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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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的结果来看，就中产阶层人群而言，他们对于电视的态度远比非中产阶层显得疏离。更意味深长的一个结论是：电视尽管也是中产阶层密切接触的媒体，但是却可能不是他们所依赖的媒体。
无差别人群获知新闻的渠道
关于平常获知新闻的主要渠道，通过统计分析看出，在无差别的受调查人群中，通过电视、报纸、网络获得信息的人最多，分别占到4204％、3718％和1289％。
电视和报纸的比例相当，两项合计占到80％以上，成为受众媒介依赖的主要力量。
网络虽然是蓬勃发展的新兴媒体，但是在无差别的调查中，这里并没有显示其特殊的统计意义（其数据仅仅相当于全国网民统计指标）。
表5…21无差别人群获知新闻的渠道（最多选三项）单位：次，％获得新闻的渠道人次百分比（％）获得新闻的渠道人次百分比（％）报纸11313718广播143470刊物40131面谈11036电视12794204通知、宣传品、布告、广告牌等4013网络3921289其他20066手机短信18060合计（人次）3042100电话4013合计（人数） 1519
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 “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是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出版研究所组织实施的调查工程，其目的在于通过持续的抽样调查，了解我国国民阅读的发展趋势和文化消费现状。此前，该调查最初于1999年和2001年开展过两次。2003年底进行的第三次调查由专业调查机构执行，在全国20个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以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获得了6000多个样本和300万组数据，并对北京、上海、沈阳、武汉、广州、成都、西安、福州、郑州和昆明等十大城市的读者阅读与购买行为做了专题研究。本文相关数据引自邢宇皓《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显示——公众阅读率持续走低》，《光明日报》2004年12月4日。也显示，追踪调查的5年期间（1998～2003年），高居中国民众媒体接触率前两位的一直是电视和报纸。
表5…222003年我国国民对各类媒体的平均接触率及其排序（N=8330）单位：％媒 介 名 称接触率排序媒 介 名 称接触率排序电视9311广播3236报纸5862上网1907图书4213CD1778VCD（DVD）4114录像机1769杂志3945
不同属性中产阶层的渠道偏好
当我们在做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对比分析时，以下的研究主题的意义立即显示无遗：中产者和非中产者在获得新闻的渠道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5…23说明了某种深藏于表象后的特征：基于职业属性的不同，尽管大众各个阶层对电视的依赖较为相当（在其他信息来源上，职业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间也存在一致性），但是职业中产阶层在获得新闻的渠道方面，对网络的依赖明显超过职业非中产阶层，其指标相差将近50％，且能够通过检验。在电视方面，职业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对电视的依赖则较为接近。
表5…23职业中产获知新闻的渠道（最多选三项）单位：次，％获得新闻的渠道职业非中产职业中产获得新闻的渠道职业非中产职业中产报纸频数659431百分比727768电话频数22百分比0204刊物频数2416百分比2629广播频数8555百分比9498电视频数762470百分比841838面谈频数74百分比0807网络频数193188百分比213335通知、宣传品、布告、广告牌等频数3 百分比03手机短信频数89百分比0916其他频数155百分比1709合计频数659431百分比727768P ＝ 0020（电视），0000（网络），0001（广播） 另一方面，学历中产者和非中产者获得新闻的渠道在报纸、电视、网络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学历中产阶层接触电视的时间比非中产阶层短，接触网络的时间比他们长。
表5…24学历中产对电视与网络的依赖程度单位：次，％学历非中产学历中产电视频数890389百分比879769网络频数136256百分比134506其他频数191百分比1902P＝0000 收入中产者和非中产者的人获得新闻的渠道仅在网络上存在显著差异。收入当然并不是人们获得新闻渠道不同的一个主要因素：现代社会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向人群中渗透。但是，网络还是属于新兴的媒体，买电脑和上网还是需要经济实力的。
表5…25收入中产对电视与网络的依赖程度单位：次，％收入非中产收入中产电视频数751247百分比862823网络频数164121百分比188403P（网络）=0000 支出因素与收入因素对中产阶层的行为影响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在差异上，没有收入表现的那样明显。
表5…26支出中产对电视与网络的依赖程度单位：次，％支出非中产支出中产电视频数765179百分比851836网络频数17885百分比198397P（网络）=0000 中产阶层对信息意义的追求
