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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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余伟利说：“据《对〈焦点访谈〉及其舆论监督节目的量化分析》中的数据，8年来硬监督节目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进入2001年，《焦点访谈》播出的硬监督的数量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每周两期……从群众目前的反馈来看，普遍认为《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力度减弱……剩下的70％分别为国际、正面、中性和软监督节目。”
在收视率和市场的强力作用下，媒体社会责任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纯粹的商业价值观往往只能追随经济利益，其所损害的是受众对于批判理性和独立思想的迫切需求。
关于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表现，2003年第11期《电视研究》见水根撰文提出：新闻娱乐化从传播内容上，它偏向“软”新闻或尽力使“硬”新闻“软”化。在选择新闻时把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内容当作新闻报道的重点；在形式上追求新闻事件戏剧化和激情化；渲染新闻事件的情感因素和细枝末节，形成对受众感官的强烈刺激。在这方面，一个更为极端的事例是：在我国赴阿富汗工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后，东方卫视却在节目中播出字幕，让观众有奖竞猜袭击者身份。对此，2003年第11期《青年记者》周云龙文章指出：“收视率一旦成了与名与利捆绑挂钩的‘硬标准’，它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过度或片面的追求，乃至盲目的崇拜，随之也就伴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贴近名义下的庸俗迎合、敬业姿态下的低俗传播、批评态度下的恶俗污染，而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是更为可怕的新闻实践：对新闻生命的戕害、对职业底线的践踏、对舆论导向的误读。”转引自孙正一、柳婷婷； 同前引文。
布迪厄曾在《关于电视》中讨论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他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越来越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而实现的。布迪厄发现了值得注意的两个倾向：一方面，收视率使电视开始走向非政治化或中立化。对轰动煽情、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的无一例外的追求，使电视对现实事件的选择和处理模式呈现非政治化的单一，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些没有政治后果的事件上，造成了政治的空白。另一方面，电视通过强有力的煽动性和情绪效果，轻而易举地把社会新闻和日常琐事转化成具有某种政治和伦理意义的，从而激发公众的负面情感，如种族歧视、对异邦异族的恐惧和仇恨等。一方面电视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这种双重功能使得电视成为民主社会一个危险的符号暴力。而导致这种双重性的原因，在布迪厄看来，正是以收视率为代表的商业逻辑。周宪：《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从阿多诺到布迪厄的媒介批判理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美国批判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也曾在1984年出版的《权力的媒介》一书中，着重探讨了新闻媒介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他将媒介受到的控制分成4个方面：Altschull； J H；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Longman； （1984）p254
①从官方角度，媒介受到国家的控制；
②从商业角度，媒介受到广告商及其拥有者的控制，反映它们的意识形态；
③从利益角度，媒介内容要反映一些为它们提供资助的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如政党或宗教群体；
④从非正式的角度，媒介内容要反映那些试图推销自己观点的个体捐助者的意愿。
我们看到，在我们追寻伯杰式的电视批判意义时，中国电视业界当下的弊端开始展现无遗，它不仅可能包括了阿特休尔所述及的媒介受到的4个控制，还有可能受到第五个控制：传媒对于受众需求的不适当的或虚假的建构。
一方面是受众存在着对“有意义的”题材新闻信息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电视的过度娱乐化，两相对应，只能导致那些执着于前者的受众开始尝试疏离电视，而对于后者来说，它则越来越多地吸引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这种认同既包括对人群的筛选，也包括对人的不同精神层面的筛选。考虑到人在追求享乐上的人性弱点，这种“社会大众”的认同，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媒体失范所带来的繁荣。
而考虑到本文的旨趣，这里，我们原本所要询问的只是：在这个不适当的繁荣之中，是哪些受众开始尝试疏离电视？
调查数据表明：尝试疏离电视的正是一代有文化的新中产阶层。
第三部分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4）
网络依赖与数字鸿沟
如前所述，知识沟理论假设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经由大众传播获得的知识与信息是有差距的，并且其差距有扩大的趋势。1980年代，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不断普及，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开始被不断提及，用来说明人们对数字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传播的接触与使用上存在的差距。在以上有关电视疏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一直在提及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对网络媒介的偏爱。事实上，这种偏爱既可以说是因——对新媒体的使用使得他们成其为中产阶层，也可以说是果——当他们成为中产阶层时，他们即具有对新媒体的亲和力。
因果的问题不是本文理论探讨的目的。我们要在此指出的是，中产阶层不断加深的网络依赖，也在不断加深数字技术意义上的知识沟——数字鸿沟。
据考证，“数字鸿沟”一词肇始于莫里塞特（Lloyd Morrisett）对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haves）和信息穷人 （the information havenots ） 之间存在鸿沟的认识。不过，这里所谓的鸿沟，主要指1980年代Apple II电脑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个人计算机占有率上的差异。数字鸿沟一词真正引起公众关注则是1995年美国商业部电信与信息局（NTIA）发布的题为《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对数字鸿沟现象的具体描述，报告详细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采纳和使用互联网的差别。金兼斌：《数字鸿沟的概念辨析》，《中国新闻学评论》2003年12月23日。
在中国，有关数字鸿沟的问题早已得到人们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已经层出不穷。关于其概念，第一种定义是祝建华在其《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中提出的，指“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而其操作定义则为“社会各阶层之间互联网使用者（简称网民）比例之平均差别”。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吴有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第220页。另一种数字鸿沟的定义方法则在着眼点上有很大不同。金兼斌和熊澄宇采用我国信息产业部于2001年7月29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Quotient； 简称NIQ）为数字鸿沟的综合性衡量指标，来比较我国不同地区间信息化程度的差距。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由6大类（包括信息资源、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业、信息化人力资源以及信息化环境等）共20个指标构成。因此，在这种定义下，数字鸿沟被概念化定义为“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的差距”，操作化定义则为：以NIQ作为一个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系，以各地区之间信息化发展程度指标值的标准偏差与均值之商（SD/Mean）为数字鸿沟的具体量度。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在我们谈及中产阶层的演变时，数字鸿沟的恰当的概念定义应该指“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通常潜伏在统计数字的深处。“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网民构成中，收入中产阶层的成分并没有被明显地突出。
