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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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长和较复杂的求学经历，因此各类同学扩展了中产的社交圈。有许多中产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社交圈比较多是正常的，因为读了那么多年书，光同学可能就有四五个圈子。北京的访谈对象B5则是靠进一步深造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网络，由于在北影读在职研究生，因此她结交了许多新同学，并被带入他们的圈子，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帮助。她说：“在我帮助朋友们的同时，朋友们也会常常帮助我。他们会帮我约稿，帮我干这个那个的杂事，甚至会帮我买自行车。”另外，由于中产的职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竞争压力，因此许多中产不得不借助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来赢得竞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中产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上海的访谈对象S8在接受访谈时说：“大学毕业后，我在国营企业做了7年技术工作，3年销售工作。1993年辞职去广东，做销售经理兼法律顾问。1996～1999年，回淮南做了3年代理商，卖油漆，做得不错。1999年到合肥经商时安徽省司法厅招律师，我就考上了。后来以安徽事务所的名义到了上海。” 他说，外地律师来上海很不容易生存，他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接的大都是朋友的案子”。由于以前经商时的朋友很多，使他很快在上海某律师事务所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他还经常陪这些老总们打球，他认为这样的社交“收获最多”。
在本次访谈仔细研究的某一个案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交圈是如何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展变化，并且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地位本身的。南京的自由职业者N6，原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工人，其社交圈仅限于她自己的同学、同事和邻居。这些朋友没有钱，也没有高学历，几乎都是青工，属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后来，她的丈夫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家庭变得非常富有，其社交圈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她觉得原有社交圈中的很多人让她看着不顺眼了——她认为他们变得很“庸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于是就基本上断了来往。后来随着陪同丈夫的应酬多了，认识了许多生意人的太太，于是就经常与这些人一起玩。玩熟了以后，这些太太们又分别把她介绍给自己的社交圈，于是她就认识了一些名校的教师、医院的医生和媒体的记者。现在她起码有了八个以上的社交圈，而且这些朋友不是很有钱就是很有社会地位。有了这些朋友，在外人看来，她作为中产阶层一员的身份就被确定了，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在一个国营企业干过几年体力活，完全没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电话调查显示的数据表明，在所有中产阶层中，消费非中产与消费中产之间在社交圈数量上的差距最大，而职业中产与职业非中产之间的差距最小（具体数据见表4…12）。这说明两点：其一，社交行为与人的消费行为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二，消费中产——人们习惯意义上讲的“小资”与职业中产——人们习惯意义上讲的“白领”在社会交往方面尽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某些被看作是典型的中产职业，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其边界的封闭性特别明显，因此其社交圈也并不十分广泛。武汉的访谈对象W4就说，他们家平时很少出去，与领导、同事之间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主要的圈子就是老同学，而且来往得也很少。另一位武汉的访谈对象W5则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像别人那么有空闲，除了工作还有科研任务，连老同学都沟通很少，只要有时间就与家人呆在一起。”看来，近乎异化的繁忙劳动一方面可能刺激了社交圈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抑制了社交圈的发展。这可能就是职业中产与非中产调查数据相近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产与非中产在社交圈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本次调查得到的两者的数值都不高。多数调查对象没有社交圈或只有一两个社交圈的数据说明，受调查地区目前的社会资本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这与当前中产阶层多从非中产的地位奋斗而来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以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随着社会中层比例的增加，个人社交网络的复杂化将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通过数据的交叉分析发现，那些社交圈较多的调查对象通常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也比较高。从下层到中上层，社交圈数量不断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3）。那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中上层的调查对象，其社交圈的数量远高于那些认为自己只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本次调查中，社会上层的社交圈数量不如中上层多，这可能与样本个体数量不多有很大关系。但也可能与上层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他们并不喜欢中产阶层那种广泛的社交生活，他们也无须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社会名望或增加自己的各种回报。社会上层的社会资本不应当用社交圈的数量而应以其社交圈的质量来加以衡量。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2）
