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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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3）
私家车对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来说或许只是普通交通工具的概念，可对中国那些刚刚步入或者渴望步入中产阶层阵营的人们来说，它更是一道门槛，是一种身份的象征。G9女士就对此深有感触：
“买了车当然感觉不一样了，有了车，你的空间就大了，也更自由了，以前看到别人开着车出出进进的，感觉自己过得不好。现在自己也有了，多少总有一种比较优越的感觉吧。而且在买了车以后，我们的交往面就更大了。以前与那些有车的人来往，感觉好像不是一个道上的，现在有了，跟别人一起出去，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生活方便了很多，家里来个人或者是送朋友等等就很方便。我先生当初买时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公司里有时出去活动，以前他经常是骑摩托去，别人老是问他为什么不买车，人家就觉得他应该买了，他只好说我是骑士嘛，当然就要骑摩托，后来不久他就下了决心。当时刚买下时，我们特别兴奋，总是喜欢开车出去，有时候上街买点菜也开车去，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感觉出没有什么。”从自嘲为“骑士”，自卑自己“过得不好”到如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轿车带来的巨大的满足感完全改变了该家庭的生活面貌。
因此，经济资本的雄厚与否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个体的闲暇生活质量，那些刚刚跨入中产阶层行列的部分人群，在有限的富裕与相对的拮据间不由自主地显露出了尴尬之色。“不行，我觉得自己还算不上中产阶层。比如开个车出去玩，人在紫金山，心里还在惦记，我会想，糟了，停车费又要收多少钱了。我想中产阶层应该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钱比较多。”说这话的N8家里刚买车不久，兴奋自然兴奋，可言语间还是流露出捉襟见肘的感觉。她很熟悉南京的停车场，告诉新街口有家商场，只要购物满一百元，就可以免费泊车一个小时。
武汉的W5医生同样毫不讳言财富的重要性：“你是不是成功，财富还是很重要的。中产阶层这个不好讲。比方夫妻都是大学教师，自己感觉比较好，是高层次的人，但是社会上的人一看你骑一辆破自行车。到了大酒店你就像个乡巴佬，第一次去的时候，你肯定很紧张，这样就显示不出你是一个高层次的人来。”
因而，那些具有一定财富基础的个体往往在休闲生活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前面曾提到的南京从事旅游工作的N7先生，为了自驾游去西藏，专门换了辆高级吉普，同一车友俱乐部中的几名老友也在纷纷考虑准备换车。S12酷爱户外运动，但40岁的他自认为与年轻人的所谓喜欢不一样，因为自己不会“凑合着去做”：“真正的户外运动投入很大，资金的投入，时间的投入，比如对鞋有很高的要求，要保护脚。年轻人一般就凑合着去做，像我们当初年轻时喜欢运动，也不讲究这些，现在想想有很多后患，扭伤啊，后遗症啊，当初要有双合脚的鞋，很可能就可以避免了。户外的品牌非常的贵，什么耐克呀，阿迪达斯呀。（笑）像我买那双鞋，就是1600多元，X（指他妻子）现在老说我，一整理鞋子，十几双运动鞋。现在除了网球鞋，主要就是户外鞋。也分单纯徒步的，海拔高度低一点的，高一点的，去不同的地方穿不同的……利用率是不太高……但我觉得价值不在利用率上，是保障率、安全率这个概念了，一次出问题就……”
由此可见，消费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基础性的认同条件，同时也在不愿“凑合着去做”这类不经意的表达中体现出对个体的中产阶层身份的细微肯定。我们也发现，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消费更多出于实用性目的，出于生活资料的满足，消费的水平可能较高，但仍属基本生活品的内容之内，很难算作满足炫耀功能的奢侈品。而且，中产阶层的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尤其强烈，上例中S12先生的户外鞋就是一个典型的反映。类似的想法在中产阶层群体中十分普遍，W10谈到健身时说：“其实钱不在多，关键在于观念。其实我拿的钱并不多，但是我办张卡几千块钱，我身体又好，能保持一年。一年中我每次去，从早上一直跳到晚上他也不管，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一种观念——可以使你更快乐，更健康。其实你买的一些补药的钱可能都比这个还要多。”B8在我们眼中是位热爱自由休闲的时尚女士，但谈及旅游的出行方式时则似乎显得有些保守：“（出去玩）飞过去。我不喜欢非正常方式。有飞机为什么要开车啊，至少还有火车呢！什么时候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你就应该用最先进的交通工具，然后到当地你要住最好的饭店，这是最起码的保护。从1990年开始我就是这个原则，一个是保护，还有也卫生啊。”她在单位的那顿午饭除非订在星级的大饭店，否则她总是宁可从家里带泡饭，也不去附近的小饭馆。
2消费的彰显
