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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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演了十几分钟，招得孙纳特不停地笑。“很好，”他说，“这就上场去吧，看你在场地上能玩点儿什么出来。”就像以前跟莱尔曼拍影片时一样，我并不知道剧情是什么，只知道戏里穿插的是玛蓓尔·瑙尔芒和她丈夫以及一个情人之间的纠纷。
无论演哪一出喜剧，你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而要抱有某种态度也并不永远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旅馆休息室的那一场里，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骗子，这骗子冒充一个客人，但实际上他是只想要找一个安身之处的流浪汉。我走进了休息室，绊倒在一位太太的脚上。我转过身去向她抬了抬我的帽子，表示道歉，接着，刚扭转身，又绊倒在一个痰盂上，于是又转过身去向痰盂抬了抬我的帽子。摄影机后面的人都笑起来了。
这时候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其中不但有其他班子里的演员，离开了他们的场地，跑过来看我们，而且有场面上的工作人员，木匠，管戏装的。这对我确是一种鼓励。等到我们排演结束时，已经有许多观众在哈哈大笑。不一会儿，我看见福特·斯特林也勾过了别人的肩头向我们这面张望。拍摄完毕，我知道自己演得还不错。
那天下了班，我到化装室去时，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尔正在那里卸装。大家没说什么，但可以觉出那种气氛中充满了矛盾心情。福特和罗斯科都喜欢我，但是，我明明觉出他们在内心中是有着矛盾的。
这一个镜头演得很长，一共拍了七十五英尺胶片。后来孙纳特先生和莱尔曼先生争论，应不应该全部放映，因为喜剧的一个镜头一般是难得超过十英尺的。我说：“既然是逗笑的，长短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他们决定让这一个镜头映足七十五英尺。由于这一身衣服已经使我受到这个人物的感染，我当时就决定，此后不管再演什么戏，我要永远穿这身衣服了。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3）
那天傍晚，我和一个小演员一同搭电车回旅馆。他说：“伙计，你这一炮可打响了；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摄影场上招得大伙儿那样笑过，连福特·斯特林也没这样——你总瞧见他那张脸吧，盯着你瞅，多么有意思啊！”
“但愿上映时他们也那样笑就好了，”我说时克制着自己的得意。
又过了几天，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我无意中听到福特向我们的朋友埃尔默·埃尔斯沃思形容我扮演的人物：“瞧那家伙，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一双扁平脚，你从来没见过那样肮脏邋遢、一副可怜相的小瘪三，他那样儿抓痒，就好像是在胳肢窝里捉毛虱似的——可他真会逗人乐呀。”
我扮演的人物与众不同，是美国人不熟悉的，甚至连我也不熟悉。但是，一穿上了那身衣服，我就感觉到实有其人，感觉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说真的，他会使我转到种种荒唐古怪的念头，而在我不曾打扮和化装成这样一个流浪汉之前，那一切都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和一个小演员混得挺熟，每天晚上乘电车回去时，他总是详细地说给我听那一天电影制片厂里的人对我的反映，还谈到他本人对我那些俏头的想法。“那一个俏头可妙极了，在洗指里蘸湿了手指，再在那个老头儿的大胡子上擦擦干净——厂里的人从来没见过那种玩艺儿。”他这样一件件地说下去，我听了十分得意。
每逢孙纳特给我导演时，我就感到很自在，因为一切都是由我临时在场子上演出的。同时，由于大家都不能对自己绝对有把握（甚至导演也是如此），我就认为自己并不比导演知道的更少。因此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开始提出建议，孙纳特也总是立刻加以采纳。这样我就相信自己是具有创作能力的，是能够自己编写故事的。的确，我这是由于受到了孙纳特的鼓舞。但是，当时我只是使孙纳特满意了，我还不曾使大伙儿都满意。
拍第二部影片，我又是由莱尔曼导演。那时莱尔曼即将离开孙纳特，去搭斯特林的班子，但为了酬谢孙纳特，他在合同期满后再多工作两星期。这次和他合作时，我又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他对我提出的意见总是笑嘻嘻地听着，但是一条也不采纳。“在戏院里这样演也许会逗人笑，”他老是这样说，“但是，在影片里，咱们可没时间这样演。咱们必须不停地活动——拍滑稽影片就是要你追我赶的。”
我不同意他这样一概而论的说法。“幽默总是幽默，”我和他争执，“不论那是在电影里还是在舞台上。”然而他老是说那套废话，坚持按照基斯顿的老办法行事。一切动作都得快——也就是说，要快步飞跑，爬上屋顶和电车，跳到河里，扎进码头那面的水里。虽然必须遵守他那些拍喜剧片的原则，但是我偶尔也插进去一两段自己做的有趣动作，然而，像以前一样，他总是设法在剪接室里把它们剪得面目全非。
