动去到每一个省委代表团的住处，去跟每一位县委书记握手，之后跟大家合影留念。几天下来，他的手指都被握肿了。七品县官们无不欢欣鼓舞，过去是县官难得晋见到皇帝老子，如今是皇帝老子主动会见他们这一批一批七品芝麻官。
对于毛泽东的大会讲话，中共大员们却人人忧心忡忡。他们最害怕毛泽东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翻脸不认账，又回过头来反右倾，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在困难日子里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让步。全国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口。毛泽东毫不在乎这几千万人的性命。早在一九五八年，他跟赫鲁晓夫辩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热核战争时，他说中国不怕打热核战，中国可以死掉一半人口，还有三、四亿。也是在一九五八年，福建沿海爆发炮战，毛泽东就希望美帝国主义也参加进来，最好是在福建省投下一颗原子弹，中国死掉两千万人口，美帝国主义就罪恶滔天了。
对于毛泽东的过河拆桥，最敏感的莫过于刘少奇。邓小平很聪明，他已经学会了避开毛泽东的锋芒。刘少奇却无可避免地要事事面对毛泽东。因之，他在七千人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时，重申了他的观点，对于「三年经济特大灾难」的成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要文过饰非，对所犯过的严重错误轻描淡写。要永远记住这历史性的灾难教训，引以为鉴，绝不能再重犯重演。刘少奇的芒锋所向，自然是十分明确。他甚至大动感情地说：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所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所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我们全中国每一个县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住我们的错误、罪责，保证世世代代决不重犯！
刘少奇的讲话。使得大多数与会者热泪盈眶，甚至痛哭失声。赢得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振臂高呼「刘主席万岁！」「少奇同志万岁！」对于这掌声和口号声，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刘少奇却安之若素。
七千人会议之后，中共高层对于要不要给「彭德怀反党集团」重作决议，存在着严重分歧。毛泽东和林彪坚决不干，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态度明确，周恩来则模棱两可。毛、林是少数，但握有兵权。刘、邓、朱、陈、彭是多数，但出于对毛泽东及其特工情报系统的畏惧，不敢结成联盟。因之在一九六二年的春天、夏天，农村继续被允许包产到户，个别省区甚至允许分田单干：城镇则继续发展自由贸易集市。
周恩来、彭真、陈毅等人继续对知识分子放松管制，提供学术自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学艺术创作，以图形成一个「既严肃、又活泼，既有纪律、又有自由，人人心情舒畅的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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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白旗黑旗①
一九六二年夏季，在彭真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北京城里，却出了一件异事：中共北京市委属下的政策研究室，集中了一批政治可靠的党内「秀才」，组成文件整理小组，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住进北京西郊动物园管理处的畅观楼，整理、摘编一批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毛泽东的党内讲话，以及毛氏所批示过的中央文件、演示文稿等。内容大都为毛泽东狂热鼓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权威，打破常规，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跃进再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年建成共产主义；全民炼钢、全民吃公共食堂、全国吃饭不要钱、把全中国办成一个大公社……等等胡吹海夸，豪言壮语，天方夜谭。通过这些讲话、批示，活脱脱勾划出毛泽东的无知专横、好大喜功、执拗疯狂。毛氏不着边际、歇斯底里的思维方式与行事方式，只有当年的希特勃可以与之比凝。
北京市委的「秀才们」整理、摘编着毛氏的讲话文件，有的义愤填膺，有的欲哭无声，有的则呼喊：「不替彭德怀平反，天理不容！」「三面红旗，是白旗还是黑旗」，「刘公！彭公！你们还不动手？」「再不制止住这天字第一号的疯子，悲剧还会重演，生灵还会涂炭！」
众所周知，中共省市一级党委的政策研究室，皆为领导者的计囊，为决策者提供资料、数据，并具体出谋策划，因之又被称为「党委参谋本部」。当时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由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兼任。邓拓原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党内的著名才子，因一九五八年对毛氏的大跃进「阳奉阴违」而被解职，彭真爱其学问才华，安排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畅观楼文件整理小组，便是由邓拓亲自主持并严格保密的。可是文件整理小组工作了不到两个月，突然奉命撤销，人员全部回市委上班，所整理过的文件全部销毁，片纸不留。
说是因为畅观楼内混入了康生、谢富治内务特工系统的耳目，为了避免泄密坏事，不得不立即收兵。问题是文件整理小组是怎么产生的？奉的谁的旨意？若无上边的大来头，邓拓作为北京市委的一名文教书记兼政研室主任，能胆大包天、妄自作主？后来邓拓成为毛氏文革最早的清洗对象，并自杀身亡，畅观楼一事也就成了历史的谜团。很容易教人联想的是，邓拓的上面是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彭并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等要害职务），彭真的上面是其老上级、国家主席刘少奇。
