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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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满：《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问题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169页。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前公民，无论是中产阶层还是非中产阶层的团体意识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参与。在托克维尔看来，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化、官僚主义化等原因，国家会集权于有权势者，逐步使国家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没有其他力量与之抗衡。结果导致分散的个人不会被理会，不会有足够的兴趣参与政治，甚至是完全接受统治，出现民众对政治的冷漠。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同前引书，第6页。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开展社区建设、鼓励社区自治和创建各类民办组织，争取民众的加入，对于促进政治参与和维持社会民主是必需的。
发展电子民主，增强政治沟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机及网络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生活出现了电子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王向民：《电子民主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37～155页。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代议制的不足，草根式的电子化的民主表达更为直接，也逐渐具有影响力，在“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制度、“刘涌案”的改判、哈尔滨“宝马案”、西安“宝马案”及最近声势浩大的对日问题网上签名等等都显现出“电子民意”的威力。
网络的超时空性特点可以摆脱代议制民主对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广泛地关心讨论问题。因此，人们利用电子民主可以进行政府上网公开信息，扩大民众对政策的了解，可以加强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沟通政府活动和民众需求，可以就大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辩论，可以通过在正式的途径上展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咨询和协商，也可以进行网上投票的实践。近来网上举报在司法机关获取犯罪线索上也有重要进展。
政治人的培养
在这个方面需要对公民进行政治知识教育。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逐步纠正了公民的政治知识偏重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但由于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使许多公民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何与人大代表联系并通过人大代表向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什么样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部门等政治知识仍是模糊的；而这些政治知识是公民正确、有效地参与政治所必须具备的。同时需要增强公民参政意识；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不良影响；摒弃个人崇拜思想，普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律等现代政治意识；引导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要注重职业政治人的培养尝试，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增加专职人员，提高参政者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
第五部分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层
上海中产阶层
始于19世纪40年代开埠的上海近代城市史，是一部上海现代化的发展史和社会转型史。这种在外力冲击之下生发的对现代化的内在追求和努力，赋予上海现代化以独特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由不断分化到不断整合所呈现出的多元势差结构，集中体现了后发生型现代化的典型特征。虽然其社会转型至1949年并未真正完成，但就其现代性而言，上海仍具有最为成熟和特殊的个案意义。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7～29页。今天我们回顾上海百年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上海的研究几乎与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的发展同步展开。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研究的持续升温，大量学术成果的问世，上海研究（又称为上海学研究）已成为有丰厚积累的国际显学。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研究者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上海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阶级，而对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数达20至30万之众对上海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中产阶层却给予了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与上海中产阶层研究直接相关的论著有：WenHsinYeh；“CorporateSpace；СommunalTime：EverydayLifeinShanghaisBankofChina”，AmericanHistoricalReview；February1995；XuXiaoqun；StateandSocietyinRepublicanChina：TheRiseofShanghaiProfessionalAssociations；1912～1937ColumbiaUniversity；1993；Lienlingling；SearchingfortheNewWomanhood：CareerWomeninShanghai；1912～1945UniversityofCalifornia；Irvin；2001；岩间一弘：《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史林》2003年第4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另一些文献和论著中有部分内容论及这一群体，如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忻平著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但关于上海中产阶层的整体性研究至今尚未出现。中产阶层作为一个被忽视了的社会群体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今天，我们对20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层的关注并非源于一种怀旧的时尚，而是出自以下重要的原因：就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而言，早期中产阶层研究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弥补中国20世纪中产阶层研究的历史空缺，使今天的中产阶层研究建立在一种对历史变迁的宏观把握与历史经验的多重观照之下，通过一个更长的时段去获取历史比较的深刻认知及其有益借鉴，而且还在于这一研究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中产阶层成长的特殊类型和个案，从而丰富东西方有关中产阶层研究的多样性认识。连连：《20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级的发展模式与群体特征》，杭州：《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第31～32页。可以说，上海中产阶层的研究构成了全面揭示上海现代化进程及20世纪上海社会变迁内在关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五部分近代都市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形成（1）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不是一个产生于传统城市基础之上的都市，而是随着近代开埠因商兴市、以商立市而崛起的城市。作为中国近现代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重镇，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和碰撞，使上海近代城市的发展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殖民侵略等多重关系的冲突、对立、纠缠及转化的矛盾运动当中。这使得上海的城市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特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市三治，行政多元，法律多元，人口多元，文化多元，道德多元，在世界城市史上，尤其引人注目。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序言第2页。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取决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一个三方政权并存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非统一主权城市，上海的割裂状况直接影响着它的城市发展和社会整合。