特有的社交圈区隔
当然，中产阶层的社交圈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对社交圈人员组成、活动地点以及活动方式都有自身独特的要求。
从交往对象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对于自己社交圈的组成结构也有较高的要求。一般说来，他们并不乐意与阶层较低的社会成员来往。访谈对象B5在访谈时谈到了她选择社交对象的标准：“选择知心朋友首先要互相喜欢。但同时也非常在意其社会地位，如家庭、教育、收入。朋友之间除非是特别优秀的人，否则他的家庭和教育如果特别不好，他在有些问题上的见识会非常短，也不可能谈到一起去。”北京的访谈对象B3说：“那些在社交圈中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比如收入较少的同学，当然，这些收入少的同学与收入多的同学相差也不是太悬殊）通常会回避较为频繁的社交活动。其中，那些性格比较外向的人还是会被圈子所接纳，那些性格较为内向的人通常比较拘谨。他们很少会主动组织或者积极参与聚会，他们更多地会表现得较为消极，经常在一边听大家聊天。他们的自尊心比较容易受到伤害，不能随意为他们支付钱。有的哥们儿下岗了，聚会时也没有什么心情，情绪低落，渐渐地就不会在一块聚了。” 深圳的访谈对象Z8说他平时逛街喜欢与同事一起逛。原因是大家爱好都差不多。他说：“我们大概都是在花强北逛逛，大家经济上、观念上也都差不多。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差很多，那可能会出去几次后，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差异太大就不行，同样的钱，两个人对钱理解就不一样。两个人花钱的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才会一起去逛街。”也就是说，某些中产阶层在选择社交圈时不但特别注意性格和兴趣上的默契，他们也很注重而且不得不（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注重对方的社会地位，一般不与比自己知识水平和经济收入差的人密切交往。
在访谈中还发现，受访的中产阶层与社会上层有一定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比较多地停留在应酬的层面。他们的多数真正的朋友，也就是最亲密的社交圈，往往跟他们是一个阶层的。武汉的访谈对象W10在谈到最知心的朋友时指出：“这些朋友主要是一些可以谈精神性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的人。这样的朋友主要是大学的同学。”上海的访谈对象S7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他说，上海有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会，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把通知发给他们。去年他去过一次，吃顿饭，每个人交250块钱。香港同学去得很多，有五六十个，都在上海做生意。开始有大陆的学生去，后来就越来越少，他自己去过一次就不去了。他之所以不去参加聚会，根据他的观点是因为圈子不同，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学校里的事叙叙旧就行了，老叙就没意思了。主要是行业不同，他们收入比较高，经常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网球场打网球，都要自己付费，有时请大家打高尔夫球。他们在这种场合交流信息，像西方的商人阶层一样。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所以后来就不大去了。”
中产阶层常常知道培养优秀社交圈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继续深造等方式提高自身社交圈的质量。有许多受访者都指出他们要通过读MBA、EMBA的方式，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学历，另一方面是获得社会资源的一种好的方法。在北大读EMBA的访谈对象B11是这样评价他所在的学习平台的：“它是个非常好的平台，确实非常好的平台，并且整个这个团体，我认为是中国的精英团体，至少除了我以外。确实我能从那个团体里体会到很多东西。至少，我能琢磨出点东西来，能开阔眼界，拓展你的视野。你看问题的角度啊，你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啊，都会有一些你平时悟不出来的东西。”
中产阶层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社会资本构成的复杂性，其社会资本很少以首属群体交往所形成的资源为主。在访谈中，很少有受访的中产阶层提及家庭或家族的资源对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社会关系往往是大学同学、客户、经过多种关系认识的朋友。社会资本结构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某些实地研究就有所不同。刘林平对深圳市平江村实地研究指出，当地以汽车运输业为主的居民（属于蓝领阶层）是以家庭和家庭网络为首要与重要社会资本的。以个体的核心小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借助于家庭亲族网络的力量而求生存与发展，是平江人的基本生存之道。即使要拓展家庭亲族的社会资本，也通常是通过同乡（包括小学和中学同学）和邻居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平江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的来源比较单一。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16～328页。由上述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中产与非中产在这个问题上的阶层区隔。
