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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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家庭经济收入的高低差距
如以经济收入来观察台湾的中产阶层家庭收支调查结果，会有以下发现：如以户数五等分位组观察经济收入，扣除最高20％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约为1800万元与最低20％家庭为296万元，其余的60％家庭即为中产阶层。主计处最近公布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台湾前20％最富有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约为180万元，较上年增加了2％，而最穷苦的20％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仅有约28万元，较上年下降了11％。一升一降之下，高收入户可支配所得成为低收入户的64倍，较上年的56倍大幅攀升。
当然，目前的资料尚不足以断言社会已经明确地趋向两极化。所得分配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需要有完整的信息及多方面的分析才能窥其全貌。就已有的资料来看，目前真正可以断定的是，个别所得收入者的收入分配不均度，已在近十年大幅扩大。以个别所得收入者工作收入（即勤劳所得）加财产收入的总和来观察，最富10％与最贫10％所得收入者间的所得比率（倍数），在1989年以前一直稳定地维持在15～17倍之间。但是此一稳定现象开始出现转变：1993年此比率上升至19倍，1995年再升为21倍，1998年攀升迅速，增至33倍；1999年再扩增为42倍，但是最为惊人的是去年大幅度跃升至61倍。由于大多数家庭的成员间彼此互通有无，在研究上除了关注个别所得收入者外，也应考虑以家庭为单位的所得分配。上述所提到的去年台湾高收入户可支配所得为低收入户的64倍，就是以整个家庭，而非个别成员为计算的基础。
低收入家庭的所得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为家庭中有收入的成员太少。资料显示，最贫20％家庭，平均一户44人中只有14人有实质收入，约占家庭成员的1/4，而最富20％家庭平均一户27人中，则有18人有收入，约占家庭成员的2/3。因此对低收入户家庭的所得而言，有无工作机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失业率已节节攀高，未来如果持续下去，低收入户的就业人口比率势必无法增加，甚至可能再降低，如此对于贫富差距会有推波助澜之效。另外一个观察是，移转性收入逐渐扮演压制所得不均化的重要功能，尤其是来自（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收入（支出）。前述最富20％家庭可支配所得为最贫者的64倍，但若不将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净额（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减去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支出）纳入计算，则两者差距会扩增为77倍之多。来自政府的移转性收入包括了低收入户生活补助、老人津贴、老农年金及其他灾害、急难救助、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等，而付给政府的移转性支出主要是缴税。以2000年为例，最贫20％家庭平均每户来自政府移转性收入为32000余元，而最富家庭平均每户缴交政府的税负支出则为50000元，两者都具有缩小高低收入家庭差距的功能。
第五部分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1）
中产阶层是现代人所认同及努力追求的。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开放、容许凭个人努力而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象征，是不靠背景后台、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进步、自由的思想代表，是一股以温和、渐进、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是现代社会上一种持久的、客观的、理性又理想的声音等。
一个引领风骚、备受关注的阶层
虽然中产阶层是一个引领风骚、备受关注的阶层，但是事实上，就现代社会中产阶层处境转变的研究，并不多见。原因之一是过去世界各地的中产阶层多处于上升轨道，一般研究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阶级如何崛起的问题上，而鲜少留意到这个努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象征代表，也可能会从高处下滑，甚至倒地不起。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变迁、社会流动与价值观的转变，他们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处境？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怎样的挑战？尽管中产阶层常处于矛盾性的阶级位置，但不容否认他们仍是台湾社会中最稳定、最中坚又最主要的基础。