从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中产阶层在普遍属性意义上，与非中产阶层的传媒接触差异表现在对网络的依赖上；更具有挑战意味的是：相比较学历非中产阶层，学历中产阶层对电视的疏离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把中产阶层的四种划分指标相综合进行交叉检验，可得到更为典型和更具有说服力的中产阶层人群媒介偏好分析：
表5…27综合指标中产人群获知新闻的渠道（最多选三项）单位：次，％中产非中产中产非中产报纸频数119928百分比748744电话频数 3百分比 02刊物频数532百分比3126广播频数8128百分比50103电视频数1261058百分比792848面谈频数11百分比 09网络频数87259百分比547208通知、宣传品、布告、广告牌频数4百分比 03手机短信频数213百分比1310其他频数20百分比 16P=0048（电视），0000（网络），0031（广播） ①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获得新闻的渠道在电视、网络和广播上存在显著差异。中产阶层接触电视和广播的时间明显比非中产阶层短，但接触网络的时间比他们长。中产阶层更倾向于通过新的媒体获得信息。电脑成为他们生活工作学习的一部分。
对这一点的解释是：通过电脑获得信息更快捷、更方便，信息量也更大，有自主选择的余地。
②中产阶层更为关注自己的业务信息和国内要闻。
对这一点的解释是：业务信息可以为中产阶层带来收入增长和地位稳定，不断关注国内动态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指引方向。 有关中产阶层对网络的依赖，我们将在本章下文详细论及。这里，我们重点来阐释一下学历中产阶层对电视疏离的意义。
首先，一个清晰的事实是，学历中产阶层代表着新中产阶层的主流和未来。这种属性地位决定了：学历中产阶层对电视的疏离，对于整个中产阶层来说，是有质的意义的——他们的传媒接触态度是在发出某种强烈的信号：他们对电视的不满足（抑或是对非电视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的需求）。
第三部分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2）
对于学历中产阶层在接触电视的频度上比非中产阶层低的现象，表面化的解释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 忙碌，无暇顾及；电视信息接受效率低。但是，我们认为，电视的缺乏深度，或许才是学历中产阶层主流疏离电视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以提高收视率为名义的流行的电视理念，例如民生新闻、新闻娱乐化，充满了对所谓最广泛大众的迎合，这些现象对于学历中产阶层来说，恰恰是影响力缺乏的标志。
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当前高度繁荣的中国电视媒体，实际上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和不利因素。这种竞争既来自于同业，又来自于其他媒体的发展和新媒体的诞生。众多的选择必然导致电视观众的分散，包括中产阶层观众的分散。
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来自受众的心理需求层面：中产阶层更强调接受“有意义的”内容，包括：更具有批评性的新闻报道，更有深度的新闻，更具有科学性和知识性的节目等。然而，这却是大众电视目前所难以做到的。
中产阶层更强调接受“有意义的”内容，这可以从本次调查他们对于报纸内容的类型要求中看到。以下为职业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以及学历中产阶层与学历非中产阶层报纸类型阅读频度上的差别，在所有通过检验的项目上，均反映了这一点。
显然，学历中产阶层与职业中产阶层对知识性更强的专业报类需求更多；职业中产阶层对信息量更为密集的文摘类需求更多，对更能反映国家大政方针和严肃信息的日报需求更多。
反观职业非中产阶层，则是对偏向于软性新闻见长的周报/周末报类更为热衷。
这种差异无疑是在佐证这一观点：较之于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受众的心理需求更趋向接受“有意义的”“严肃的”内容。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电视无法做到，他们迎合的更多的是非中产阶层，而不是中产阶层。
因此，中产阶层对于电视的疏离，原因可能来自：电视首先疏离了中产阶层的需求。
伯杰的批判
美国著名的媒介分析家阿瑟·伯杰在《社会中的电视》一书中，对电视的正反面影响分别作了12项详细归纳。他所列出的电视的负面影响包括：
1电视是逃避现实的。它分散了我们对现实世界重要事件的注意力，如贫穷、饥饿、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政治事件；
2电视诉诸最低级的标准。电视为了尽力争取日益增多的观众和更多的广告收入，不断降低自己的水平，因此使它所接触的事和收看它的人都变得庸俗；
3电视使一切变得浅薄、琐碎。它播出愚蠢的、令人厌烦而结果简化的节目；
4电视同化了我们的文化。它消除了民族文化中地区之间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凭借着它的强大力量，不论它是否希望如此，它淹没了国际层次上的及民族层次和地区层次上文化的多样性；
5电视节目过于程式化。由于对节目的大量需求，它必然依靠程式化的节目，这种节目更易制作，也易理解，然而这种节目常常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6电视是麻醉剂。人们变得依赖电视，而电视夺去了人们的活力，它是一种电子瘾；