从社交活动的场所来看，中国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倾向于在茶馆、酒吧、咖啡馆、酒店、饭店以及体育场馆等职业行为的“后台”开展社交活动。尽管中产阶层中的不少人也会在家中或朋友家中进行人际交往，但其比例不如非中产高（具体数据见表4…14）。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社交更倾向于在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而不是家庭。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米尔斯对于中产阶层生活的描述：“随着家庭作为心理生活中心地位的下降，以及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与娱乐生活却逐步把家庭的职能接替了过去。”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73页。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3）
不仅如此，对于社交场所的品位，中产阶层也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懂得在品位上把自己与别人区隔开来。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指出：“酒吧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吵闹的，一种是安静的。我喜欢去的都是些有现场乐队的酒吧，喜欢去听他们演唱。安静的酒吧会放些柔和的音乐，这个比较适合学生或谈朋友什么的，这个我一般去的比较少。”在访谈中，许多中产阶层都对本城市的著名茶馆和酒吧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对社交场所的态度。地点的选择廓清了中产阶层社会交往的空间边界，并为其社交圈的纯净性提供了保证。也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其结构复杂的社会资本才能得到良好的运作。
调查显示：从网络交往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本书还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另外，在会议场馆和工作地点的社会交往，两者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很显然，无论是中产还是非中产，他们并没有把社交看作是自己职业角色在“前台”的一项重要活动，而将其定位于“后台”的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调查对象对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效益不够重视。
从身份认同与社交场所的角度来看，认为自己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茶馆、酒店、体育场馆等休闲娱乐场所进行社交的比例最低，在工作地点也很少社交，他们在家中社交的比例与中层相近。在自认为是中层的人群中，从中下层到中上层，在茶馆、酒店的社交比例依次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5）。由此可见，主观与客观两种指标的分析结果还是大抵吻合的。
一般认为，社交方式可以划定不同阶级阶层的边界。由表4…16的数据可以反复说明，中产阶层较之非中产，更乐意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有三种情况例外，其一是家庭所在社区的活动；其二是业余爱好者的聚会；其三是网友聚会。分析个中原因，与下文所述的中产阶层的社交目的有一定的关联。在所有中产中，学历中产更重视同学聚会；职业中产则更重视与同事在一起的各种社交活动；而消费中产似乎更喜欢独处，他们不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的比例是所有中产类型中最高，甚至比非消费中产还要高，对网友聚会更是不屑一顾。
因为，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就是单位。与同学聚会，看似缺乏功利目的，实则也能给人带来很多重要的资源，达到社会交换的目的，同样可以影响到个体的事业、名望和社会地位。特别注重地位（按米尔斯的话说，这甚至是一种地位恐慌症）和名望的中产阶层当然非常注意这些活动，希望积极参与。相反，社区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单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中产阶层看来：社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其功能非常有限。网络的虚拟交往更无法直接影响人的事业、名望和地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这些社交活动孰重孰轻，简直一目了然。在深度访谈中，这种情况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有许多中产阶层根本不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大楼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几乎从不与社区工作者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根本不知道社区组织过什么社交活动。在他们眼中，邻居在了解信息、促进事业进步等方面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与邻居或社区成员相交过密，会同时剥夺双方的私人空间，而且浪费时间。北京的访谈对象B3在谈到自己与邻居的交往时说：“平时早出晚归，不会与邻居交流，怕影响人家的生活。分析其中原因，有需求才有交往，自己都忙不过来，自然不会去过问别人的事。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要邻居帮忙，邻居的事自己也帮不上忙，邻里互助的情况早就不存在了。”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还发现，从下层到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就越倾向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且差别非常明显。认为自己是上层的调查对象没有人不参加社交活动。从下层到中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越热衷于与同事和同学进行聚会。
看来，他们更多地会参加一些俱乐部或者高级社团组织的社会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并不热心参与社区的交际活动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国家还缺乏成熟的中产阶层社区，中产阶层与社区其他成员的关系以区隔为主，沟通为辅；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