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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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尼突然大笑。“我永远记得你这副样儿：屁股上围着一条毛巾，手里拉着小提琴，听到我签订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是这样的反应呀！”
我承认当时确是有点儿装腔作势，因为我想到了需要做的那些事情——这笔钱可不是容易挣的呀。
然而，眼前的这一切财富，并没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虽然已经习惯于拥有这些财富，但是还不习惯于使用这些财富。我挣到了神话似的这笔钱——但是它仅代表一些数字，实际上我还不曾看到它。所以，我必须做的一件什么事情，来证明我确实拥有这些钱。于是，我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买了一辆汽车，用了一个车夫。那一天，我走过一家汽车样子间，看到一辆七座的“汽机”牌汽车，当时那算是美国最考究的汽车了。它是那么华丽，简直不像是出售的。但是，我走进了那家店，问：“这卖多少钱？”
“四千九百元。”
“我要这辆车，”我说。
那个人吃了一惊，试图再拖延一下，不准备就这样立即成交。“您不要看看机器吗？”他问。
“看不看都是一样——我不懂得那些玩意儿，”我回答。但是，我又用大拇指揿了揿那轮胎，表示自己有点儿内行。
做成这一笔交易很简单；只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名，那辆车就属于我的了。
怎样投资是一个问题，我对此道是外行，但雪尼对这方面的术语都很熟悉：他知道什么是账面价值，资本利润，优先股和普通股，甲乙两类定额，可兑换的股票和公债，工业受信托人，以及储蓄银行依法可以用来投资的证券等。在那些日子里，投资的机会很多。洛杉矶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怂恿我和他合伙，每人投资二十五万美元，现在我的投资本利可以达到五千万美元，因为后来那儿发现了石油，成为加州最富的地区之一。
演艺生涯和道格拉斯的友谊（1）
许多知名人士，都在这时候来参观了我们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这些人当中有：梅尔芭，利奥波德·戈道斯基和帕德瑞夫斯基，尼金斯基和帕芙洛娃。
帕德瑞夫斯基很有一股迷人的魅力，但同时又有一种庸俗的气味，一种过分自高自大的神态。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头发很长，斜搭在嘴唇上边的胡子显出严肃，下巴上那撮小胡子使我隐约觉察出他有一种虚荣感。每次他开演奏会，大厅里的灯光暗淡下来，气氛阴郁森严，他刚要在琴凳上坐下时，我就会想像到，有人会抽掉他屁股底下的凳子。
大战期间，我在纽约里茨旅馆里遇见他，向他热情地招呼，问他是否准备在纽约演奏一次。他摆出了一副架子说：“在为敝国政府公务外出期间，我是不举行演奏会的。”
后来帕德瑞夫斯基当了波兰总理，但是我对此事和克里孟梭具有同感，克里孟梭在签订那个倒霉的凡尔赛和约的一次会议上对帕德瑞夫斯基说：“像您这样一位天才艺术家，怎么会不惜降低身份，搞起政治来了？”
相反，利奥波德·戈道斯基这位伟大的钢琴家，身材矮小，圆圆的脸上老是堆满了笑，却显得那么朴实和幽默。他去洛杉矶开完了演奏会，在当地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我常常去看他。每逢星期日，我都有机会去听他练琴，看他那双特别小的手施展出高度的技巧，它们是那么灵活。
尼金斯基和他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演员也来电影制片厂参观。他是一个神情严肃、长相漂亮的人，高高的颧骨，忧郁的眼睛，那副样儿好像是一个俗家打扮的僧侣。当时我们正在拍《治病》。他坐在摄影机后边看我拍戏，我觉得那一场挺逗笑，但是他却一直板着脸。其他的人看了都大笑，惟独他越来越忧郁了。临别前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他非常欣赏我的演技，问可不可以再来参观。“当然欢迎，”我说。此后两天里，他又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拍戏。到了最后那一天，我关照摄影师别在摄影机里装上胶片，因为知道，受了尼金斯基忧郁的影响，我那些逗笑的动作是做不好的。然而，每天看完了以后，他总要赞扬我几句。“您的喜剧是芭蕾舞型的，您是一位舞蹈家，”他说。
谈到舞蹈，我还没看过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也没看过其他芭蕾舞剧团。但是，就在那个周末，我被邀请去看一场午后演出。