由于中国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享乐型休闲、对新奇事物的体验型休闲成为众多中国中产阶层个体追求的目标。Z1的休闲中，“吃饭”和“洗脚”是两项重要的内容：“我一般去得多的，比如说每周，几个朋友去爬山。爬山之后就去吃饭，吃饭之后就去洗脚。”G3更是对“吃”情有独钟：“我比较喜欢吃，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一发工资，心情高兴了，就带着钱出去吃，什么没吃过就吃什么，出去在天河城逛，累了，就在澳门一条街吃，那里差不多的东西我都吃过了。像什么比萨、香格里拉等等，我都很喜欢吃，每次可能要吃掉50～100元。结婚以后，还是爱吃，虽然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但与老公也会经常单独出去吃饭，什么时间觉得想出去了，就会出去吃，所以可能我们比别人花在吃上的钱都要多……”
享乐消费因此是中产阶层休闲的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一些原本与消费无关的简单的户外运动，在中产阶层身上也变得昂贵起来。比如Z11，她的健身方式是打羽毛球，但“打球去球馆。周末去羽毛球场打一打，一小时35元。朋友一块去。”
如此一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当中消费的影响自然加重，休闲的区域化特征也随之逐步形成，并呈现延续和扩展的趋势。如电话调查的结果所示，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区域日趋集中，旅游地、健身场馆、网络、娱乐消费场所等逐渐成为中产阶层固定化的休闲活动区域，为休闲行动的制度化提供了基础的稳定性：“这些区域化方式引导着一个社区或社会的成员在其日常活动中遵循的时空路径，反过来，这些时空路径也形塑了这些区域化方式。”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区域大多是一些随着时间与空间商品化的加剧而诞生的消费型“人造环境”，而非公益活动、自然消闲等情境。关涉中产阶层休闲制度再生产的这种区域特征，无疑令我们更深切地意识到中国中产阶层休闲系统中“消费”的举足轻重地位。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4）
工作与休闲
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群体来说，工作既是他们创造财富的手段，又可以说是制约他们休闲生活的最大障碍。工作与休闲的矛盾自古存在，但在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体现得似乎尤为明显。
1工作的桎梏
在许多被访对象眼中，休闲似乎还是个奢侈的词汇，与报刊里高昂自得的中产形象相比，这些被访者辛辛苦苦勉力打拼的身影黯淡得令人难以置信。在部分中产阶层成员的“话语”当中，“休闲”甚至处于一种几近阙如的状态。当问及对方的闲暇生活状况时，接受我们访谈的对象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工作忙，没时间。”我们的访谈对象S8说：“好多朋友邀我们去玩，可哪有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为当事人服务，礼拜六、礼拜天要为小孩服务，是很可悲的。我接触外地来上海的，好多商人，很少有星期六星期天去玩的，只有当地的工薪阶层、白领玩的多，他们玩不是因为生活没压力，而是因为要放松，再放松。”W5说自己“很少出去玩”，因为“虽然没有人来管我们，而且我们也有假期，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工作还是在那里，不可能因为你休假就可以不做。事情总是还在那里。”W7同样常常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我是自己愿意来加班的，平时客户来来往往，接待他们时没有时间写东西，结的案子做一些后续工作，只有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平时也没有闲暇，工作之后回家就被孩子缠着，一天下来就得有个人陪他玩，讲故事啊，这啊那啊的……我几乎没有闲暇时间，非常少。有的话，最多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带孩子出去玩。”
G7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现在赚钱倒是不少，就是没有自由。我们的加班比较多，有时有了任务，就天天都加，晚上要到十点钟，虽然公司会给加班费，但感觉很累，想出去但没有时间。”S2深有同感：“平时很忙。企业中的压力大。单位里面是每天的压力比较大，每天的任务是饱满的，实实在在的，必须完成的，加班也多……休闲对我来讲不是很大的一块。我对休闲好像没有太大的要求。”G2也说：“对呀，现在大家都在忙着生活，忙着自己的事业，没有多少时间还专门想到要出去。”可见，工作的压力不仅束缚了部分中产阶层的休闲时间，甚至也桎梏了他们的休闲意识。
在中产阶层当中，年轻人的奋斗意识更加强烈，28岁的G1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他认为“现在这年头，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在全心全力地“打拼”：“现在出去的很少，因为我现在是创业阶段，一切都很辛苦，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谈休闲还是很奢侈的。只能等事业搞出点名堂才能真正放下心来出去玩，现在就是出去了，心里也总是有点放不下，因为你得百分之百的投入。都是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苦一些。现在大家都在忙，现在这年头，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不管什么地方，都要去打拼。”
