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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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启龙针对大家的意见做了检讨。他说，一是1960年10月整风整社，机械搬用信阳经验，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即墨、胶县、平原、高唐等县一度当作敌我问题处理。二是简单化地在各级划分三类县社队和六类干部。其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来说，省委领导上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行动上来说，缺乏调查研究。在党内斗争方面，忘记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有就是骄傲了。
对于谭启龙的检讨，山东有些同志不以为然，针锋相对地提出意见，认为检讨的不够实事求是，并举出具体情况加以说明，要求省委做一次好好的检讨。在那种出气的氛围中，人们很敢讲话，敢揭省委的短。
参加了整个大会，再看看山东组的情况，朱德表现得很高兴。他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以后怎么样，就要看省委是不是真的不抓辫子”。他表示，对山东，他很乐观，希望他们带着愉快的精神回去，改正缺点，团结起来，一定会搞得好。如果舒同能团结人，早就搞好了。犯了错误要在工作中去改正。①
陈云所去的陕西组，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德生。张德生生在陕西，工作在陕西，可以说是一名老陕西。早在1941年就做过陕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4年起就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年45岁，很是年轻。张德生的特点是比较持重、谨慎，重实际、不张扬。所以在“大跃进”时期，陕西的失误和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1958年11月初，在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副省长谢怀德报的粮食产量因为太“低”而过不了“关”，数次电话请示张德生如何办，张回答：不要再多报，把会上定的指标带回来再说。由于在别人放卫星时他不跟浪潮，不过分浮夸说大话，曾被周恩来风趣地说，陕西省委是“守法户”。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陕西农业也没有逃过三年减产的厄运。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陕西关中坝子历史上产粮最高时是69亿斤，平年是54亿斤，但1961年仅仅38亿斤，比平年还减产16亿斤。减产如此之多，除了三门峡水库占地，基建占地，就是天灾、人祸了。
这一次，中央派陈云来陕西坐镇，是如何考虑的不得而知。不过陈云也只是在2月8日才亲自到陕西组参加会议。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陕西的情况事先是做了一些调查的。陈云对陕西省委的自我批评表示满意，认为陕西的同志都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他说，只要有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这一条比十年计划指标还重要。他针对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地告诉大家：“我说不会的。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是越开越大的。”他还预言，“以后是不会关门的”。②此时的陈云，不仅对陕西的情况乐观，对大会以后的情况也很乐观！
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5）
这里需要略加详细记述的，是邓小平所在的四川组。
四川，按人口计算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达7000多万。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达400多人，是福建的两倍多，也是全国之最。
按理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1960年和1961年全国人口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则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③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绝对数字而言，安徽同四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四川却不在全国重灾省的名单之内。这大概也是曾希圣不服的一个原因。④其中情况，确实有些复杂。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江西临川人，参加过长征。自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一直在晋绥一带开展工作。1949年冬入川南下，同邓小平、贺龙等一起进军西南，也因此便留在了西南。从1952年起，他就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55年合作化时，李井泉还比较冷静一些，他表现得有点从容不迫，四川实现合作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毛泽东曾表扬他，这“不是也蛮好嘛！”但“大跃进”期间，李井泉则比较积极，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因而颇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赏识。1958年，李井泉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1年，又晋升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然而，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就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却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⑤，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①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后，不但缺乏积极主动纠“左”的意识，而且在中央有了纠“左”的指示后，还大打折扣。恐怕这也是四川连续四年人口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来到北京开会，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李井泉还不放开让大家讲话，怎么能不叫四川同志的气越来越大呢？匿名信的出现，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封信，在开“出气会”时，邓小平才来到四川组了解情况。至于为什么派邓小平来，可能因为他是四川人，又曾在西南工作，对四川的情况比较熟悉。
1月29日，当毛泽东宣布延长会期，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时，四川的同志很高兴。第二天下午，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警告一些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难免自己会垮台，会“霸王别姬”，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时，李井泉的反映比较敏锐，立刻感到巨大的压力。会后他找到四川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由此可见李井泉是很紧张的！四川的问题那么多，他又怎么能够不紧张呢？
李井泉明白这几年四川非正常死亡很多，四川上下怨声载道，不少同志对他很有意见，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他责任重大。在毛泽东没有讲话之前，他可以捂着盖子不让人讲，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继续捂着显然是不行了。这一关看来是比较难过。
李井泉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脱不掉责任，如中央的纠“左”指示没有贯彻，或者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问题，如调粮太多，却又不能推给中央，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