到了戏院里，由贾季列夫出来欢迎我；贾季列夫是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他表示抱歉，惟恐那一天出的节目我不太欢喜。“可惜演的不是《牧神的午后》，”他说。“我想您喜欢看那个节目。”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他的经理说：“告诉尼金斯基，休息后咱们演《牧神》给夏洛看吧。”
第一场芭蕾舞演的是《山鲁佐德》。我对它的印象不大满意。动作太多了，舞蹈太少了，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音乐又是那么多重复。但接下来是尼金斯基跳双人舞，他一出场，我就像触了电一样。世界上的天才我只见过少数几位，其中有一位就是尼金斯基。他像是一位仙人，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那种忧郁的表情给人一种超凡出世之感；每一个动作都富有诗意，每一次跳跃都引起我离奇的幻想。
他已经关照贾季列夫休息时间带我到他化装室去。我到了那里，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了。对于伟大的艺术，你不能够单凭使劲扭自己的手指，或用什么语言来表示欣赏。我只默默地坐在他化装室里，留神看镜子里那张奇怪的脸，看他在颊上画绿色的圈儿，装扮成牧神。他不善于敷衍应酬，只问了一些有关我电影的无关紧要的话，而我也只能极简单地答复他。休息时间结束，催场铃响了，我说要回到自己位子上去了。
“别走，别走，还早着呢，”他说。
这时有人敲门。“尼金斯基先生，序乐奏完了。”
我露出了着急的神气。
“没关系，”他说，“时间还多着呢。”
我感到惊奇，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您瞧，我还是去了吧？”
“不，不，让他们再奏一次序乐。”
最后贾季列夫冲进了化装室。“上场吧，上场吧！观众们已经在鼓掌了。”
“让他们等着好啦，这样更有趣，”尼金斯基说，接着又泛泛地问了我一些话。
我觉得很窘。“我可真得回到我位子上去了，”我说。
在《牧神的午后》中，尼金斯基的演技是空前绝后的。他所创造的那个神奇的世界，那些在美丽的树林阴影中出现的悲哀的幽灵，再有他这个在神秘气氛中四下徜徉的热情与忧郁之神：所有这一切的情趣，他好像毫不费力，只用了几个简单的手势就表达出来了。
六个月以后，尼金斯基疯了。那一天下午，在他化装室里，那样让观众们等候着他出台，他已经微露出精神失常的迹像。我亲眼看见，一个极度敏感的心灵，怎样开始离开这个被战争残酷地破坏了的人间，进入另一个他自己梦想的世界。
任何一门艺术，达到它崇高境界的人是罕见的。帕芙洛娃就是达到那种境界的一位罕见的艺人。她的表演总是深深地感动了我。她那艺术虽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但同时又具有一种淡薄而鲜艳的色彩，娇柔得就像一片白玫瑰花瓣儿一样。她舞蹈时的每一个动作都恰恰保持着重心。她走上场的时候，无论是多么愉快和媚人，但我看了总是想要哭。
我是在“帕芙”（帕芙洛娃的朋友都这样称呼她）来好莱坞环球影片厂拍一部新片的时候和她认识的，此后我们就成了知己。可惜旧式摄影机的速度无法拍出她舞蹈中抒情的趣味，因此她那伟大的艺术失传了。
有一次，为了表示感谢，苏联领事馆设宴招待帕芙洛娃，我也参加了。那是一次国际友人的宴会，场面是很隆重的。来宾在席上一再祝酒，发表讲话，有的人说法语，有的人说俄语。我相信，英国来宾被邀请发言的只有我一个人。轮到我讲话之前，一位教授用俄语发言，盛赞帕芙洛娃的艺术。他一时热泪盈眶，随即走到帕芙洛娃跟前，热情地吻她。我心想，以下我无论怎样讨好，总是难以出色的了，于是我站起来说，由于我的英语不足以形容帕芙洛娃艺术的伟大，我要用中国话来讲。接着我就胡乱地说了一通不成话的中文，也仿效那位教授把声音越提越高，最后比那位教授更加热情地吻帕芙洛娃：我把一块餐巾罩在我和她头上，不停地吻她。来宾哄堂大笑，打破了席上严肃的气氛。
萨拉·伯恩哈特在奥尔菲姆歌剧院演出。当然，她年事已高，已经到了她艺术生涯行将结束之时，所以我无法对她的演技作出正确的评价。然而，杜斯来到洛杉矶时，虽然也已经衰老，舞台生涯即将结束，但这并不能使她那天才的光辉暗淡下去。那一次陪她演出的是一个搭配得非常整齐的意大利班底。一个漂亮的青年男演员，在她出场前已作了非常出色的表演，成功地占据了舞台中心。杜斯怎样才能胜过这个青年人精湛的演技呢？我不禁这样猜想。
演艺生涯和道格拉斯的友谊（2）
这时候，从舞台左边，杜斯毫不引人注意地穿过一条拱道走出了场。她在一架大钢琴上的一篮白菊花后面站住，开始很悠闲地重新整理那些花朵。大厅中飘过了轻微的惊叹声，我的注意力立即离开了那个年轻演员，集中在杜斯身上。这时她既不去看那年轻演员，也不去理会其他的角色，只管安静地整理那些花朵，一面把她带来的几朵花添了进去。她把花整理好了，慢慢地走到斜对面舞台外角，坐在炉边一张安乐椅上，望着壁炉的火焰。有一次，只有那一次，她望了望那年轻人，于是一切人类的智慧与精神的苦痛都在那一顾盼中流露了出来。然后，她继续聆听，一面烤着手——多么美丽和灵敏的一双手啊。
