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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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罪状”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分散主义的不满，以及要求克服分散主义的迫切心情。但仔细分析这“八大罪状”，很难说都是分散主义的表现，尤其是第八项，更是上纲上线，将分散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更有甚者，有人提出要从国内阶级动向在党内的反映来挖分散主义的根源，这就让不少人更难于接受了。
　　但分散主义的确存在。为说明反对分散主义的必要性，有些人联系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指出：邮电部有40个“癞痢头”工程，如能集中力量可以建成10个，但因分散主义作怪，材料和设备调不动，结果还是“癞痢头”。由此可见分散主义的危害性！
　　化工部检查：1958年以来国家给化工部的基建投资45亿元，半拉子工程占去了19亿，其中报废的工程占去6亿6000万！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的确令人震惊！不良投资、浪费几乎占总投资额的二分之一，效率之低实属少见。
　　水电部说：1960年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全国上马300多个，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挤了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也造成近年来防汛工作很紧张。
　　这三个部的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若把类似情况全部罗列出来，该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呢！
　　几十年后，薄一波说：“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把分散主义作为纠正错误的一个问题来抓，还是必要的。由于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　
　　如此，七千人大会反对分散主义是有必要的。但作为主要矛盾来抓，是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对此大会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有相当多的人对反对分散主义抵触情绪很大，在他们看来，分散主义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主要矛盾呢？
　　一种意见认为是主观主义。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是主观主义。问题是出在主观主义上，不是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不反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　有人因此提出，国家机关的简报，列出分散主义的“八大罪状”，也应该列出主观主义的“八大罪状”，高指标的“八大罪状”！
　　也有的人认为，当前的矛盾主要是“三面红旗”问题。广东有人说，当前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而是对“三面红旗”的理解问题。如果说有分散主义，主要在中央各部，不在下边。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
　　对于中央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一些人甚至感到委屈。一位县委书记在会上感慨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好像给蛇咬了一口，见草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惊，关照群众多了一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可见基层干部很有些怨气！
　　不少省委书记其实也存在这样的想法，过去几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有不同意见也不便说，跟着中央走，现在出现了困难形势，又要反对分散主义。华东的省委书记们，对反对分散主义意见很大。他们纷纷提问：什么叫分散主义？上海，国家安排的只有45％，协作的55％。以后协作究竟行不行？怎么办？什么都靠计划不可能。集中统一还要照顾另一方面，地方上能千方百计地弄一弄，不要搞得谨小慎微。
　　鉴于这些情况，不少同志提出，反分散主义不要反到县以下去。他们说：在计划方面产生分散主义，主要的责任应由中央的部、委和省、市负责，把这一级干部教育好了，克服分散主义就有了保证。庐山会议以后，先纠“左”，后反右，才出了问题。现在反分散主义，可不要反到县以下去。还有人提出，反分散主义，要视各地具体情况决定。
　　大家意见纷纷，显然各有各的道理。从中央角度来说，分散主义必须反，否则调整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从地方角度讲，中央计划不能太死，地方需要一定的自主权，即使要反也不要反到县以下去。会上提出主观主义是主要矛盾的人，他们的角度，是针对过去几年的情况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分散主义只是一种派生的现象，是一种具体的错误。具体的错误固然应该纠正，但不在根上找原因，只在枝叶上找毛病，最后的结果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至于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才是这次会议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真是一针见血，尽管这种意见不可能被采纳，但各抒已见的讨论氛围，对上下之间的沟通和彼此的理解，还是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也有着比较激烈的争论，刘少奇在做大会讲话时，就吸收了不少大会的意见。比如他说：“在一般党员中间，在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中间，不要去进行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只进行一般的教育。”毛泽东这时也插话：“不存在分散主义的地方也不要进行斗争。”这对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调整经济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8）


　　质疑1959年庐山会议？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谈到庐山会议时说：
　　1959年7、8月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继续郑州会议所已经开始的工作，克服当时在实际工作中仍未消除的“左”的倾向，会议的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及时的。会议进行了十多天，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但是在会议中间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使会议不能不转而打退这种进攻。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把当时反对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斗争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在这次会议后，又不适当地把反右的斗争一直传达到支部，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了反对右倾的浪潮，在许多地区使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使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大大滋长起来，而且在党内一时造成了是非不明、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
　　很明确，报告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所持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把纠“左”的工作完全丢开，则是不正确的，会后把反右的斗争传达到县以下是不适当的。
　　在这个问题上，七千人大会也有不少议论，有些意见还相当尖锐，超出了报告的尺度。比如东北的同志说：庐山会议以后，因为当时实际工作中主要倾向是“左”，所以不仅在县以下不应该反右，就是在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中也不应该反右，而应该反“左”。这种认识显然是超出了报告认识的范畴。　　　
　　许多人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以后。之前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之后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而主要源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任务虽重，压力也大，但大家干得很起劲。但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干群心情沉重，昧着良心看领导眼色说假话，见风使舵，一味摸上级的底，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
