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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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不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指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而不是指“三面红旗”。但不排除他对“三面红旗”是有些个人看法的。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同书面报告相比，除了上述情况，还对有一些相当尖锐和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比如，这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刘少奇根据中央精神回答：“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再比如，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对这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刘少奇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他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刘少奇为什么这样讲？恐怕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无所谓反党了。
　　这里还有些内容值得一提，刘少奇在解释分散主义问题时，他针对地方意见很大，认为过去几年的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对分散主义不能到处反的情况，提出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接受了地方的意见，这样一来，也就消除了地方同志的顾虑。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还批评了“左”比右好的说法。他说：“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清理口号问题上，他建议要把几年来中央和各个地方在群众中提过的一些口号，认真地清理一次，　对此，毛泽东插话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
　　刘少奇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说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刘少奇这篇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讲话，于下午5时结束。毛泽东未加任何评论，他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会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认为讲得好。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高兴地对人说，刘少奇的报告“把问题讲透了”。
　　在党的重大失误面前，刘少奇能够顶着很大压力发表一篇勇于面对现实、贯穿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的确难能可贵。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人们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功绩时，都要提到他的这次讲话。这一刻，也就成了刘少奇人生精彩的瞬间！
　　刘少奇的人格魅力由此显现。遗憾的是，他此后人生的坎坷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1）


　　1月29日上午，是七千人大会开幕十九天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由林彪讲话。
　　林彪是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十大元帅当中，其名次仅次于朱德、彭德怀，排在第三位。林彪还兼任国防部长，负责军队工作。可见林彪在中共党内地位之高，在军内也享有极高的威望。大会上，在座的不少官员都曾是他的属下，今天亲聆老首长讲话，大家自有一种企盼的心情。
　　然而，人们未必曾想到，今日的林彪已非昔日驰骋疆场的英明统帅，他已蜕变为不讲原则而攻于心计之人。他现在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尽快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使国家繁荣富强，而是想办法要抓住和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后来搜交出来的林彪、叶群的“笔记”上看，上述判断并不是我们强加于人，而是有所根据的。这一时期的林彪，对如何迎合毛泽东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的笔记里，凡提到毛泽东时，都用“一号”、“姨毫”、“老东”等字样代替。林彪对自己，也用“一零一”、“老巴”之类的代称。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曾这样记载：“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
　　如果读者觉得这一则笔记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在另一则笔记中，就可以看到林彪的真面目了，他说：“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彪也学习理论，也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但他钻研的，是“登龙术”（作者注：林彪自己的话），是如何成为“当代伟大人物”，并且大有收获：即处处要顺着毛泽东讲话，同时说话做事还要处处维护和代表毛泽东的“利益”。至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则通通不在考虑之列。
　　林彪悟到了“真经”。现在，机会来了，林彪的表现果然不凡。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当林彪被告知，毛泽东让中央常委都在会上讲一讲时，他就吩咐中央军委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为他起草讲话稿。
　　从林彪在大会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起草工作。书面报告第一稿出来后，曾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未见林彪有什么说法。此外中央重新成立的二十一人起草报告委员会，从人员的构成来看，应该有林彪参加，但始终未见林彪的踪影，更谈不上他发表什么意见了。
　　表面看来，林彪超然于事外，但看他的讲话，却并非如此。人虽然没有参加起草报告委员会会议，但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大会的动向，每天通过会议简报及其部下的汇报来了解会议动态，侦察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林彪坐在主席台上，倾听着刘少奇那坦诚尖锐的讲话，外表上虽不露声色，内心里正在揣摩自己的应该怎么讲。这些天，大会围绕“三面红旗”，围绕党犯错误的原因，围绕对过去工作的评价，与会者提了很多意见，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显然对“三面红旗”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两个“三七开”，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林彪知道，“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会上批评的不少错误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定很不好过。这个时候，倘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或许还会被视为知已。有了这样的考虑，林彪胸有成竹，就知道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内容了。于是林彪做出个决定，把写作班子为他准备好的现成的讲话稿也丢在一边，根据他最新的观察、体会，自己“拉条子”，写提纲，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他原来准备的讲话稿是些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在大会上的即兴讲话可以看出，林彪要讲的话，确实是无人能够事先为他起草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讲话。
　　　
　　林彪在大会上，一共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党的问题，一个是军事问题。按常规，他并不负责党的工作，这一部分内容应该由邓小平来讲，林彪只需主讲他负责的军事工作就可以了，但他恰恰在党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讲了不少很有“创新”的内容，一些提法之“新”，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为之震惊不已。
　　首先他对会上议论较多的热点“三面红旗”问题，十分坚决地、充分地予以肯定。他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林彪在这里有意回避了是毛泽东的创造…引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2）


　　如果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能不正视几年来国民经济遭受的重大挫折与“三面红旗”的关系。比如“总路线”，一直强调“速度”是灵魂，只强调“快”，忽视了好和省。“大跃进”，顾名思义也是强调高速发展，因为中央下达的指标过高，下边就开始浮夸，浮夸上来的数字，又被中央接受，在虚幻的高数字下构造经济计划，反过来又指导地方工作，以致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经济全面崩盘，农业上使人没有饭吃，工业上劳民伤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大跃进”，大跃退还差不多。至于“人民公社”，更是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认为，“大跃进”这面旗子不太好讲，“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看得还不是那么清楚。因此在他们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第一稿中，只说“三面红旗”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也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实际上，就连毛泽东本人，虽然一直没有松口，坚守“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自1961年以来，或者说自出现极端困难的局面以来，他一直没有对“三面红旗”给予比较充分的正面的阐释。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多少也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而林彪抢先亮出了态度，对“三面红旗”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它“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这样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从他人的口里讲出来，自然比他自己说要受用的多，这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丝患难逢知已的感觉。关键时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
　　林彪接下来，还有惊人之语。他说：
　　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在中央所有同志的讲话中，没有一个人把自然灾害提到像林彪这么不适当的程度，从1959年到1961年确实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但绝没有林彪讲的什么特大的、毁灭性的自然灾害。竭力夸大自然灾害的程度，也是林彪的一大用心。林彪还说：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付学费”的说法，虽然不是林彪的发明，却被无限放大到如此极至！一年多来，困难形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给人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包括毛泽东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于全国出现的困难形势，认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不断地作自我批评，当然他也不断地向党的高级干部们说，因为我们还缺乏经验。今天，林彪居然提出一个连毛泽东也难于启齿的说法—“付学费”，使毛泽东多少增加了些底气。孰知，在“付学费”的名义下，任何主观上的失误，任何决策和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就都是不可避免，都是可以原谅，而不必加以追究的了。显然，用“付学费”的说法，是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也是对党的工作的不负责任。
　　在这天的讲话里，林彪还莫名其妙地讲了一些要加强团结的话。他说：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林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难道有人破坏了党内的团结吗？而且是最首要的问题。肖冬连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这足以使全党缄口，的确，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它甚至比路线斗争更重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罪莫大矣！……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