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至今尚没有看到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内容。据东夫在《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讲述，是邓小平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邓小平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具体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无法确证，但从李井泉没有被免职，也没有受到处分这样的结果来看，邓小平可能讲了上述一些话。所以会议的后期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做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想到那些死去的乡亲，有的同志也是泣不成声。
人们不禁要问，四川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李井泉为什么没有被追究责任呢？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方面十分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无粮救急的日子里，他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虽然也有不情愿的时候，但基本都能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有关这一点颇受中央赞赏。也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②而四川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调粮食太多。
不过李井泉因为交了过头粮留下的惨痛教训，也使毛泽东很难忘怀。1962年当毛泽东得知四川可能增产粮食50亿斤时，他告诫李井泉：“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在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产量并谈到向中央调拨粮食时，毛泽东又说李井泉：“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①言外之意在照顾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支援国家建设方面，他没有兼顾好，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利害关系。不过，明眼人一看就很明白，这种批评是十分友善的。
有关大会的成果（1）
七千人大会经过28天的讨论、听报告、开出气会，于2月7日闭幕了。大会开始时，其主题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大会开始之后，由于各种意见纷呈，又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再后来，又加了一个“出气”阶段。参加会的人这么多，又开了这么长的时间，连春节也不放假，那么这个会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大会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犯了错误，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遭遇重大挫折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何面向未来，全党上下乃至全国上下思想比较混乱，大会实行三不主义—不带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放手总结经验，放手让人讲话，即使对比较敏感的“三面红旗”也可以持保留态度，允许怀疑；中央积极承担责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检讨错误，各省、部委负责人也纷纷做自我批评，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大会还进一步申明对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多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所有这些，对遭遇重大困难之后“心气”受挫的人们，对于心中有着怨气的人们，甚至对于那些仍然不肯认错的人们，无疑起到了正确认识过去，解除思想顾虑，化解心中怨气，凝聚民心的作用。正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说：“气不能不顺啊，连毛主席都做了自我批评嘛。”①当时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身份出席大会的薄一波，几十年后也回忆说：七千人大会实行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地委，省委，直至中央），上级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反复进行检讨的这种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好传统。②
对于“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虽然认为“对困难透底不够”，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实在地向全党介绍了全国的经济形势，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在检讨犯错误的原因，估量过去工作的成绩和错误方面，虽然尚不到位，但在当时也属难能可贵。所以使人感觉中央的工作态度变得务实了，也比过去谦虚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传达这次大会精神时说：这次会议是实事求是的会议，真正虚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也是几年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③王任重的这个评价，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感受。参加大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也说：“这次会非常好，接触到的一些同志反映都差不多。”④
二、大会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对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搞，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过去几年的国民经济为什么遭遇重大挫折？其中缺乏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重要原因之一。七千中共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一级的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转业军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缺少理论知识，也缺少实践经验。比如浙江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⑤所以，为了教育干部，1961年9月，中央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几个问题，专门整理成学习材料，举办训练班轮训干部。七千人大会，天天总结的是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讨论的是经济建设和党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对七千中共干部的集中大办班，尤其对县委书记是最好的培训。
经过大会反复讨论修改后的书面报告，将“大跃进”期间的错误归纳为4条⑥，对于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归纳为16条⑦。这在当时来说，把人们能够认识到的，基本上做出了总结。
比如：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因为农业不能及时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从而影响工业迅速发展，因此这次大会更加强调必须把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放在农业方面，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
过去因为提倡实行供给制，取消自由市场，取代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带来的结果是物流不畅，产品匮乏。为吸取这一经验教训，大会强调“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在农村中还应该适当地保持农村集市贸易……。”
对于“共产风”，认识到它不仅刮走了农民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刮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惊人的损失。过去中央已经大力纠正过“共产风”，这次大会从理论上集中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并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此外，“大跃进”期间的高指标、高征购，造成了严重浮夸、违背科学的事情发生，又购空了农民的粮食，使不少农民失去宝贵的生命；由于只注重钢的产量，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