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我们把中产阶层置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宏观比较时，可以发现这种对地位的诉求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却具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与可能性，中产阶层对于地位的追求以及在地位诉求下的生活与处境显现出一种两重性。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韩国中产阶层无论如何都能称为是中产阶层的东方典型。韩国中产阶层对地位的过度关注与追求不仅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在现代化背景中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莱特在其名为《追求地位：韩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形成》一书中，多次表达 “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层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 Lett； opcit；p41由于韩国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儒教传统，韩国中产阶层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层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层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所谓的中产阶层表现出了贵族精英们习惯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按布迪厄的说法，这个阶层表现出统治阶级的特征；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工业化社会上层家庭的特征。……把这些上层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征”。Lett； opcit； p224由于中产阶层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层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层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层在“阶级区隔游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第二部分地位诉求：前卫镜像的背后（2）
中产阶层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一点不论是从早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还是在米尔斯稍带悲观的观点都不存在太大争议。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层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层都是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层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社会需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层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层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层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层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层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 同上引书，第88页。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层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层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层阶层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层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休止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层失去保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层收入减少，中产阶层正过着越来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A Teresa，The Fragile Middle Clas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层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层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层——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 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1页。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层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层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层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导引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兴起与发展的新中产阶层而言，面临的处境与韩国中产阶层更为相似，尽管我们目前尚难以准确断言中产阶层的前途，但从新中产阶层对于其自身的职业、身份、教育等地位的标志因素的重视以及在消费中的重点投入来看，中产阶层未来的发展不会不受这种“地位驱动”式消费的影响，不管这一消费诉求的内在逻辑如何，无疑这不是完全主动与自由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的“去阶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去贵族化，去中产阶层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在消费上的平民化或者大众化。这样，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实际上并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在形成初期所追求的上层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将会是完全自主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意愿的。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基本是与中国（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表现）的“消费社会”“媒介时代”同步的。如此一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本身充满矛盾与悖论的时代。他们可能不会被上层文化所导引，但却不能避免消费社会无孔不入的广告、媒介的渗透与控制。也就是说，从消费处境来看，影响中产阶层未来发展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自身，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文化导向。一方面，中产阶层在消费当中，积极表达与展现自我，但同时，他们可能也会被消费文化所导引或设计。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新中产阶层在未来仍将会面临中产阶层曾经和正在经历的两难处境。