　　煤炭部说：对这几年煤炭生产方面的估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上半年，生产迅速增长，虽然也过了头，可以说成绩伟大，缺点不多；从1959年9月到1960年底，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产量下降，因而这段工作是“得不偿失”的；去年一年做了很多调整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言外之意，庐山会议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福建有人说：1958年刮“共产风”，是刮了农民的皮肉，1960年刮“共产风”就刮了农民的骨头。
　　国家机关有人说：因为反右倾的扩大化，在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
　　广西还有人由庐山会议联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危险是“左”是右的问题，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说：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有种说法，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右倾危险是主要的，这种说法是否妥当，应当澄清。对两条战线的斗争经验要很好总结……今后应从实际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显然，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同意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判断。他们希望：过去没有受过处分，但是受过重点批判的，被口头戴过帽子的，在“空气压力”下写了自我检讨的，也应该进行甄别，搞错了的，都应该恢复名誉，把档案中的批判材料、书面检讨等退还本人。
　　但会上有另一种意见和上述意见却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报告对庐山会议写得还不够。庐山会议反右，对保卫“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不仅对县以上干部教育很大，而且对一般干部的教育也很深。因此，有人提出，对庐山会议反右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包括县以下的反右斗争）应作充分估计。
　　若说庐山会议反右，对“保卫三面红旗有重大作用”，倒真是符合实际情况，但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现在看来未必。但当时，这种意见占了主导地位，修改后的报告稿就加进了这样的内容。报告说：“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报告还加了一句话，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进攻”，是“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当然，报告也并没有加上“对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作用”，说明还是留有分寸的，这也是当时的实情。
　　怎么评价过去几年的工作？
　　在讨论报告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如何评价？这件事表面看来，并不复杂，经济形势出现严重困难，很明显党犯了错误。问题是，有没有成绩？成绩和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认识？这直接关系到对决策人的评价问题，甚至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思考。人们讨论的意见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分四种情况：
　　第一，对报告是满意的。认为报告关于过去几年的工作成绩和错误讲的是适当的。持这种态度的占相当的多数，应该说是会议的主流。　　
　　第二，对报告不满意，认为报告把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成绩讲得不够。一些人说：报告把形势讲得漆黑一团，到底有什么困难？成绩要讲够。第一干，第二分散，不能无代价。还有的说：这个报告看起来没有多少好东西。正面的成绩、经验讲得很少，缺点错误讲得多。不要搞成漆黑一团，要多讲发愤图强。还有人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没有问题，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以后怎么办？难道过去完全错了吗？不经过那个道路行吗？我想不通。报告最后应当讲一讲，不经过困难，不吃些苦头，不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就只是工作搞坏了，站不起来。我看还是要发扬1958年以来的那种干劲，快一点建设起来，过去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9）


　　有人举例说：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绩讲得少，缺点讲得多，容易引起错觉。
　　这个错觉是什么呢？他没有说。但从国家机关的一些发言里可以找到答案。其中说：报告中讲的十条变化是12年（1949－1961年）的，而批评的缺点和错误是1958年以来的，这样会给人一种割断12年历史联系的印象。1958年以前不是没有缺点，1958年以后也不是缺点多，10年不平凡，3年更不平凡。报告这样讲，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缺点和错误都发生在1958年以后，这对那些原来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没有帮助。
　　持这种观点的，实际上是不愿意强调“大跃进”的错误，直到七千人大会，有些人还不愿意承认持所谓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恰恰是头脑比较冷静、实事求是的人。可见要正确地认清形势，认识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要求大家主动作自我批评决不是无的放矢。
　　山东省委联系本省的情况指出：华东局对山东处理的办法好，是多讲成绩，引导大家向前看，这个体会很深。写这个报告要考虑这点。言外之意，也是报告讲缺点太多了，应该多讲成绩往前看！因此有人担心，经验是要总结，可是信心怎么办？更有甚者，有些人认为：3年“大跃进”是一次大演习，类似这样的演习，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如：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广州、上海、南昌的演习。他们说：3年大演习，多数经验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只是少数；物质基础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有些代价，大演习不付，将来也还要付。有些人只从局部出发，被吓破了胆，杞人忧天。
　　这种比喻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提出如此观点的人，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话，不知道会作如何感想？！
　　第三，与上述意见相反，认为不是成绩讲得不够，而是缺点讲得不够。有人说，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比报告讲的要严重得多。报告对成绩、缺点分析得不够具体。还有人说，从全国看这几年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具体到一省一地一县，是否也都做这样的估计？3年来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我们国大人多顶得住，其他还有几个国家能顶住。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声音比较微弱。
　　第四，认为成绩讲得不够，缺点讲得也不够。修改后的报告，则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了调整补充。
　　总之，比较而言，认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的呼声较高，担心报告讲缺点错误太多，会影响人们的信心。这种考虑，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挖其思想根源还是没有勇气直面“大跃进”的错误，尤其过分强调错误不可避免，就会导致领导者的任何决策和工作指导上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为不可避免而不加以追究，不利于正确总结经验。此外，那些害怕“观潮派”、“秋后算账”的人，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个人的面子；而那些只许讲“大跃进”的成绩，不能讲“大跃进”错误的，要么是脱离实际，要么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由此可见，全党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出正确评估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实现真正的思想统一也有相当的难度。
　　大会对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讨论，有一些意见不太好分类归纳，但比较重要的一些看法，这里还应该提到。如有人建议，报告中谈到“尊重科学技术”，应加上“党派到企业工作的干部，应该钻研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要求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经验，应总结进去。这些意见，间接地告诉人们一个信息，中央的报告虽然谈到要尊重科学技术，但显然还是政治第一，不过党内确实存在着一种要求政治与技术并重，或者技术第一的呼声。
　　与此相反的一种呼声是，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的经验应写一条。他们认为报告关于国内的阶级动向讲得少了些，建议对当前国内各阶层，特别是农民、知识分子、工商界的政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