但是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特殊的庇护作用，又使得西方先进的市政管理模式及方法能引入租界并即而为华界地区仿效，使其很快进入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租界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先进的基础设施、技术设备以及制度示范，加之生产要素、经济要素在上海与国内、国际间的流动不受行政地域的限制，使上海成为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在中国的首选之地，近代工商业、金融业、公用事业、房地产业以及教育事业等在此率先出现。此后上海经济的发展很快取得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它不仅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大量的资本和工商业，而且还汇集了中国最精明能干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商人；不仅拥有国内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员工，而且还建立起国内最先进的企业制度。这种后发生型现代化一方面带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被强加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却也促成了因其生存挑战而作出的被动回应。其初始动力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外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城市自身已发展出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从而弥补了前现代城市中所缺乏的动力。忻平，同前引书，第29～31页。此时的上海已是有380万人口，中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200余家，进出口贸易占全国半数以上，专科以上学校达30余所，中外报馆多至百余家，独步远东商港及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上海市年鉴》1937年（上），上海：中华书局，1937，（总）1。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在：其一，社会异质性的增加，新的社会阶层、阶级与群体出现；其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失衡。从晚清到1927年间，传统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高度重合的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组织瓦解，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明显弱化，其政治整合能力大为下降。在解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结构的重建，及至1927年已经基本完成。上海社会出现了由官僚、绅士、买办、民族资产阶级中地位、身份、收入显赫者所构成的上层和由小商人、小企业家、小店主、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中层以及由工人、苦力等构成的下层之间的分化与重组。
上海移民城市的特质以及由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分化直接造就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1843年，开埠时的上海城市人口仅20多万，1910年已为1289353人，1930年为3144805人，1947年为4494390人，1949年初达到5455007人。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90～91页，表1“上海历年人口统计（1852～1950年）”。短短一百年，上海从一个普通县城一跃为全国第一大都市，移民构成了上海社会的主体。据估算，公共租界上海籍与非上海籍人口的比重1900年为19％：81％，1910年和1930年分别为18％：82％、22％：78％。华界统计的上海籍与非上海籍人口比重有所增加，1930年为26％：74％，即便如此，其比重仍然偏低。同前引书，第112页，表19“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籍人口与非上海籍人口（1885～1935年）”。表20“旧上海‘华界’上海籍人口与非上海籍人口（1929～1936年）”。从《1934～1936年上海市公安局户政股档案》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所列之“农、工、商、党、政、军、交通、新闻记者、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师、士兵、警察、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杂工、无业”等职业行当中，都有大量移民。忻平，同前引书，第57页。移民的动因，既有外在的“推动——吸引”的作用，也有内在的“投资——利润”、“期望收入”的冲动。移民类型包括求学、谋生、享乐、避难、经商、办厂、学艺等种类，同上引书，第49页。其中又可分为主动移民和被动移民两种，主动移民更多的是希望到上海求学、换一种生活方式或是赚钱发财，青年学生、中外商人、买办、投机者都属于此类，乐正：《近代上海人生活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2～173页。作者同时指出：这种分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类，一个移民身上往往可能兼有两种动机类型。此外，各地新型知识分子也逐渐汇聚上海。上述人群在上海的定居、投资和就业构成了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及成分。
以社会流动为特征的都市移民，尤其是主动移民是上海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及职业分化所产生的巨大引力的结果。发轫于60年代的近代工业使上海渐成制造业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数量不断增加。1919年开设的工厂为67家，到1925年年开厂数增加到117家，1926年为153家，1927年达到了243家。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上海：中华书局，1930，统计表图10“上海历年开设厂数表”。其中民族资本工业除了为数甚少的大企业外，中小企业占据绝对优势，尤以小企业为最大多数。至1934年仅雇工5～30人的小厂就多达四千几百家。《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调查报告》，1939，（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档案（04）29，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80页。民营五金商业1918年为253户，民营煤炭商业同年增加到200余家，民营西药商业1927年为73家，1921～1925年上海市棉布商业总户数达到451户，民营颜料商业1928年有40户，酱酒零售店在1925年有400余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15～16页。这些中小企业主和小商人、小店主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主体——老中产阶层，他们多数为外来移民，其中又以江浙人居多，在各行各业的创办人中，可以发现多数企业为江南人所开办。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一览表”，第285～523页。1934年，上海共有丝厂97家，已知经营者籍贯的90家，其中浙江人经营的有58家，占已知籍贯的644％。在金融领域，1930年上海钱庄共77家，浙江帮有54家，占7013％之多，资本额占到上海钱业资本总额的7661％，1932年和1934年则分别为7507％和7333％。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现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87页，参见第414～419页。
第五部分近代都市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形成（2）
随着上海外贸重心地位的确立，促进了金融业、商业、加工业、运输业的发展，许多新兴职业的出现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已有凭借新式职业谋生的人群：洋行雇员、进出口商店伙计、新式学堂教员、银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系统职员等。据1909年的不完全统计，上海至少有165种行业，一些行政、文化、娱乐业机构还不包括在内。上海商务总会：《华商行名簿册》，1909，转引自乐正，同前引书，第80页。1895年统计，上海约50万城市总人口中商业从业人员75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13页。到20世纪20年代职员群体进入了发展期，分布范围已很可观，主要在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教育、行政机关等系统，合计近20万人，其中店职员近10万人，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22、724页。商业人员约为20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16页。南京路上除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外，还有近200家专业商店。1926年开业钱庄达87家，1919～1925年，开业银行年平均数为49家，各地商帮在上海开办的行、号约有340余家。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528～530页。以移民为劳动力主体的各种新式职业的发展，是20～30年代上海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的表现，反映出城市自身演变的内生型动力的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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