事实上，在现代化理论中，中产阶层一直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推动力量。ClarkKerr；JohnTDunlop；FrederickHarbisonandCAMyers；IndustrialismandIndustrialMan（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73）在有关民主发展的研究当中，中产阶层亦往往被视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中介因素，在经济增长、城市化、教育日趋普及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队伍将会壮大，而他们的存在及成长，成为了影响民主化的关键性变项。参考SeymourMartin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53；1959；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Norman：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p66～68。对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另有不同的理解，见DietrichRueschemeyer；EvelyneHuberStephensandJohnDStephens；CapitalistDevelopmentandDemocrac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92）。
过去台湾社会的阶层划分十分明确，现在则因为社会流动机会的与日俱增而越来越模糊。由于选择职业的自由，许多人得以逐渐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因此，既得利益者也无法轻易地维持其地位了。这种由下往上及由上往下的社会流动，自然而然造成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然而，中产阶层的定义却是见仁见智的，鉴于中产阶层的社经地位“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最常用的分类变项就是“所得”和“教育程度”了。
一般而言，中产阶层至少须有大专的学历，但是收入多少才算是中产阶层呢？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标，学界多不以数值资料来下定义，他们宁取个人资历为标准。由于中产阶层定义不一，其所占人口比例也不免因而分歧。许嘉猷说：根据新马派理论的统计，在1993年，中产阶层占台湾人口的34％，此一比例在1998年底时应已高达40％。许教授固定每十年做一次相关的调查。此外，他发现：中产阶层多集中在都会区，1993年时58％的台北市民是中产阶层，现在恐怕2/3都是了。同时，客观调查和主观认定所得的资料也不同。蔡瑞明副教授认为：主观认定的结果往往比客观调查高上10％～20％。一个人生活安稳，就自认为中产阶层了。他同时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资料。他说：以各项调查的平均值为立论基础，因此百分比不免低些。根据1997年的统计平均，客观调查下的中产阶层人口在25％～35％之间，而主观认定自己是中产阶层者则高达30％～50％。
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盖浙生教授的资料又不同了：中产阶层的人口比例在1986年时是45％，到了1994年则上升至55％。他同时指出，中产阶层的中数分配对社会大有好处，一个社会若有60％的人是中产阶层，而上下各占20％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很稳定，因其弹性大，应变能力就强。他接着表示：因为社会开放，资源公平给予，于是使得社会得以容纳更多的中产阶层。过去中产阶层加速经济成长，同时减少贫富差距，但现今情况已渐渐改变了。根据许教授的研究：1951～1980年，台湾地区的所得差距一直在减小，因为财富的平均分配和不断的经济成长，台湾创造所谓的经济奇迹；但自1980年以来，连续13年，所得差距一直在加大，这是因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已由薪资收入转为财产收入。所谓财产收入系指股票、房地产等收入。薪资收入的差别不大，财产收入的差别则越来越大；然而，财产所得又是无法分配的，这也和商业形态的改变有关。1980年是一分水岭，指标如便利商店进入零售业和财团垄断情况日益严重。《社会流动——由社会流动到专业敬业》；许嘉猷：“根据新马派理论的统计，1993年中产阶级占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此一比例在1998年底时应已高达百分之四十”；蔡瑞明：“主观认定的结果往往比客观调查高上百分之十到二十。一个人生活安稳，就自认为中产阶级了”；盖浙生：“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在1986年时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了1994年则上升至百分之五十五。”
第五部分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2）
愈见明显的贫富差距
曾经，台湾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缩小贫富差距而傲视全球。但是，过去十几年来台湾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并恢复到1960年左右的水准。在经过三七五减租等土地改革后，渐渐缩小，在1980年时，达到最低点，即417倍。但是这条亮眼的曲线，已经悄悄上升。今年的倍数成长到55倍。55倍是指现在台湾最高所得20％家庭比最低所得20％家庭，年均所得多出140万元。而这还只是冰山的尖端，是看得见的以薪资、营业所得为主要统计依据的差距。若加上不能统计，或政府并未统计的财富，则贫富差距近年来的恶化状况更为惊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股票等资产所得。杨玛丽：《中产阶级，你为什么不生气？》；台北：《天下杂志》2000年第224期，第54页。
