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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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交通方面，因为县委书记、各大厂矿党委书记、厂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来过北京，为使他们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对不少模糊不清的交通标志牌都进行了更换。
总的来说，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进行了方方面面的安全检查和准备工作，把该做的工作都认认真真地做了，叫做防患于未然吧！
的确，他们为了会议的召开和顺利进行，付出很多辛苦。虽然他们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历史也不应忘记他们。
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处在困难时期，北京市一下子要安排招持一万多人，宾馆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呢？张文奇说：
北京市一下子要来这么多人，真的有点招架不了。这么多的人一起开会，不要说北京市，就是中央也没有经验。准备的时间又非常短，也就是一个月的样子，当时紧张的不得了。你就说宾馆吧，哪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啊！像友谊宾馆一下子要安排1600多人住宿，服务员缺很多呀！怎么办呢？从上海借了181人，在北京市内借了128人，然后再培训上岗，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会议人数多，安排的驻地就有11个地点：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民族饭店、友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282个，因为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开会，都要有会场，像中央局开会，还需要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场。有的饭店有大礼堂，有的没有，没有的就要为他们找会场。所有这些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安排住宿，忙坏了北京市委，当年的与会者，却留下了美好印象。湖南的一个县委书记30多年后回忆说：
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州里来了个电话通知，说要梁敏政同志和我安排收拾一下，准备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赶到州里，各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陆续报到了。第二天，州委书记齐寿良同志和州长石帮智同志带领我们乘车前往省会长沙，与其他地区的同志汇合在省委接待室，然后乘专列开赴北京。列车运行一天一夜，到达了北京站，几十辆大客车将我们转载到西郊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原是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地方，建设风格很独特，服务设施也是堪称一流的。我们自建国前参加革命起，大多数都没有到过北京，更谈不上见过这么豪华的宾馆，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服务员领着我们龙山、桑植、永顺三县六名代表走向一个大套间，大家雄纠纠、气昂昂地紧跟在后面，走在打头的王建阁同志大大咧咧地刚迈步进入房间客厅的门，就摔了一个仰八叉。“他娘的，滑溜溜的，像溜冰一样！”大家楞了几秒钟，便捧腹大笑起来。原来是地上打了腊，很光滑的。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后来者便小心翼翼地拖着小步进门，那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神态，逗得服务员也忍俊不禁。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2002年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回忆，他们住在西颐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住得很宽敞，也对住宿条件表示满意。那么这次大会吃得怎么样呢？张文奇说：
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会议吃饭也是一件大事。
吃饭是10人一桌，大锅菜。不管你是中央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一样。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
像我们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保证食品安全，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负责人，还有供应食品的人找来开会，每到吃饭前就赶紧散会，不然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饭。就这样，特别严呀。
做保卫工作的，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大会管吃管住，不在编的，大会不管饭。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同做一样的工作，为什么你在编，我就不在编，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实在是编制有限呀，前门饭店来来回回的那么多车辆，就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这么多人，超过是不行的！
每次吃饭，桌子上都吃的光光的，四菜一汤。为了节约，都是大锅菜，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就这样各个饭店都叫苦，要达到中央规定的标准，做不出来，还得往里贴钱，所以炖菜多，不过县委书记高兴，比他们在家里吃得好。
谁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3）
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回忆说：
毛主席说的两干一稀是，早晨是稀饭，有时也有干的；中午四菜一汤，晚上稍差一点，也属四菜一汤吧。但比我们在家里吃的好多了，可以吃上米饭、馒头，尽管我们是县委书记，在家里也填不饱肚子。当然我们是重灾区。你问能不能吃饱？能够吃饱，但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都是光光的。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只是在春节那一天，中午吃顿饺子，每张桌子一瓶酒。其他没有了。你说平时能吃到肉吗？能够吃到一点，但不是很多。
七千人大会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还对外保密，那么当时的保卫工作如何呢。关于对外保密的情况，张文奇说：
因为七千人大会对外是不宣传的，所以是一个内部会议。这么多人，时间又这么长，外国人还是感兴趣的。北京饭店是各个工作组的大本营，大区书记都住在北京饭店，大会的工作班子也住在北京饭店。另外北京饭店还有加纳、叙利亚、马里、阿尔及利亚4家外国使馆。
那时不大了解外国人如何搞情报，说人家拿一个大头针在电话线上一扎，就可以窃听。北京饭店呢，又是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们吃饭、会客、理发……进进出出的不少人，你也不能因为开会，就不让人家来吃饭、理发吧。所以安全保卫工作比较艰巨。为了防止外国人搞窃听，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些这一方面的技术专家，看一看会不会泄密。最后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据说还是有反映，外国知道这么多人在开会，但干什么他们不知道。友谊宾馆还有30多个外国专家，附近还有苏联的一所中学。但都没有出现什么泄密事件。
关于国内的情况，张文奇说：
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埋怨我们这个党，因为浮肿、饥饿，心情不舒畅，所以保卫工作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好的方面是那时还没有现代化，没有搞什么恐怖活动的，虽然有不满情绪，矛盾也不像现在这样突出，老百姓还是听话的，北京市一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高。
