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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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第二天报上把这件事大肆宣传，刊出了她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医生已经给她洗了胃，她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她说并没服毒，只是为了要引人注意，又说她并不爱查理·卓别林，她来好莱坞，只是想要拍电影。
她出院后被交给福利会照管，福利会写了一封措词委婉的信给我，问我能否资助她返回墨西哥城。信里说：“她并无恶意，不是坏人。”于是我们代她付了回乡的旅费。
现在我可以给联美拍第一部喜剧片了，于是我一心要拍出一部比《寻子遇仙记》更为成功的电影。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搜索枯肠，要想出一些剧情来。我老是对自己说：“下一部影片一定要成为一首史诗！一首最伟大的史诗！”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情节来。后来，一个星期天早晨，在范朋克家里度周末，早餐后我和道格拉斯一起闲坐，看几张立体风景照片。有几张照的是阿拉斯加和克朗代克河的风景，一张拍的是奇尔库特山口，一长列勘探金矿的人，正在攀越那冰冻的山峦，画片背面还印了一段说明，描写这些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克服困难。我想，这可是一个精彩的题目，它可以刺激我的想像。果然，各种离奇念头和喜剧动作立刻在我脑海中涌现，虽然我还没有一篇故事，但故事的轮廓已经开始形成。
创作一部喜剧时，说来也矛盾，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我想，这是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每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我看过一本书，它讲到唐纳移民队去加州时怎样迷失了路，被大雪困在内华达群山中。一百六十个拓荒者，最后生还者只有十八个人，多数人都冻饿而死。有的人饿得只好吃死尸，还有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都烤了吃。从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面还剔出那些钉子，仿佛它们是美味阉鸡的骨头，并且津津有味地大嚼那些鞋带，仿佛它们是一些细面条儿。这样饿得要发狂时，我那同伴就把我想像成为一只鸡，想要把我夹生的吃了。
那六个月里，我想出了一系列喜剧片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我就开始拍摄，相信从喜剧的穿插和动作中可以演出一篇故事来。当然，我走了不少冤枉路，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都被剪去了。其中有一组镜头，拍的是流浪汉和爱斯基摩姑娘谈爱情，姑娘教流浪汉学爱斯基摩人那样互相擦鼻子代替接吻。流浪汉要离开她去找金矿时，依依不舍地道别，把鼻子抵着她的鼻子热情地擦着。已经走开了，流浪汉再转过了身，用中指摸摸自己的鼻子，向她最后抛了一个“吻”，接着又偷偷地把指头在自己裤子上擦了擦，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有点儿伤风感冒了。但是，有关爱斯基摩人的部分后来都被剪去了，因为它们和片中舞女的更重要的故事有了抵触。
拍《淘金记》的时候，我第二次结婚。由于我们有了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又非常爱他们，所以有关这次婚事我就不去详细加以记述了。我们婚后，过了两年，都试图使生活过得美满，然而，毫无希望，结果还是招来了很大的痛苦。
进入联美联美影片公司（4）
《淘金记》在纽约河滨戏院上映，我去主持初映典礼。影片一开始，就看到我兴冲冲地绕过一座悬崖，不知道自己背后跟着一头熊，观众们都狂笑鼓掌。直到终场，只听到笑声，间或还杂着掌声。后来联美公司的销售经理海勒姆·艾布拉姆斯走过来拥抱我。“查理，我保证这部影片一共至少可以卖六百万。”结果真的是卖了那么多钱！
初映结束，我病倒了。那时我住在里茨旅馆，一天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就慌忙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我快死了，”我喘着气说，“找我的律师来呀！”
“律师！你是要请一位医生，”朋友也慌了。
“不，不，去找我的律师，我要立遗嘱。”
我的朋友惊慌失措，律师和医生他都给我去找了，但是那时候我的律师凑巧在欧洲，所以只来了医生。
医生照例检查了我的身体，发现并没有什么别的病，只是神经衰弱。“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他说，“离开纽约，到海边去一趟，你可以在那儿静养几天，呼吸海滨的空气。”
半小时内，我已被匆匆忙忙送到了布赖顿海滨。在路上我莫名所以地哭了。后来，我住进了临海的一家旅馆，占了一间前房，坐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海滨的空气。但是这时候有许多人聚集在旅馆外面叫喊：“喂，查理！”“你好啊，查理！”我只好从窗口移到里边去坐，免得让他们看见了。
突然，听见像狗叫似的一声尖号。一个人掉下水去了。救生员把他抬起来，就放在我窗口前面，给他施行急救，但是为时过晚，他已经死了。救护车刚把他送走，又听见一声惨叫。前后一共抬进来三个人，后面的两个被救活了。我比刚来时更加紧张了，决定还是回纽约去吧。过了两天，我差不多完全好了，于是又回加州去了。
进入联美玛丽昂·戴维丝（1）