土地，一向是台湾最主要的财富项目之一，在每次转手及地目变更后，常创造巨大财富。但目前政府计算土地价值是依公告地价，而全台土地的公告地价平均约是实际市场价格的四成。因此土地交易后的获利所得，事实上被严重低估。依财政部资料统计，1976～1996年间，台湾土地交易者共获利10兆300亿，比台湾一年的“国民所得”还高（9兆8000亿）。但是只缴了1兆4000多亿的增值税，税率约只有1/10，远低于平均地权条例中所规定的40％～60％。因此，土地的巨大获利，大多进入私人口袋。股票市场更是近几年来少数台湾人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从1980～1998年，台湾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已经从2191亿元，成长到8兆377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224％。但是股票交易所得并未课税，若财富统计中加上这部分所得，贫富差距势必急速扩大。可以统计的，加上不能统计的，贫富差距恶化状况已经被许多人强烈感受到。尤其是全省只能以薪水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大中产阶层感受最强烈。同上引文。
中产阶层渐成弱势，与过去十多年来几个财富分配的税制，在庞大利益团体压力下，偏向富者密切相关。证券交易所得税及证券交易税，节节弃守，是其中之一。“台湾省财政部”：《1998年台湾地区家庭收支暨个人所得分配调查》；台北。
1低所得人却需缴较多税
不像土地、股票高所得不课税或缴低税，薪资所得者，一毛钱都省不了税。另一方面，他们的福利，也没有被照顾到。更荒谬的是，这群相对低所得的人，却是综合所得税的最大主要来源。依据“财政部”资料显示，1998年，全省人民所得中，只有557％来自薪资所得，而企业主所得占16％。但是在综合所得税来源上，薪资所得者却缴了高达723％的税，企业主只缴53％，与结构完全不成正比。而这个资料并不包括股票或实际的土地交易收入。若加上这部分资料，会发现薪资所得者，更是相对弱势。钱赚得较少，税却缴得比许多富人多。刁蔓蓬：《赤字与国债为何步步高升》，台北：《天下杂志》2000年第224期，第70～72页。
1992年，“财政部长”王建暄在任内推动土地交易所得税应按市价课征，而非公告地价，不见容于当局，义愤地辞官，从此台湾失去一位颇受大众肯定的专业政务官。在他下台前后一段时间，“总统”李登辉、省主席连战，企业界大老王又曾、许胜发、高清愿，“立委”王金平、王令麟等人，都曾先后发言反对土地增值税按市价征收。至今12年来，土地税制的改革，还未再出现另一次机会。
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已经可以在生活中明显感受。有人买好几亿的房子，也有人吃完这一餐不知下一餐在哪里。是什么因素，使得台湾的优秀政务官、知识分子、升斗小民，一一对现今政经结构、制度，如此失望，让这个社会失去宝贵的理想性格？台湾的政策走向，越来越令一般人民感受，资源措置、劫贫济富，甚至“行政、立法都在忙着为有钱人服务”（长期推动台湾劳工权益的“立委”简锡言）。根据《天下》2000年的调查，近七成的民众认为，上至“总统”、下至行政官员与“立委”、“民代”，是造成近年来台湾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责任人。批评者指出，台湾的租税制度，就是最好的富人减税、穷人纳税“典范”。杨玛丽，同前引文，2000年第224期，第81页。
2贫穷的危机感
资诚会计事务所副所长陈永清分析认为，台湾现行的赋税制度，不但不能发挥财富重分配效果，甚至是在惩罚辛劳工作的人。因为政府课税，“重点在课辛苦工作者的税，而没有课资本利得的税”。例如，一个薪资所得每年超过15万元的劳工要纳税，利息所得一年27万元以内却免税。他问：一个一年可以有27万元利息的人，银行里至少有四五百万元存款，结果免税，而一个打工的人，一年才赚十几万元，就要缴税，这样合理吗？又如证券交易所得不课税，土地交易以低于市价甚多的公告现值课税，也是对有钱人最有利。因为“那是真正最有钱的人在玩的东西，”陈永清开玩笑地说，综合所得税课不到资产利得税，干脆改名为“薪资所得税”，“薪”还应该改为辛劳的“辛”。《天下杂志》2000年1月刊，wwwcwtw。
一向活在“台湾钱淹脚目”自豪中的台湾人，突然间有贫穷的危机感。它不只是一种感觉（根据《远见》杂志的独家调查，有654％受访上市、上柜企业的人资主管或专员，开始有贫穷的危机感出现），也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实例。根据“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调查也发现，社会新鲜人平均薪资在1999年开始呈现低度成长。相较于1998年，大学毕业生在1999年更出现811％的负成长。
人力资源协会指出，现在新进人员的起薪都被压低，基层人员如行政、助理级的工作都降了20％（2002年和1999年相较）。高科技人员薪资比较抗跌，电子工程人员降了10％。“现在只有顶尖大学、最尖端的人才，比较高抗跌，”张瑞明说。未来，每个人对工作的认知与期待势必要降低标准。无论是社会新鲜人或是高阶主管，未来不再是年年调高薪资的时代是可以确认的。影响最大的就是社会新鲜人和高阶主管。薪资虽减，放眼周围，台湾的物价却仍然很高。以1982年为基期（＝100），2001年的房价指数为4561，也就是成长了3561％；物价指数从1982年的100上升到2001年的1455，也就是成长了455％。可是薪资却似乎回到20年前一个大学毕业社会新鲜人的起薪水准。譬如20年前一个大学毕业生起薪约17000元，现在在五星级饭店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约22000元，也不过成长294％。庄淳雅、魏棻卿、林美姿：《挡不住的贫穷压力》；台北：《远见杂志》2002年10月号。
第五部分崛起与陨落的阶段性关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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