7电视被有限、狭窄的题材所困扰。这些题材包括性暴力、死亡、贪婪，这些对观众有消极的影响（特别是迟钝的观众）。它对人的复杂性反映得不适当、不全面，而且提供给人民的是不好的角色模式；
8看电视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经验过程。观众只是单纯地坐着，观看电视。电视占据了人们的闲暇时间，剥夺了人们社会交往的机会；
9电视受广告支配。广告给电视提供资金，这表明我们受无休止的广告的支配。广告打断了节目流畅的播出，缩短了我们的注意时间；
10电视是一种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电视操纵在资本家手中，维护的是资本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电视还将这种道德价值、社会准则输入到第三世界（“文化帝国主义”），因此，导致了他们的持续统治；
11电视助长了情感幼稚病。观众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在感情上对他们来说太困难的戏剧冲突。因此，他们退缩在幼稚的情感之中；
12电视播出的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使观众对黑人、妇女、工人阶级、种族集团及其他少数民族形成错误的观念，没有给青年人提供一个希望认同的、合适的角色模式。 转引自崔文华《全能语言的文化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23页。
在伯杰的电视批判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关键的概念指向包括：逃避现实；低级、浅薄和娱乐化；商业化；思想控制；被动化和程式化。所有这一切都是电视可能有、但是未必一定要有的弊端。
问题是：我们的电视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些弊端？
另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是：所有这些指责，是从哪一个视角提出的？
我们认为：它既是出自追求“社会意义”的公众利益视角，也是一种“严肃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我们在本文中引述它的意义则是：它符合新中产阶层的文化旨趣。
第三部分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3）
中产阶层电视疏离症的动因
用上述新中产阶层的文化旨趣来理解中国电视存在的问题，也许会有诸多巧合。我们可以看到：在“有意义的”、“严肃的”这个议题上，电视迎合非中产阶层的方法，与疏离中产阶层的方法是一致的：避免“有意义的”、“严肃的”，力求娱乐化。
我们根据“2002年电视收视情况调查” 袁方，同前引文。来对电视这一趋向做一透析。央视委托中科院系统所等机构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观众收视节目的目的依次是娱乐消遣754％，了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724％，了解国内、国际时事政治576％。“娱乐消遣”的排序高于“了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也高于“了解国内、国际时事政治”。
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同一调查还显示，773％的观众赞同新闻报道应加强“对老百姓身边事的报道力度”，731％的观众赞同增强“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监督”。这两个最重要的受众呼声与电视的娱乐化无关。
造成这种新闻需求“剪刀差”现象的原因来自市场法则。更确切地说，是来自无情的收视率要求。以最具有“严肃”气质的CCTV而言，它明确实行了栏目末位淘汰制。也就是说，它每年把CCTV的10个频道中“收视率低、观众反映较差、节目形式陈旧及成本太高”的10个“垫底”栏目淘汰出局。淘汰的依据是2002年开始实行的《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及淘汰条例》、《中央电视台节目综合评价及栏目警示淘汰细则》等制度。这些制度中，以收视率为基础的客观指标、各方面评价的主观指标、投入产出的成本指标分别占5∶3∶2的权重。收视率的度量衡地位在电视领域的独尊，由此可见一斑。孙正一、柳婷婷：《2003年中国新闻业回望（上）》，人民网2003年12月30日9：26。
电视业界的这种收视率第一的法则甚至影响到像《焦点访谈》这样的以深刻和严肃著名的王牌节目。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撰文说，从1994年4月1日～1998年12月31日，在播出的1632期《焦点访谈》中，有396期节目内容是舆论监督，占已播出节目的242％，其中316期直接点了被曝光单位的名。梁建增：《聚焦〈焦点访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3期。而据9月15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央视主持人敬一丹8月在座谈会上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而在2003年第8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同样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余伟利说：“据《对〈焦点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