我不相信莱尔曼会在孙纳特面前说我的好话。莱尔曼走后，我又被派去跟另一位导演尼古拉斯先生拍片子，这位先生老气横秋，年纪已近六十，他自从电影问世以来就从事这一行业。我也跟他闹别扭。 有一个俏头，那就是揪住了一个丑角的脖子，把他从这一场赶到那一场。我要做一些更细腻的动作，但是他也不肯听我的。“咱们没时间呀，没时间呀！”他老是这样嚷嚷。他完全要走福特·斯特林的路子。虽然我只稍许违拗了他一下，但是看来他已经去向孙纳特报告，说他没法儿跟我这个混蛋合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孙纳特导演的那部影片《玛蓓尔奇遇记》在闹市区里上映了。我提心吊胆地夹在观众们当中看那部电影。福特·斯特林一出，观众们照例是一阵骚动，发出了笑声，但对我的出场却是一片冰冷的沉寂。看到所有我在旅馆休息室里做的那些滑稽动作，观众们几乎都不笑。但是，影片继续放映下去时，他们开始小声儿笑了，接着是大声儿笑了，将近结束时又是一两次哄堂大笑。我在这一次放映中发现，观众们并不歧视新演员。
我不知道孙纳特对我所作的初步努力是否满意。但后来我相信他是失望的。因为，过了一两天，他找我来了，说：“你听我说，他们都在埋怨，说没法儿跟你合作。”我竭力向他解释，说我工作认真，一心要把影片拍好。“你呀，”孙纳特冷冷地说，“只要能照着我们的话去做，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第二天我又和尼古拉斯拌嘴了，这一次我发起火来。“随便哪一个每天领三块钱的临时演员，都能够做你叫我干的这些活儿，”我对大伙说。“我为的是要拍一些好影片，不单单是被你们到处赶来赶去，最后从电车上摔了下来。我不能就这样每星期拿一百五十。”
可怜的尼古拉斯“老爹”（我们给他起的绰号）气坏了。“这一行我已经干了十多年，”他说，“你他妈的又懂得些什么？”我试图说服他，但是没有用。我试图说服班子里其他的人，但是他们也不同意我的看法。“哦，他知道，他知道，他干这一行，资格要比你老多啦，”一个老演员说。
我先后拍了大约五部影片，尽管他们在剪接室里大刀阔斧地删剪，但是我仍然设法在其中几部里保留下了我自己想出的滑稽动作。我熟悉了他们的剪片方法，于是总把逗笑的动作和俏头安排在出场和进场的时候，知道他们要剪去这些镜头是困难的。同时我一有机会就去学制片艺术。我在洗印间和剪接室里跑出跑进，留心看剪片工作人员怎样剪接那些片子。
这时候我一心想要自编自导我的喜剧片，于是就去和孙纳特谈这个计划。但是，他不听我的主意，反而叫我去听刚开始做导演的玛蓓尔·瑙尔芒的指挥。这一下可把我气坏了，虽然玛蓓尔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但我不相信她能当好导演；因此第一天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争吵。当时我们在洛杉矶郊区拍外景；其中有一个镜头，玛蓓尔要我拿着水龙皮带在公路上浇水，后来坏人的车在路面上滑了过去。我建议让我先站在水龙皮带上，水放不出来了，等到我俯身向筒口里看，无意中让脚离开了皮带，那水就直喷射到我脸上。但是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咱们没时间啦！咱们没时间啦！照着我的话演吧。”
单是这句话我就受不了——何况这句话又出之于一个漂亮姑娘之口。“对不起，瑙尔芒小姐，我不能够照着你的话做。我不相信你有资格指导我。”
摄影的场面是在大路当中，我离开了那儿，在人行道边上坐下了。可爱的玛蓓尔，那年她刚二十岁，长得漂亮动人，是大伙的宠儿，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这会儿她坐在摄影机旁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顶撞过她。我也觉得她美丽可爱，并且心里还对她有着那么一丝柔情，但我有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摄影人员和全体演员立刻围住了玛蓓尔，大家一起商量对策。后来玛蓓尔告诉我，当时有一两个临时演员很想要揍我一顿，但是她拦住他们。稍停，她派了那位副导演过来，问我是否打算拍下去。于是我走到大路对面她坐的地方。“对不起，”我表示歉意，“我根本看不出这是有趣好笑的。但是，如果你允许我在笑料方面出一点儿主意的话……”她不屑和我争辩。“很好，”她说，“既然你不肯照着我的话做，那么我们就回制片厂去吧。”虽然当时的情形很僵，但是我对此毫不在意，我只耸了耸肩膀。那一天的工作倒没受到多大损失，我们从上午九点起就开始拍戏了。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太阳很快地落山了。
演艺生涯基斯顿电影制片厂（4）
到了制片厂里，我正在洗去油彩，孙纳特冲进了化装室。“他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
我试着向他解释。“影片里缺少笑料，”我说，“可是瑙尔芒小姐什么意见都不肯听。”
“叫你怎样演，你就怎样演，要不你就给我请出，不管什么合同不合同，”他说。
当时我十分镇静。“孙纳特先生，”我回答，“我来这儿以前，同样是混饭吃，如果你要辞我的工，那么，就请辞吧，但是，我是工作认真的，我和你同样心急，想要拍一部好影片。”