但从学历中产的构成来看，网民中的这一比例却一向明显偏高：虽然从第四次调查的59％起持续下降，现在，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网民已经只有307％，但是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这说明了以下两个事实：①知识中产阶层对于网络接触的依赖程度很高，②知识仍然是使用新媒体的主要壁垒。关于后者，有关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十五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有：不懂电脑/网络，401％的非网民选择；没有上网设备，231％的非网民选择；觉得上网没用/不需要，161％的非网民选择；没时间上网，159％的非网民选择；认为上网费用贵，105％的非网民选择。此外，不感兴趣、年龄太大/太小、当地无法连接互联网、对孩子影响不好、家长/老师不许上网等亦是妨碍非网民上网的原因，分别有72％、70％、32％、19％、12％的非网民选择。可见；不懂电脑/网络是影响我国非网民不上网的最主要因素。没有上网设备意味着缺少基本的经济实力，而不懂电脑/网络，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意味着文化的落伍——接踵而至的则是阶层的划分。
中产阶层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文化和经济特征上与非中产阶层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媒介接触习惯：
新媒体与新中产阶层的信息需求
对于中产阶层接触网络的时间比非中产阶层长这个现象的一个最显在的解释是：随着人们工作方式的不同，信息来源也有差别。在信息时代，中产阶层越来越通过新的媒体获得信息，电脑成为他们生活工作学习的一部分。
但是更具本质的解释应该来自于网络媒体的特征。它的以下特征与新中产阶层的信息需求及其媒介接触特征是一致的：
1开放性。互联网上无国界，网络传播系统是一个高开放性的、全球化的系统，这是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系统的一大特点。从提供的信息服务而言，正如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在其所编辑的《理解信息的未来——互联网及其他》中所指出的，网络的“开放性”是指它“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信息服务，（这些信息）可以来自各种类型的提供者，可以给各种类型的用户使用，可以经过各种类型的网络服务机构，而且，这种连接是没有障碍的”。能够轻易跨越国界的互联网，常被认为是全球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因此，全球化与开放性相伴同为网络传播系统的基本特征。相当数量的中产阶层人群和即将就业的校园人群，把与全球相连的因特网作为自己的第一新闻信息来源，越境数据流（transborder data flow，TDF）直接削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和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在虚拟的空间里，新兴的中国中产阶层人群出自经济、政治、文化或者其他需要，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使用者互相联系。从自由交流和可能性看来，没有其他媒介比互联网更具备中产阶层蓬勃发展的需求特质。
2共享性。指凡是与网络相连的用户计算机均可以分享网络上几乎所有的信息资源。由于网络系统基于客户机/服务器模式而建立，采用的是开放系统模式，并通过高速、宽带网络连接成分布式系统，从而使用户可以在家里或单位检索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等世界上600多个综合图书馆和400多个专业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同时还可以检索各种专业和商业数据库的资料以及各种市场信息、科技信息、社会政治信息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信息资源的选择、利用和共享的程度与范围。对于业务繁忙信息需求强烈的新中产阶层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并且无法替代的帮助。
3自主选择性。作为新媒介代表的互联网特征之一是使用方式的选择极其丰富，实时与非实时，异步与非异步，实时同步与非实时异步，一切按你所需自主选择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选择性的高低决定了受众自由的程度。考虑到中产阶层的工作属性，他们接触信息和人际交流（包括非工作信息和非公务交流）必须考虑到对方的便利，因此，网络传播的这个特征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第三部分突发事件与中产阶层的流言敏感（1）
当我们问及；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的时候，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探索这个议题可以解释以下问题：在突发事件时刻，为什么流言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谁会是流言最为敏感的人群？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非典”这一典型的突发事件利用舆论调查来进行传播学分析的。我们的研究表明：与经验相反；这个人群恰恰是中产阶层；而不是看上去缺少知识和缺少见识的非中产阶层人群。在紧要关头；中产阶层是自主的；但又是脆弱和不安定的。
中产阶层与流言：背景、表现
2003年2月8日，广东以4000万条短信，9日以4100万条短信传播着“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能给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没有发现”，终于使传言“演变为一场大多数广州家庭都卷入了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大规模抢购风潮”。直至10日中午，南方网、《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相继报道了广东省发现“非典”病例的官方消息。当日短信达到4500万条。有位医学专家说：“这三天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11日10点半广播电视台直播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刚刚经历‘非典’危机的广州市民由于心理已极度脆弱，在新的流言影响下，于12日下午再次卷入了大规模抢购大米和食盐的社会纷乱”。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13日广东主要媒体及时发布政府权威声音，迅速平息了抢购风潮。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开始了有关“非典”的舆论调查。有关传播行为和心理问题，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产阶层在突发事件中的信道依赖取向：官方消息还是小道消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以及为什么？
数据表明：面对“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这样一个问题，中产阶层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换言之，他们在信道依赖上是有自信力的一群。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内在动机。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比非中产阶层有更多信息来源和媒介渠道。
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与流言敏感人群
不论是职业中产阶层、收入中产阶层还是学历中产阶层，在面对“对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会更相信谁”这样的问题时，都比非中产阶层有更明确的回答。但是在几种统计分析中；职业中产阶层和收入中产阶层的这种态度差别没有通过卡方检验。
但是对于有关学历中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