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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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以后，各小组开小组会，又交叉开一些政治局常委同志讲话的大会。会期准备延长至２８日。２６日修改出少奇同志报告的第３稿，即作为最后定稿。
以上布置，小平同志要我报告主席，并问主席还有何指示。
田家英
1月14日
毛泽东看了田家英的报告，没有表示异议。大会即开始按这一安排进行。
很快，又有一个新决定，再使大会改变了会议主题。
正当大会按照中央的安排进行的时候，1月15日，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中，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地方上一些同志不同意中央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对大会的主题提出了挑战。
杨尚昆说：从“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王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了解了这个情况，杨尚昆不敢怠慢，于次日（16日）上午立刻将自己的看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觉得问题重大，指示杨尚昆即刻向刘少奇汇报。下午，刘少奇在听取杨尚昆的汇报后，说：“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一些同志接受教训不够，还没有充分认识，现在不说通，将来还会犯错误。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
随即，刘少奇带着杨尚昆一起来到邓小平家，与邓小平共同商量，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杨尚昆将刘、邓二人的意见告诉了田家英，请田向毛泽东转报。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觉得问题重大，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现在地方同志有意见，这不是从根本上动摇大会的基础吗？当天晚上，毛泽东走出了中南海，来到钓鱼台，在12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讨论大会如何进行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认为地方的同志严重存在着本位主义，不顾大局的情况，中央很难集中调整、指挥；而地方的同志显然有不同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没有采取堵的方法，他们顺应会议的潮流，决定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于是一个新的决定产生了：即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重新组织报告起草委员会，先谈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于报告不论是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甚至全部推翻，但是正确的不能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还说，重新写好的稿子拿出去以后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当晚，就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至此，大会的主题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一转而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大会之所以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主要是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本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经大会讨论通过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重新起草？除了毛泽东的不满意，似乎不会再有别的解释。但上述情况应该说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
1月16日晚上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1月17日，委员们就走马上任，每天下午，齐集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直到24日才告结束。
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3）
因为大会议论纷纷，也因为又组织了起草委员会，还因为毛泽东吸取了1958年和1959年两次郑州会议的经验。他多次讲，那两次会议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结束了呢，如果开的时间长一些，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来的事情就会好一些。所以，这次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决心让大家把意见全部讲出来，决不匆匆忙忙的结束会议，决不再留什么遗憾，所以大会一再顺延，一直到1月27日，刘少奇才作大会报告。
按照原来的会议安排，刘少奇报告完毕，大会讨论通过，会议就算结束了。结果，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又出现了。
1月29日，毛泽东向大会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由此，会议又掀起一个高潮。关于这个情况，下面还要涉及，这里暂不详述。
直到2月7日，大会才告结束。
一个接着一个的出人意料的决定，把个七千人大会搞得波澜迭起，高潮不断，既总结了经验，又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了全党，振奋了精神，七千人大会获得相当成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1）
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就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收到了很好的会议效果。这原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相反，做法上很有创意，但为什么会引起此后人们各种各样的议论呢？问题就在4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作为隐藏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派”，而被开除出党的命运。
这使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人们在探讨毛、刘分歧的起源时，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七千人大会。
那么，究竟哪一种情况更符合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对此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当时的情况分析，我以为，毛泽东有对报告稿不满的一面，调子低了；也有感觉问题重大，需要共同总结经验的一面；同时也很难排除他有想听一听大家到底有些什么意见的想法。这几种考虑在毛泽东胸中交织在一起，就做出了这一许多人看来意味深长的举动。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话题可以先谈一谈，这对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或许有些帮助。这个话题是：毛泽东在拿到报告稿之前，对报告的起草工作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他们不断地召开会议，反复地讨论报告内容，亲自审读，并亲自动手修改。这一段时间，刘、邓的精力无疑都用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和起草报告上了。但从目前留下来的材料和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员回忆来看，却找不到毛泽东的“踪影”，他没有参与主持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甚至没有同秀才们直接见面，谈过对报告的设想。
1961年12月16日，邓小平在讨论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时曾说，“这个报告改出后，等主席回来再议”。毛泽东于12月19日回到北京，可是一直等到1962年1月9日，邓小平还在让杨尚昆请示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如何处理。可见，毛泽东在12月中旬由外地回到北京以后，对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并没有表示过意见。
透过这一情况，再看七千人大会的报告起草工作，毛泽东是否出面指导过？我曾反复向参加起草报告的梅行请教，在起草报告过程中，毛泽东有什么要求没有。梅行说：没有听到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或许陈伯达会和毛主席联系，但陈伯达没有传达过。我们从吴冷西的回忆里，也找不到毛泽东对起草工作有什么意见的说法。同样在胡绳的日记和他的回忆里，也没有发现毛泽东发表意见的内容。从毛泽东本人现存的档案里，照样没有发现他对报告有过只言片语。
以毛泽东的习惯来说，每当中央举行重大会议，要通过一个什么报告或者纪要等等的东西，他都要亲自过问、修改，甚至还要亲自拟写提纲之类的东西。但这一次他表现得有点特别。