他一句话不说，呯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和我那个朋友一同乘电车回去时，我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了。
“太可惜啦，你这一阵子在咱们厂里演得挺不错嘛，”他说。
“你看他们会辞了我吗？”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我嘻笑着说。
“那是毫不奇怪的。孙纳特离开你化装室的时候，我看他简直像发了疯一样。”
“好吧，反正我不在乎。我腰包里已经有一千五百元，除了回英国的盘缠还有多余的哩。不过，我明儿还是得去一趟，如果他们不要我……那也是活该啦。”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有一次排演，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办才好，于是，也不去化装，我就那样坐在化装室里等着。大约到了八点差十分，孙纳特向门里探进头来。“查理，我有几句话和你谈一谈，咱们到玛蓓尔的化装室里去吧。”他的声音听来特别和气。
“是啦，孙纳特先生，”我说，一面跟着他走去。
玛蓓尔不在那儿；她在试片房里看样片。
“你听我说，”孙纳特说，“玛蓓尔很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都认为你是一位优秀演员。”
我见他这样前踞后恭感到奇怪，自己立刻软了下来。“我当然十分尊重瑙尔芒小姐，”我说，“但是我不相信她有资格做导演——她毕竟年纪太轻啦。”
“不管你怎样想法，你还是宽宏大量，在这方面帮帮忙吧，”孙纳特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一向就是这样尽力而为的嘛。”
“好吧，那你就勉为其难，和她合作下去吧。”
“你听我说，如果你让我自个儿导演，你就不会再有这些麻烦了，”我说。
孙纳特沉吟了一下。“如果拍出来的片子不能上映，这笔费用由谁来付呢？”
“由我来付，”我回答，“我把一千五百元存在随便哪一家银行里，如果片子不能上映，那笔钱就是你们的。”
孙纳特思索了一会儿。“你有电影故事吗？”
“当然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好吧，”孙纳特说，“和玛蓓尔拍完了这部影片，我另作安排吧。”我们十分友好地握了手。后来我去向玛蓓尔道了歉，那天晚上孙纳特陪我们两人出去吃饭。第二天，玛蓓尔对我和气极了。她甚至跑来向我讨主意。摄影人员和其他演员都迷惑不解，我们就这样很圆满地拍完了这部影片。孙纳特这一次突然态度改变，使我莫名其妙。又过了几个月，我才摸清了这件事的底细：据说，孙纳特已经打算在那个星期结束时解雇我，但就在我和玛蓓尔吵架的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纽约办事处发来的电报，催他赶快多拍几部卓别林的影片，因为那里大量地需要这些片子。
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每次发行的影片，平均为二十拷贝。如果是印到三十拷贝，那已经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了。上一部影片，也就是我所拍的第四部影片，已经印到四十五拷贝，但要求添印的订货单还是有增无已。因此，收到电报后，孙纳特变得和气了。
在那个年代里，导演的技巧是很简单的。我只需要为演员的出场和下场辨清了我的左右方向就行了。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向右边走下场，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从左边走出场；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面对着摄影机从银幕上消失，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背朝着摄影机在银幕上出现。当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规则。
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发现摄影机的位置不但能影响观众的心理，而且能说明一场电影的情节；实际上它也是决定电影风格的一个关键。如果摄影机离开得稍许太近一点儿，或者是稍许太远一点儿，它就可以增强或者削弱效果。由于精简动作很是重要，所以，除非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否则你就不愿意让一个演员不必要地走太多的路，走路的动作是缺乏戏剧性的。因此，摄影机的位置应当影响电影的组织，同时要使演员的出场显得好看。摄影机的位置使电影增添了变化。并没有一条固定的规则，可以说明特写镜头比远景镜头更能起强调作用。采用特写镜头是一个情感问题；在某些场合，远景反而能够起更大的强调作用。
在我早期演的《溜冰》那部喜剧片里，就有这样的例子。流浪汉走上溜冰场，跷着一只脚溜冰，他一路滑过去，围着转圈儿，跌倒在一群人当中，闹得笑话百出，结果是一大堆人都在摄影机的前景中倒在冰上，而流浪汉却溜到溜冰场的后边，变成了背景中一个极小的影子，坐在一群观众当中，若无其事地看他所引起的一场混乱。然而，让流浪汉在远处显出一个小影子，反而要比给他拍一个特写镜头更招人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