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费瑟斯通的研究是基于理论上的说明但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1992年萨维奇等人研究分析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情况。该研究调查了中产阶层调动三种资产——组织、财产和文化资产的能力的变化规律。这个调查使用英国国家市场研究部的目标指数对24000名成年人进行了一年一度的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被要求给出各种消费习惯的细节，萨维奇认为高收入、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保养身体的新文化密切联系。在研究的三种中产阶层中，第一组主要是在政府资助的企业内任职，表现出一种严肃的风格，他们利用空闲时间锻炼身体，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追求高雅文化；第二组经理以及国有企业的官员并不引人注目，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活动或追求使他们与众不同；第三组私营企业的专业人员和专家们采取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自相矛盾的，它把明显对立的活动和兴趣放在一起，倡导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不仅表现出对健康、运动、体育和保健活动的兴趣，而且向往美好生活，这表现在他们喜爱香槟酒和美味佳肴。 同上引书，第95页。
这些研究给我们展现的一个共同结果就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品位的阶层（不管这品味是天然的还是模仿的），正是这种阶层的品位将他们与其他阶层的边界鲜明地勾勒出来。而且我们不难从这些研究中发现，品味一词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多地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学意味。
第二部分“品味阶层”：名实之间（2）
首先，单从审美或者欣赏的角度，品味是一种个人特征，而从社会学角度看，品味是共同的或者相似的消费观念、选择标准的一种集合，这种集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一共同体的独有的特征。其次，品位主要是一种阶层界线与标识。它是阶层之间生活方式的表现，在更深层次上，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第三，品位是一种话语权力的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品味本身并不是浑然天成的，它是一种话语权力与阶层关系的反映。即什么是有品位，什么是没有品味，什么是高雅的或者是低俗的品位等等这一切都包含了一种话语权力的参加。这点正是布迪厄在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时所关注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无论如何，我国目前城市中产阶层都难以称之为“品位阶层”。因为，其一，前面我们所观察到的由消费所致的社会区隔基本上是基于自身经济状况、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所做出的一种消费选择，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如布迪厄所说的长期积累的“惯习”，这种区隔不是基于相同的消费观念或者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刚刚开始出现的阶层本身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而他们以前所有的惯习与这个阶层的现有地位并不适应，这是第一代新生中产阶层所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布迪厄等人所说的区隔是一种真正的基于阶层品味的区隔的话，那么我们发现的区隔显然与此意义不同。这种不同是不同时期与不同成长背景的中产阶层的不同。其二，由于中产阶层本身甚至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统一的“品味”，所以目前而言，品味或者生活方式并不能作为阶层区别的标识（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会谈到中产阶层内部的不同情况）。第三，品味本身在目前，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中，还没有经历与西方同样的话语问题。正如郑也夫所言，由于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虽可以说有贵族，而无贵族文化，这样，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中产阶层形成中没有那种为其他阶层“立法”的“高雅品味”的存在，同样这一时期由于消除了中产阶层，因此，中产阶层的文化也不复存在。郑也夫：《白领文化之功能》，见《忘却的纪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6页。这样品味已经不复为一个社会阶层间的话语，只是到了近些年，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它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话语。
因此，我们在谈到由于消费所导致的社会区隔时，将面临一个与布迪厄等人所不同的问题，即一个本身没有或者说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品味的阶层如何通过消费进行社会区隔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种区隔是通过相似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职业特征、教育水平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所导致的。如果说，布迪厄所说的品味区隔是如法国那样的成熟中产阶层所面对的文化区隔，那么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显然还远未走到那一步，这只能是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而已。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效应
凡勃伦在谈到有闲阶级时提到，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竭力模仿上层贵族优雅的生活礼仪、消费习惯，进行“炫耀性消费”、“炫耀性休闲”，但他认为，这些突然致富的新贵们的模仿是很不自然的，由于他们长期的生活习惯的影响，想要一下子改变过去的生活习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消费、礼仪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做作的成分。在谈到惯习对于个人行为的持久影响时，布迪厄也认为，品味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品味或者一定阶层的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可能随着其生活境遇的改善而发生迅猛的改变，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对于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研究也发现，那些住房在现代化的高尚社区、使用现代的商品和服务的城市中产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与习惯并没有像他们的住房、交通工具等消费品那样迅速地改变。这一点其实并不是中国的特有情况。在对韩国中产阶层的研究中，莱特就发现那些住在西化的高层建筑中的中产阶层家庭，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与一般韩国人并无二致，他们为了维持符合中产阶层生活和地位的消费，可能会依靠各种非劳动性收入，但他们的习惯还是原来的、过去的，而并没有随着他们生活境况的改善而改变。Lett； Potrzeba，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98； pp66～72也就是说，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很显然与阶层的跃迁是不同步的，明显滞后的，这可能需要一种代际间的积累。
但我们可以看出，同他们的上一辈相比，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则明显更为前卫、现代。可以想象，这些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很可能成为未来的“白领”或者“中产阶层”，很显然，虽然他们的经济基础与收入水平还有限，但其成长环境已经使他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具备了同他们父辈的传统消费行为甚至同年龄的其他生活环境中的同辈相异的“中产阶层惯习”（我们在此无意品评这种消费行为的伦理问题）。从四个不同年龄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女消费可看出，这种现代或者前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与过去的传统方式的决裂更为彻底，不像其父母难以摆脱过去的影响；第二，同传统的节俭消费观相比，他们更主张开源节流式的现代消费；第三，他们与时尚、品牌有一种天然的、自然的关系；第四，他们的消费档次较高，或者说“品位较高”；第五，他们的现代消费方式如AA制、对西方消费文化的趋慕本身是全球化背景的反映，还与所接受的教育相关，这与早期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又不完全相同。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加之中国特殊的子女政策所导致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投入，这一切都成为他们新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生成的重要因素。由此，可以推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如果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未来中产阶层行列，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在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更为接近的“品味阶层”。相比于他们的上一辈，这些中产阶层家庭子女，没有过去的生活体验，没有对多阶层家庭的社会记忆，他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理念可能更为一致，同时与其他阶层的社会区隔也将更为鲜明。
