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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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不能体现社会发展普遍受益的原则。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存在；必然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其次；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使国家缺乏抵抗风险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在评判一个国家或地方的现代化程度时；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说是最客观、最本质的指标。再次；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绝大多数人享受着体面舒适的生活和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管仕廷：《中间阶层与社会稳定》，《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4期，第33页。
在任何社会；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力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而中间阶层比例较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西方国家及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日本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例子，而经济急剧发展而又贫富两极分化的拉美诸国没能抗击金融风暴，导致经济萎缩，呈现了相反的例证。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20余年后，出现了贫富分化，继而出现的“仇富现象”也对社会的整合造成了伤害。
第五部分政治参与的理论和实践障碍
在我国政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中，阶级一词已经具备了特殊的内涵，往往与社会冲突、政治斗争相关联。中产阶层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在实现自身的利益过程中是否具有剥削特点和原罪，是否会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伤害其他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上呢？当前，中产阶层要广泛政治参与还有制度上的瓶颈。因而，在中国中产阶层要在政治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克服理论上的障碍和进行心理上的疏通，解决制度上的限制。
不同语境下的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的革命性问题
对于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学提供了不同的认识视角，导致了对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悬殊的结论。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阶级社会主体结构的基本方法，它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作为切入点，并由此将各类主体划分为不同阶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因此，中产阶层身不由己地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应该说，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入手区分不同的阶级，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认识主体对于社会发展的态度和倾向对于主体战略的制定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阶级分析的框架只给社会留下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类型：冲突的社会与和谐的社会。第一种类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本来就是对人类尊严的破坏，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列宁指出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中是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体的劳动，必须被消灭。第二种类型消除了冲突的根源。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5页。应该说在生产关系上，不同的集团的确是存在着差别，这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而把差别演化为针锋相对的对立关系，则是社会发展的极端状态，即便是在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社会也还存在着中间群体，而且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极端对立状态也是阶段性的。至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我国当前存在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更是社会差别的体现，而不是对立关系。阶级分析作为一种针对根本性差别的分析，它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分析。过去的许多年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偏差，不适当地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尖锐化，造成人心涣散，以致人们一提到阶级归属，便心有余悸。贾高建：《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两种不同方法的比较研究》，《新视野》2005年第1期，第24～25页。
阶级内部的阶层分析较之笼统的阶级分析当然更为具体，它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同一个阶级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地位差别，以及他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方面的差别，这对于主体战略的制定无疑是重要的。由此，可以区分出各种不同意义的社会阶层，描绘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主体结构。这种社会阶层分析方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加具体和细致地反映出主体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角度的社会阶层分析可以相互交叉和重叠，从而可以较好地适应主体状况分析的全面性要求。因此，在主体战略的研究中，阶层分析方法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它会使我们更加符合各种社会主体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实际。
当前政治参与的困难和障碍
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实现的。我国在公民政治参与上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及贯彻执行的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健全。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提名制度、确定候选人制度等；现有的选举制度在选举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选举走过场、不尊重选民或代表意愿的现象；在个别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方面；目前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个别地方还未能很好地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的积极性还未充分地发挥出来；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还缺乏充分的沟通和理解。梁波：《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求实》2002年第5期，第47页。
在对待新阶层的参政问题上，政府也在理论上、实践上做了许多工作，如理论上认定企业家的合法劳动者地位、明确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实践中吸引民营企业家入党、参加政府机构等，但是马上就出现了企业家的角色认识不清及红顶实业家、权钱交易的问题，政府如何摆正与中产阶层特别是新阶层的关系、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五部分解读：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中产阶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数：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趋利性。把握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有必要分析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后卫问题和政治冷漠现象。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后卫问题