第二部分地位标签与闲暇生活
对于西方中产阶层来说，休闲生活是标识自身阶层地位的一道醒目的标签。在经历了早期现代化浪潮的美国小镇米德尔敦，相当于中产阶层的“经营阶级中，每个夏天都享受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在工人中间还不多见……在新的公民俱乐部中，有米德尔敦的经营阶级男性在闲暇时间喜欢的打高尔夫球、打桥牌和驾车出游等活动。” 罗伯特·S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第290、338页。以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为研究对象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作者也明确指出：“我结识的职业中产阶层家庭各方面都有更活跃的休闲生活。他们做得更多，走得更多，读得更多，有更多朋友，看更多人。” 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第206页。福塞尔则调侃地写道：“中产阶层就生活在这个小小的胡桃壳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产阶层进餐馆根本不是冲着食物去的，他们去那儿是因为餐馆里的装潢‘艺术’或者管弦乐队而不是大厨的手艺。”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46页。正因为中产阶层生活风格的显著标志性，福塞尔发现，绝大部分美国人宁愿成为中上层阶级，也不愿成为上层阶级或“看不见的顶层”，“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一切都是游戏（实为‘生活的游戏’），难怪他们天生就对高尔夫球、网球和游艇等无聊的活动兴致勃勃。”同上引书，第33～36页。
这种休闲的“标签”说在当代社会学家的理论研究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区别于劳动时间的束缚……在其一切符号之中、在其一切姿态之中、在其一切实践之中及在其一切话语之中，休闲靠着对这样的自我、对这种持续的炫耀、对这个标志、对这张标签的这种展示和过度展示而存在。”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78页。
那么，西方中产阶层的这种休闲标签是西方社会的独有产物还是一种普适性的存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当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地位标签？
中国大众传媒中的中产阶层呈现出贵族、小资与布波族杂糅的艺术化的形象：“我们的中产，已远远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了。它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财经理念，这群人就在商家和社会调查者的搅和之下，变得身份暧昧、面目模糊。”许海峰编《你中产了吗？》，团结出版社，2003，第87页。时尚杂志、娱乐晚报的渲染自不待言，在一些堪称客观的调查著作中也不乏对“优雅”、“时髦”、“高贵”的中产生活方式的报道：“几十年来，高尔夫球昂贵的消费一般百姓难以玩得起，它只是中产者的运动……像马利权一样定期来北京京城高尔夫俱乐部打球的人不少，他们大多是在商界崛起的成功人士、演艺圈的名人和外国驻京使馆人员，甚至还有不少从全国的某个地方，甚至国外的某个地方乘飞机赶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贵族俱乐部就是中国经济生活上的一个晴雨表，每个周末上演着流行中国的‘新闻联播’。”陈冠任、易杨：《中国中产者调查》，团结出版社，2004，第263页。诸如马利权这般“贵族中产”们带着些许奢靡色彩的潇洒休闲是否便可代表当今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典型形态？答案却无法肯定，就在同一本书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中产阶层休闲生活的另外一种描述：“工作压力大，紧张的工作不断掏空他们的智慧和体力，淘汰的压力与发展的压力使他们感到危机四伏……他们的身心高度紧张，患得患失，工作的余暇获得的不像是幸福更像偷来的快乐。”同上引书，第356～357页。那么，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境况是否果真如此了无生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没有标签的“无特征的阶层” 吗？同上引书，第110页。是根本不存在标签，还是表达的方式不同？那些在收入、职业、教育等方面属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是否空有着闲暇生活的资源和能力，实际上却过着与低消费层等非中产阶层一样的闲暇生活？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尽管二者所要描述的是同一对象。中国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状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也构成了本文论述的核心。
第二部分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1）
在讨论中国的中产阶层休闲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学的整体视野中对相关问题的理论脉络进行一番梳理。首先需要明确的便是，属于生活方式一部分的休闲生活何以成为西方中产阶层的地位标签？在西方中产阶层理论中，这种休闲标签如何产生、发展，如今正面临怎样的变迁？
中产阶层理论的变迁与生活方式视角的凸显
虽然中产阶层性质的基本规制要素仍不可避免地取决于生产关系，但生活方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韦伯提出了“生活机会”的影响概念，主要视点从马克思偏重的生产领域转入市场，认为成员的身份是建构阶级的重要手段。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2004，第338～339页。及至帕森斯时代，随着市场体制和组织体制的进一步分化，以职业为主导的分层模式十分流行。米尔斯在科层制兴起、白领阶层壮大的背景下考察了没有财产的“新中产阶层”的状况，他将美国的老中产阶层纯粹以财产命名，对当时的新中产阶层则以职业来划分。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布迪厄则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论述文化资本的传承对中产阶层地位获得的作用，提出了综合主观与客观标准的多维模型。阿尔文·古尔德纳关注后工业语境中专家知识分子的兴起，认为：“一种新的阶级系统正在慢慢地形成……在这个理论中，新阶级的‘人的资本’（human capital）与旧阶级的财富资本（moneyed capital）将作为特殊的实例。”阿尔文·古尔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
考察以上一些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界定并无统一的、既定的标准，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呈现出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从工作方式向闲暇生活方式、从有形财产占有向各种抽象资源占有的过渡。
在此基础之上，各国关于中产阶层研究的具体实践同样证明了中产阶层内涵与各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步关系，同时，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分类标志。在美国，福塞尔没有继承米尔斯的职业分类标准，而是将格调作为衡量中产阶层资格的重要尺度。福塞尔，同前引书， 1998。日本的新中产阶层（工薪阶层）起初基本由职业界定，指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