男演员说一篇热情洋溢的话，随后，她瞧着那一炉火，一面侃侃而谈。她谈话时，毫无一般演员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她的声音仿佛是从悲哀的热情的余烬中发出来的。我一句话也听不懂，然而，我意识到，我正面对着一位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最伟大的演员。
曾经和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爵士配戏时担任女主角的康斯坦斯·科莉尔，接受了三角影片公司的聘请，和赫伯特合拍电影，扮演马克佩斯夫人。记得还是小孩儿的时候，我就有好多次在皇帝戏院的顶层楼座看她的戏，对她在《不朽城》一剧中的表情，以及在《奥立弗·退斯特》中扮南茜的演技，钦佩到了极点。所以，有一天在利维餐馆里，看到一张送到我桌上的条子，说科莉尔小姐想要见我，问我是否可以到她桌上去时，我就很高兴地过去了。自从那次会晤以后，我们的交情始终不衰。康斯坦斯秉性忠厚，赤诚待人，并且热爱生活。她还喜欢给人家介绍朋友。她要我认识赫伯特爵士，还要我会见一个叫道格拉斯·范朋克的青年，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之处。
据我知道，赫伯特是英国戏剧界的一位巨擘，也是技术最精湛的一位演员，他不但能激发观众的思想，还能掌握他们的情绪。他演《奥立弗·退斯特》里的费金，又是招人好笑，又是叫人害怕。他能很容易地造成一种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他只要用一只烤面包的叉，玩笑般轻轻地戳一戳小活闪，观众们看了就会毛骨悚然，特里对人物的构思设想，永远精辟过人。他扮演那个滑稽的斯文加利就是一个例子；他能使观众相信真有这样一个古怪人物，并且能使这个人物具有幽默与诗意。剧评家说特里过分强调独特风格，这话也对，但是特里会很有效地利用这些独特风格。他的演技是十分现代化的。他对《裘力斯·恺撒》的理解也是独出心裁的。他演殡葬一场中的马克·安东尼，不是习惯的那样向一群人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而是透出了冷漠和轻蔑，并不把那些人放在眼里，只是随随便便地说上一席话。
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儿时，就看过特里许多出拿手戏，所以，康斯坦斯单约赫伯特爵士和他女儿艾里斯吃饭，邀我去作陪时，我听了非常兴奋。我们约好在亚历山德里亚旅馆特里的房间里会面。我故意晚一点儿去，希望康斯坦斯会先到达那里，这样我就可以不致感到紧张，但是，当赫伯特爵士叫我进他的房间时，那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他的影片导演约翰·爱默生一个人。
“啊，进来，卓别林，”赫伯特爵士说，“我从康斯坦斯那里久闻大名呀！”
他给我介绍了爱默生，然后解释说，他们刚在研究《马克佩斯》里的几场布景。不一会儿，爱默生走了，这时我忽然羞涩起来。
“很抱歉，让您等着，”赫伯特爵士坐在我对面一张安乐椅里说，“我们刚才在讨论怎样为女巫那一场加强效果。”
“哦——哦，”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如果是在气球上挂些薄纱，让它们飘在空中，那一场的效果会更好的。您以为怎样？”
“哦——哦……太妙啦！”
这时赫伯特爵士不再往下说了，他朝我望了望。“您的事业非常顺利，对吗？”
“这算不了什么，”我含糊不清地说，好像是在道歉。
“可是，现在您是举世闻名的了！在英国和法国，兵士们还唱您的歌哩。”
“有这样的事？”我假装不知道。
他又朝我望了望——我看出来，他对我有了一些看法，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气。接着，他站起来了。“康斯坦斯还不来。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她有什么事情。现在让您见见我的女儿艾里斯吧，”他说着从屋子里走出去。
我舒了一口气，因为想到来的是一个孩子，像我这样低水平的人就可以和她谈谈学校和电影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姑娘走进了房间，拿着一枝长烟嘴儿，声音宽亮低沉地说：“您好，卓别林先生。大概，我是世界上惟一不曾看过您电影的人吧。”
我惶窘地笑着点了点头。
艾里斯长得像个斯堪的纳维亚人，金色短发，小翘鼻子，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那年她刚十八岁，样子非常吸引人，带有五月市那种浮华的气息，她十五岁那年就已经出版了一本诗集。
“康斯坦斯老是谈到您，”她说。
我又惶窘地笑着点了点头。
后来赫伯特爵士回来了，说康斯坦斯因为要试戏装不能来了，我们不要等她吃饭了。
我的天呀！和这两个陌生人一起，这一晚叫我怎样过呀？我心里十分着急，一面跟着他们默默地走出房间，默默地走进电梯，默默地步入餐厅，在桌子跟前坐下，那样儿仿佛我们是刚送完了殡回来的。
可怜的赫伯特和艾里斯竭力找话儿说。但不久也死了这条心，就那样向椅背上一靠，四面打量那间餐厅。我只巴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