从毛泽东这一段的活动来考察，他似乎比较超脱，除了没有对报告花费很多时间之外，在整个小型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没有露面，只是在12月20日晚上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12月26日晚上召开一次范围很小的会议，大概是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前一个会议的内容前面已经介绍过，后一个会议的内容，只是谈了苏联问题。他的兴奋点似乎在赫鲁晓夫身上。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很可能没有对七千人大会投放太多的精力。12月21日，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他现在的心情很好。或许这一段毛泽东比较放松，因为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爆发的困难形势，使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处在纠“左”的前线，身心倍感疲倦。到了1961年底，在他看来，其困难形势进入谷底后，已经在逐渐好转，中央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都开始见效，只要在各行各业把具体政策一一制定出来，落实下去，再有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恢复了。中央召开了小型工作会议，再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承担一下责任，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实现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是不成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经济工作就没有什么太让他着急的事情了，交给刘、邓去办就可以了。他在那里集中考虑反修的问题。
12月27日，毛泽东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诗言志。从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反修、对当时的国内工作都充满了信心，并将他愉快的心情及坚定的信念，让与会同志和他一道分享。当时郭沫若说：“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住，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国人民做出好榜样。”我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解说是有道理的。
12月29日，毛泽东又向会议推荐了教育家吴研因、民革中央常委钱昌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几首诗。钱昌照的两首诗对当时农村的形势进行了赞美。他的《芦台农场》写道：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写道说：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毛泽东称这几首诗写得好。
我想毛泽东对这几首诗的称赞，主要还是欣赏其对农村形势的美好描述。因为毛泽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次报告的起草工作，就没有形成像起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那样，报告由起草小组写出以后，刘少奇改了，送给毛泽东改，毛泽东改了又送给刘少奇，他们互相商量，相互补充，整个一个流水作业。这次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也没有像先前的庐山会议那样，他亲自提问题，亲自拉提纲；像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5月的北京会议那样，亲自主持会议总结工作，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是毛泽东和在京参加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与会者几乎同时收到了大会的报告稿，而这时距离大会开幕，也就一两天的时间了。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2）
除上述情况，似还有一种可能，七千人大会比较侧重的是经济工作，经过“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毛泽东自觉在经济问题上，他不如第一线的其他领导同志内行，因而有意让一线同志去做。这恐怕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既然毛泽东对报告的起草工作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是否就可以理解为，当他看了报告稿以后，继续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看也不要看完，干脆就让大会去讨论好了呢？从他1962年1月10日写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批示来看，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应该说，报告的内容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毛泽东审阅报告稿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推迟3天做报告”。从这一点不难判断，他对报告是有保留的。很明显，想要修改一下，再在大会上宣讲。而这个修改的时间，至少需要3天。3天的时间，就不仅仅是文字性的修改了，应该说是要有较大的修改。
第二，毛泽东对报告的批示，第一句话就是“觉得好”。那么是否就能说毛泽东对报告持赞同意见呢？很难那么讲。因为他在批示中很快又说，“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还说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100多人，对报告的感觉和他恐怕也是一样的，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
从这里不难看出，“觉得好”是客气话，不太满意才是实情。既然好，干嘛还要推迟三天做报告？这意味着毛泽东内心对报告还有些想法，也就是说报告的有些地方还不太符合他的心思，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在报告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看看毛泽东在1月30日发表的大会讲话就可以得到注解，他说：“这个报告草稿是少奇、小平、陈伯达、胡绳、吴冷西、田家英几位的主张。”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理解为刘、邓等主持起草的报告的精神并不完全代表他毛泽东的观点，我想是不过分的。
那么毛泽东对报告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呢？从目前现存的文字和知情者回忆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对报告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只能依据比较可靠的材料进行判断。通过杨尚昆的日记分析，毛泽东在做出将报告稿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决定之前，对报告稿的第二部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曾认为不能变，也就是说他是坚持反对分散主义的。第三部分他还没有看，不存在满意与不满意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对报告稿不太满意的地方，也就是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了。
这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进行了判断，对建国12年来、特别是“大跃进”4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1962年的工作任务和1963年至1972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部署。
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尽管报告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精神，是按毛泽东的思路来搞的，但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工作怎么总结？讲到什么程度？这中间肯定要涉及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和原因，涉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等等。如果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同后来修改的报告稿进行一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前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讲，而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一片黑暗，越看越没劲。修改后的稿子，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此外，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前稿上，却没有这样的判断。
我们联系毛泽东对当下形势的乐观估计，对过去工作的较多肯定，可以猜测到或许他当时认为，这样的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肯定不够，否定太多，要达到为大家鼓劲的效果，恐怕很难成功！同时也难免会有一些莫名的郁闷在心头！
显然，毛泽东心里对报告不很满意。但从他的批示来看，开始并没有决定把报告直接发到大会讨论，而是提出推迟三天作报告，这表明他想修改。至于怎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