在决定中产阶层行动取向的社会情景中，特别需要强调现有政治秩序的灵活性。如果现有政治秩序可以与中产阶层产生良性互动，就可以削弱来自底层的压力，对阶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有为中产阶层的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则很容易将中产阶层推到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底层的同盟，变成了政治变迁的“推动器”。
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其实是个历时空的问题，当中产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敌人，会成为社会稳定器。否则中产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同前引书，第209页。而中产阶层的利益期望一旦没有得到了社会容纳，中产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所以，得出中产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
而且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产阶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产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产阶层。米尔斯将旧中产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产阶层则是“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
如果说中产阶层有更多的理性，这种理性就体现为计算得失和自知之明。即使它有期望张力，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力量单薄时，更加剧了这种谨慎态度。其他主要冲突阶层的实力对比，可以决定中产阶层偏向哪一边，这就是中产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产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张伟：《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江汉论坛》2004年第1期，第7页。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层获得的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层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说来，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即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危险。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42页。
对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的探讨
政治冷漠是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参与程度明显低于政治发展需要和政治发展水平，它的明显表现是大量的群体游离于现实政治的意志之外。政治冷漠由来已久，即便在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那时的人总结为“天生的政治动物”时，为了保证足够的人出席全体会议，警察要拿着浸了湿油漆的鞭子把人们赶向普尼克斯山。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直接与各个团体所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成正比。社会和经济地位上优势越大；则公民政治投入的程度就越强烈、越广泛，而低地位群体则倾向于不参加正规组织、很少定期阅读书刊，不了解社会事务；不愿参加投票。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政治事件的不关心和对选举的乏味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
在我国的近期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政治冷漠现象的存在。传统文化中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肉食者”谋政的观念积淀在我们的民族心理深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阶段性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失控的政治斗争，使政治参与在民众心中产生污点，许多人对国家生活敬而远之。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差、对政府的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缺乏信任、参政渠道的不畅通都抑制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在调查访谈中，我们频频遇到这样的回答。
第五部分五大城市的调查，不同的参与图景（1）
为了获得对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感性认识，我们对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进行了抽样电话访谈和重点实地访谈，我们在对数据的处理中发现中产阶层（收入、教育和职业标准的集合）与非中产阶层在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差距格局：不同阶层，不同的政治参与
按照我们对中产阶层下的操作性定义，对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以下问题的选择上有着区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对于“你是否参加了一些社会团体”的回答，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239％）比非中产阶层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163％）明显要高（参见表8…2），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17＜005）。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产阶层由于分布领域广、个体差异大，尽管他们比非中产阶层加入社会团体的比率高，但他们也缺乏群体意识。在我们的访谈中，G11认为：“中产阶层应该是比较松散的状态吧，中国人都好像蜗牛一样住在自己的壳里。因为现在第一比较忙，对比较熟悉的人会关心一点，如果不认识，虽然是同一阶层的，也不会关心。在网络上有时有一些小小的论坛，会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吧。但是那种网上的团体比较虚。有时中产阶层比工薪阶层更为冷漠。”
2对于“您参加了哪些类型的社会团体？行业/专业团体”的回答，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395％）比非中产阶层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166％）明显要高（参见表8…3），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1＜005）。中产阶层作为以知识、服务等为主要职业的阶层，他们的群体活动多于他们参加的政治团体活动、兴趣团体活动。
表8…3中产阶层“参加行业、专业团体”交互表未选中行业、专业团体合计中产计数231538组内所占百分比（％）6053951000非中产计数17134205组内所占百分比（％）8341661000合计计数19449243组内所占百分比（％）7982021000
3对于“您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好方式是什么”的回答，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差异显著，中产阶层的直接参与比率（465％）、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195％）明显比非中产阶层的直接参与比率（393％）、参加社会团体的比率（108％）要高（参见表8…4），经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01＜005）。而“不参与”的比率非中产阶层的比率（223％）比中产阶层的比率（126％）明显要高出许多。Z2说：“我是个老党员了，肯定不会采用什么激烈的方式，不会用什么群众运动。我上大学就入党了，我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很热爱的。我觉得这个政党还是体现了它的先进性的，当然这么多年了也有许多问题，但什么党能没有问题呢？这个问题要理性地看。我还是比较听党的话，党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对于群众运动和通过组织参与，G11说：“其实，我们在上学时也参加过游行，但我觉得群众运动好像只有三分钟热度。它是暂时为了一件事‘哗’一下聚在一起，然后又‘哗’一下冷下来，效果不是很大。还是通过组织会好一点，组织存在的时间毕竟会长一点。群众运动就像蒸汽一样，热热的，但一下就没了。”对于选举问题，Z6说：“中国的选举有一个缺点，我不知道被选举人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但至少应该知道他现在想干什么。这一点不好，他没有一个承诺，你上了这个位子，你能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不认识你是可以的，但我要知道你想干什么。所以很多都是形式，最后就看哪个名字好听一些，就勾一下。”G10也有同感，她说：“绝大多数列到投票候选人中的这些人物，我们最多只能通过他的个人简介来认识他，我们绝对不能了解他的能力，也根本不能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