所以保卫工作的特点是，当时并不担心敌人来搞什么破坏，主要是怕一些设备出问题。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不行，比如北京饭店，说是两路供电，其实线路的质量很差，其他饭店都是一路供电，惟恐哪一处线路短路，造成停电，影响会议的正常进行。再如吃饭，怕吃不好中毒，或者闹病什么的，使会议代表心里不高兴。要说七千人大会的保卫工作很紧张，是紧张极了，不过那个紧张，主要是紧张这些问题。
你每时每刻都要了解各个驻地的线路情况，供电问题，还有锅炉问题。像人民大会堂，下面很好看，但上面都是木质结构的，每次开会都有几个人在上面看着，怕被电烤热木头烧着了。这种情况一直到国庆35周年才得到改善，换成了钢的结构。
整个大会期间，没有发生断电情况，也没有用过蜡烛。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故，非常顺利。这次会议完了之后，公安部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时，就让北京市公安局代大会起草文件，要把北京的经验揉进去，要求全国都要向北京一样。所以中央也是满意的。
这次大会有七千多人，每次集会，都要动用很多车辆，与会者乘的是公共汽车，还是大客车。有那么多车吗？张文奇说：
大会组织的比较好，开大会时的用车高峰一次是800多辆。当时的北京有两家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首都汽车运输公司，一个是友谊汽车运输公司。大会的车主要租的是首汽的。
从乘车情况来说，省委书记以下都是坐大车，中央局以上的领导坐小车，个别身体不好的同志、领导找谈话赶不上坐大车的派小车。
开大会时，没有用过开道车。那时开会不像现在都是事先定好的，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那怎么才能做到既准时又安全地把上万人送到会场呢？我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时（间）不够分路（走）；（道）路不够分时（走）；路、时都不够，断一条路，也就是说让社会车辆暂时停一下，先把与会人员放过去。
为了交通安全，交通部门事先都把抽调来的车辆，包括在京的车，那些司机进行培训，怎么走，走哪条线，要注意哪些事情等等，一一交代清楚。这样做起来就比较有章法了。
大会结束后，停在大会堂前的车，中央要求20分钟之内必须疏散完毕，结果最长的时间我们才用了18分钟，也就是说没有超过18分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事先总是同与会人员说好，原地上下车，这便于散会后找车。白天打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南局，西北局之类的字，各饭店派人接送，晚上打带灯的牌子。这是因为大多数代表没有来过北京，容易找不到车子。凡事都想在前面，工作做得很细致，因此也就完成的比较好。
北京市的交通工作曾两次受到表扬，一次是纠正违章时敬礼，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一次就是七千人大会受到周总理的表扬。开大会时基本没有影响社会车辆，也没有因为车辆调配不好耽误了什么事情，更没有影响会议的进行，除了几次小车刮蹭，没有出现大的交通事故。你们知道，那时候汽车的质量是很差的，但从未因此出现抛锚的情况。
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工作，虽然时间短、任务重，但是大家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安排得井然有序，非常到位。会议时间虽长、又处在困难时期，但是大家同心协力，克服了一切困难，以保障七千人大会的顺利进行，以当时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的经过（1）
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另一项筹备工作，就是为大会起草一个报告。
七千人大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程序简单，没有很多的议题，中心问题就是讨论通过一个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或者说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再详细点说，即：“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所谓总结经验，是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工作，进行总结，正确的错误的都要总结，说清楚这几年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了，发生错误以及出现困难的原因。再有就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领导。所谓统一认识，主要是对过去的工作统一认识，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统一认识。报告还讲了党的问题，其实也主要是针对反对分散主义，要加强全局观念等问题来谈的。
报告肩负着这样一个任务，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报告是什么时候决定起草的呢？报告中心要讲些什么问题呢？起草过程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吴冷西在《同家英共事的日子里》有比较详尽的记述，但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吴冷西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内容上，均有不少错讹之处。
比如，吴冷西回忆：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要为大会准备一个报告，少奇同志指定由陈伯达牵头，我和家英、胡绳⑤参加。11月6日，邓小平即来钓鱼台八楼召开会议，提出报告的框架为四部分：（一）形势和任务；（二）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改进党风；（四）基本经验教训。会议还进行了分工，其分工是：吴冷西负责第一、二部分，由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张沛协助；田家英负责第三部分，由赵汉、潘静远协助；胡绳负责第四部分。
在吴冷西这段叙述中，至少有三处错误。
第一，七千人大会是1961年11月12日才决定召开的，11月5日、6日，刘、邓不可能分别召开会议，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第二，刘少奇指定由陈伯达牵头，田家英、吴冷西、胡绳参加，但根据胡绳的日记记载，胡绳是1962年1月1日才加入进来的。
第三，吴冷西说，11月6日，邓小平就定下来报告的框架是四部分，实际上，一直到12月21日，邓小平还说报告想讲三个问题，并不存在第四部分“基本经验教训”的问题；在1962年1月11日下发大会的报告稿中，也没有“关于基本经验教训”的内容。关于基本经验教训部分，实际情况是大会召开以后成立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时才加写的。在大会之前起草的报告，既然没有“基本经验教训”的内容，胡绳又是1月1日才加入进来，所以说由胡绳负责起草第四部分“关于基本经验教训”的问题，也就很难成立了。
类似可以商榷的内容，还有一些。如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刘、邓在同起草班子谈到报告在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时，曾提出“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这个观点无疑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在其他场合刘、邓的讲话中，从未发现类似这样的内容，起草出来的报告也看不出有这样一种观点。报告在谈到产生困难的原因时这样说：“在这几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三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1959、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从这个情况似可以得出结论，吴冷西的回忆有待商榷。
还有，吴冷西回忆：“12月21日，小平主持讨论第一稿，富春、先念、一波、谭震林、安子文等参加。会上讨论的意见主要是对第一、二、四这三部分的，认为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值得考虑”等等。
这里仅对一点提出质疑，即15年超英的问题。实际上在1962年1月11日下发的报告中，还是保留了这一提法。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是为实现党关于10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报告还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