有些职业看似清闲，可那些中产阶层个体并没有无忧无虑地享受，其最大原因仍在于工作的影响。上海一中学的女校长S1感觉自己“工作的强度蛮大的，压力也蛮大的。以前我在很远的地方上班，每天的脚步真的是很匆忙的，看电视，看香港、日本的电视，他们走路很忙的，后来发现自己也是这样，真的是很忙的。”学校的假期虽多，可对她来说却并不意味着空闲：“休息的时间啊？像我们教师还有寒暑假，双休有两天的时间，放假也蛮正常的。但我们休息的时间是不正常的，因为双休日我肯定有一天时间是要到学校来的。要处理一些事情啊，或者什么的，总归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总要过来看一看。学校也蛮多人在的，像英语学校在开，也有很多学生在学校里，星期六在的。还有些各种检查总归是很多的，平时也做不完，总归双休日要过来看看的。像暑假什么，反正我自己现在也没什么概念的了，真的我觉得我好像两年的暑假都没有过，都一直在学校的，因为这两年都在装修，学校都在装修，那么我肯定要来的。尽管有总务主任，但总是有些事情，因为像几百万的事情，你总归还要拍板，要决策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休闲的，我刚刚讲到双休日的事，还有一天在家里，在家里总归还有些家里的事情，平时管孩子已经管得很少了，家务也基本上不做，到了双休日，稍微要管一管的。”N9同样“闲”时不闲：“虽然我们不用坐班，可在家呆着也还是忙着看书写东西。真羡慕那些工人，回到家就能无忧无虑地看电视了。我要是连着几天看电视，没好好看书，就会有种犯罪感。” 这种近似宗教意识的自我苛责流露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精神内涵。
考察被访者的情况可知，闲暇生活易受工作束缚的多属依靠文化资本实现自身地位提升的“新中产阶层”群体，他们受制于严格的现代管理组织的成分较大，相比而言，那些拥有独立产业的私营业主阶层在休闲时间的选择上往往更加自由。江苏某车友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在谈及俱乐部活动的参与情况时，不无感慨地说：“每次活动参加的也大都是那些人（指私营业主），热情很高。对，几乎每次都来。要不然哪有时间啊，像我们。”
2权威性资源与休闲
工作与休闲的关系部分依赖于中产阶层个体占有的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相比，权威性资源的表现似乎更加隐秘一些，那些资源占有者会因此增加强烈的满足感，并以此作为区分的条件；而稀缺者却往往只从“竞争激烈”、“工作忙”的角度为此寻找解释。S2就有亲身体会：“休闲啊，怎么说呢？我觉得真的当了头以后，他就有时间了。我今年就要好一点，以前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加班。现在因为我这边人也多了，可以把任务分掉一点。”那位为自驾游西藏特意换新车的N7先生对自己能够自由参加休闲充满自豪，并以此区分于那些有钱但无闲的高级白领：“我们（经常参加自驾游活动的）这拨人要么自己当老板的，要不在单位里也是中高层，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定的地位吧，能自由支配时间，要玩就玩，把工作安排给下面人就行了，要不然像我们开车去新疆，去西藏，一去就是20天，哪能说走就走？那些打工的，比如珠江路那些高级白领，可能收入高得很，有的大概比我们还有钱吧，他们就不行，好不容易凑两三天假，还要老板同意。”S3就属于N7先生描述的这种白领：“我最喜欢的是旅游，但旅游最麻烦的是占时间，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管是男女，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假期有问题，去远的地方，起码四天到五天，休息一下还要三天，小公司问题就比较大，大公司可能还好一点。我在上班前旅游比较多的，到了这个公司后就很少了。”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5）
如前所述，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有制类型、单位性质等对于配置性资源的影响非常大，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休闲状况。S2的潇洒休闲就部分建筑在“公费”的基础上：“像去年的国庆，我是最后两天找同学开车到江西去玩的。基本上都是公费，吃喝拉撒全是公家报销，车也是公家车。” 前面提到的B8现在是香港一家高档时尚杂志的国内分社主编，以前她就职的是国家报社，所以感到休闲生活改变很大：“时间不够。这种工作就是没完没了，你永远有事儿干……以前我是财经记者，而且是国内体制，自由度很大，只要安排好，我就每个礼拜会去打两次高尔夫，天天要打羽毛球。在国内，你要说休闲，我觉得这是个管理的问题。”
由此可见，享受的配置性资源不同，对休闲本质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休闲结构的构筑，影响到中产阶层个体的地位认同。从中，我们也更深刻地领会到吉登斯关于权力的论述：“权力关系通常是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