看来一次倒毛密谋，又胎死腹中。在京津地区，任何此类活动都已逃不出康生、谢富治领导下的中共内务特工系统。自一九六0年以来，该情报系统已替毛泽东搜集到大量的「内部敌晴」，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凡要办成一件事情，必先制造舆论。近两三年来，京津地区的舆论，有一股鬼鬼祟祟的气氛。最令人警觉的，是北京市委的三位名人邓拓、吴晗、廖沬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结成「三家村」，取了个笔名叫马南星，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半月刊上，发表《三家村札记》，每期一篇，旁引博征，借古讽今，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竭尽嬉笑怒骂；邓拓擅长杂文，还在《北京晚报》上独辟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每日一篇，议党议军议政，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戏剧界情况更严重，吴晗的一出《海瑞罢官》，在北京京剧院连演两年，为民请命，替彭德怀鸣冤；上海京剧院的周信芳，则主演一出《海瑞骂皇帝》，从上海一路骂进北京城，彭真、陆定一、周扬们出席观看捧常现在骂皇帝骂的是谁？不言而喻，是骂毛泽东主席。社会主义的舞台上，还大演鬼戏、冤狱戏，什么《关汉卿》、《窦娥冤》、《李慧娘》，隐喻社会主义社会是黑暗无比、苦难无边的大冤狱，李慧娘更是死后变厉鬼，杀气腾腾，找仇人算账，发泄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电影和小说的情况也是这样，大写生活阴暗面，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总之，京津地区的报刊杂志、文学艺术，似乎是有组织、有预谋地营造一种舆论，一种气氛，目标很集中，对准伟大的毛泽东。而这舆论、气氛的背后，似有势力强大的人物蠢蠢欲动。
有人说，毛泽东从来纵欲荒淫，却绝不昏庸。他自一九六一年二月在长沙惊悉自己的卧室被刘、邓一系安装了窃听器之后，更是怀疑成狂，时刻提防自己的脑袋被人搬家。他南巡到南昌，江西省委替他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他不肯下水，他说水里有人下了毒。他也不肯住进宾馆，说房间里有不洁的气体。到了江苏的无锡。甚至到了他老家湖南长沙，他都不敢使用为他专设的游泳池，怀疑水里有毒。他说他的脑后长眼睛还下够，睡觉都要睁只眼闭只眼。他常常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宜将身子横站着。意思是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既要注意前面，还要注意后面及两侧，打八面拳。
注①一九六二年间，彭真曾说：三面红旗，还是三面白旗、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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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毛泽东收紧缰绳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按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原订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总安排、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三年全面整顿以来的好形势，以及讨论进一步替党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甄别平反。可是毛泽东在接获了康生的「内部敌情」密报后，却另有腹稿，他不经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便突然在会上点名批判刘少奇的密友、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在三年困难时候大刮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妖风，是右倾翻案的典型。接着又示意康生、柯庆施一伙借长篇小说《刘志丹》发难，指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支持该部小说的写作出版，是「利用小说反党」，是替高岗翻案，替彭德怀翻案。习仲勋原为西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司令员为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被誉为中共的「智多星」，调入北京工作后成为刘少奇的心腹。他极力主张替彭德怀元帅平反。
毛泽东一举揪出了两位「右倾翻案的急先锋」，实际上是开始清除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此举也成功地打乱了会议的整个部署。遵照毛的旨意，由政治局扩大会开成为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等人从无勇气在会议上跟毛泽东抗辩，只有被毛泽东牵了鼻子走。紧接着，毛泽东在会上大谈他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亦即是后来被中共的马屁理论家陈伯达、康生们吹捧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的胡吹海夸在经济上破产了、失败了，可在政治权术上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彻底背叛了他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逐渐消亡」的教导，而荒谬绝伦地提出：在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从始至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力的斗争，存在着真马列主义和假马列主义亦即修正主义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千万不要忘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一施阶级斗争的撒手锏，刘少奇、邓小平们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刘少奇的两名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