通过对四个家庭不同年龄段子女消费的深入了解，可以发现，由于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代理消费以及家庭教育投资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的消费方式、理念与他们的父辈们——第一代中产阶层——形成很大的区别。 这种区别体现在：其一，如果如布迪厄所说，消费习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惯习在很大程度上受童年的生活环境影响，那么第一代城市中产阶层，尽管其童年生活环境不尽相同，但其消费习惯都或多或少会打上物品短缺时代或者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受到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当经济条件与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时，他们也自然与时俱进，在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归根结底，这种变化不能彻底摆脱已有消费习惯的影响。其二，如此一来，如同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一样，城市中产阶层也正处于社会流动所形成的阶层转型中。传统的消费习惯尚未远去，现代的消费观念已经扑面而来，他们注定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生存的阶层。他们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同时他们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这种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两面性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生活在优越的中产阶层家庭，因此，他们没有或者说更少他们的父辈们传统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从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来看，他们是真正现代的，而他们的父辈——当代城市中产阶层充其量只是正在走向现代。他们是相对单一的，没有或者很少有过去的传统习性，而当代城市中产阶层则是比较复杂的，是双重取向的，这从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三，目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消费取向由于传统与现代的聚合而没有形成一种一致性的阶层消费行为或者消费观念，他们因此而不能由消费或者生活方式而整合为一个清晰可辨的品味阶层，然而在未来的中产阶级——即使不完全但将有很大部分是他们的子女——的成长中，我们将很可能看到具有相似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中产阶层。第四，如前所说，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了消费中的阶层分化，并发现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区隔，但很明显这种社会区隔不像布迪厄所研究的法国社会那样泾渭分明，判若水火。但在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消费中，这种社会区隔正在不断深入，其分化的结果将会使得社会分化不仅潜藏于财富、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中，也外显为由消费行为、消费观念所致的生活方式上。阶层的界线不仅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会越来越外露，这种阶层分化的外部界线正是由消费对社会生活的建构——分化与整合所形成的。第五，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消费分化所导致的区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水平、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的原因所促成的，而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将更多地显示出消费观念、消费文化、生产方式方面的区隔逻辑。
如果说以前财富、权力、声望成为阶层分界的标志还多少只是隐约可见的话，那么经由消费的阶层分化与整合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则很可能成为清晰可见的界标，而且最终由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将会更为彻底，阶级阶层差别的隔膜可能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从童年就已经开始的阶级区隔（为子女寻找好学校）会把不同阶层的人隔开得更为完全、彻底。正是在此意义上，未来社会可能将会是一种由消费及主要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分与合所形成的“区隔社会”。
第二部分地位诉求：前卫镜像的背后（1）
如果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中产阶层之间多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相同。在社会分层的两个维度上，中产阶层处于互相冲突的位置。在经济方面，他们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工薪人员，他们与生产的关系相同；而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层的这种地位总是尴尬的、暧昧的，让人不置可否。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中产阶层是最为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焦虑之源。通过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的管窥，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对地位的敏感以及由此而致的焦虑在当代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活动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么，这种主要基于地位诉求之上的符号消费会给中产阶层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相比，其处境有何独特之处呢？为了能够得出对这些问题的前瞻性回答，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
在谈及美国的新中产阶层——白领时，米尔斯曾形象地描述了那些白领雇员们的“地位恐慌”，指出地位对他们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根据一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不足以划定一个阶层，白领雇员成功地赢得的社会尊敬却是他们重要的阶层特征之一。”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0页。伦斯基认为：“在中间阶级的成员为了控制权力、特权以及传统上属于精英阶层的其他资源而进行的努力中，可明显看出对权力和特权的第四类反作用”，中产阶层“有着一种自然的愿望，要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以使他们摆脱这一依赖。这不仅有希望为将来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也保证了在当前具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 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页。因此，可以认为对地位、权力的追求是中产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对地位的热衷与他们的社会处境有关，正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对德国早期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分析一样，“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79页。而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坠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一书中也是基于同样的看法，并且认为中产阶层的内心生活就是缘此而生发出来的。Ehrenreich； Barbara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antheon Books；1989； p15因此，埃利亚斯认为：“没有比这一段话更能说明中等阶层意识的特征了。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敞开。和每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一样，市民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向上的围墙，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 诺贝特·埃利亚斯，同前引书，第79页。综观已有的诸多研究；中产阶层的根本特征大多都是围绕地位——矛盾的阶级位置——而展开的，但这种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西方文化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社会表现的反映。
当我们把中产阶层置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宏观比较时，可以发现这种对地位的诉求虽然也具有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