回到贝弗利山，我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邀我去他家会见格特鲁德·斯坦。我到了那里，斯坦小姐正坐在客厅当中一张椅子上，穿了一件花边领子的棕色衣服，双手放在膝上。不知怎的，她那样儿有些像凡高画的鲁兰夫人，不过格特鲁德不是把红发在头顶上挽一个髻儿，而是把剪短了的棕色头发披散着。
客人们围着她站了一个圈儿，彬彬有礼地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个侍女向她悄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走近我跟前。“格特鲁德·斯坦小姐要见您。”我赶快走向前。当时没有机会和她多谈话，因为其他客人正陆续到来，等着向她介绍。
午餐时女主人让我坐在格特鲁德旁边，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了艺术。记得谈话好像是这样开始的，我夸赞餐厅窗外的景色很美，但是格特鲁德对此并不表示赞许。“天然的都是平凡的，”她说，“倒是模仿的更有趣。”她就这个题目发挥了一通意见，说假云石要比真的更美，特纳画的日落要比任何真的天空更可爱。虽然这些话早已被前人说过，但我仍旧很有礼貌地表示同意。
她对电影的情节发表了一套见解：“它们太陈腐了，并且，太复杂和牵强了。”在一部影片里，按照她的意思，我最好是直接走上一条大街，拐上一个弯，再拐上一个弯，再拐上一个弯。我想说，这无非是要解释她那神秘的诗句“玫瑰是玫瑰是玫瑰”，但是我本能地克制了自己，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
午餐桌上铺着美丽的比利时花边台布，好几位客人见了都赞不绝口。我们谈话时，咖啡是盛在很轻的漆器杯子里端上来的，我的一杯摆在太靠近我袖子的地方，我手微微一动，就把咖啡打翻在台布上。真叫人不好意思！我正一迭声向女主人道歉，格特鲁德也打翻了她的咖啡。这时候我稍觉宽慰，因为照说现在感到窘促的不单是我一个人了。然而，格特鲁德毫不介意，她说：“不要紧，它没泼翻在我衣服上。”
约翰·梅斯菲尔德来参观我们的制片厂；他身材高大，长得很漂亮，并且对人和蔼而体贴。但是，不知怎的，他的这些特点会使我感到十分羞怯。幸而我刚读过《小街上的窗子》，很欣赏这一首诗，所以当时并没有一直沉默着，我背诵了我喜爱的那几行诗：
一群人在狱门口外聚集，
等着那丧钟为他们敲响，
等着去尝另一地狱的毒剂，
绝望的人啊，他们就是这样。
拍《淘金记》的时候，一天我接到埃莉诺·格林的电话：“亲爱的查理，你一定要见一见玛丽昂·戴维丝；她这人真可爱，她一定喜欢见你，所以，请你到公使旅馆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饭后一起去帕萨迪纳看你的影片《有闲阶级》。”
我虽然不曾见过玛丽昂，但是早已看到有关她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广告。这类讨厌的广告，你翻开每一份赫斯特系报纸杂志都可以看到。它们做得太过火，以致人们给玛丽昂·戴维丝编了许多笑话。有一次，有人叫比阿特丽斯·李莉看洛杉矶繁密的灯火，她就开玩笑。“这太美啦！”比阿特丽斯说，“我想，再过一会儿，它们就会聚集到一起，连缀成‘玛丽昂·戴维丝’几个字了！”你只要翻开一份赫斯特系的杂志或报纸，就必然会看到玛丽昂的巨幅照片。但一般人看了这些广告，反而不愿到票房去了。
一天晚上，在范朋克家里，主人放映了玛丽昂·戴维丝演的《骑士春秋》。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玛丽昂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喜剧演员，是富有风趣与魅力的，即使没有赫斯特系报刊为她那样大吹大擂，她也有资格成为一位大明星。在埃莉诺·格林的席上，我发现玛丽昂为人纯朴可爱，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知己。
赫斯特和玛丽昂的关系，不但在美国，即便在世界各国都被编成了故事传说着。他们俩的交往，直到赫斯特逝世为止，前后历时三十多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什么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应当说，那是已故的威廉·伦道夫。我还应当说明，虽然赫斯特有一些值得赞美的品德，但他给我的印象并不都是愉快的。在他的个性中，正是那些离奇难解的部分吸引了我：他是那样孩子气，那样精明，那样和善，那样冷酷，那样有财有势，尤其是对人那样坦率自然。如果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的人。他所经营的企业，形形色色都有，范围庞大惊人：发行几百种刊物，经营采矿事业，在纽约拥有巨额地产，在墨西哥占有大片土地。赫斯特的秘书告诉我，他的企业总值达四亿美元——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
人们对赫斯特毁誉参半。有的人认为他真正是一个美国爱国的人士，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其兴趣所在，无非是推销他的报纸，积累他的财富。然而，年轻的时候，他确定富有冒险精神，信仰自由主义。再说，他父母的家当也可供他随意动用。据说，有一次金融家拉塞尔·塞奇在五马路遇见了赫斯特的母亲菲比·赫斯特。他说：“如果令郎再这样抨击华尔街，他的报纸每年要亏损一百万。”
“如果照这样亏损下去，塞奇先生，那么他的事业还可以维持八十年，”赫斯特的母亲说。
我第一次会见赫斯特就说错了一句话。《剧艺报》的主编和发行人赛姆·西尔弗曼陪我到河滨环形路赫斯特的公寓里去午餐。那是有钱人爱住的那种跨两层楼的公寓房子，房间里挂着珍贵的名画，天花板很高，四壁都装着红木嵌板，墙上抠出的格子里摆着磁器。赛姆把我介绍给赫斯特一家人，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
赫斯特夫人很有风趣，态度和蔼大方。赫斯特恰巧相反，他老是张大了眼睛，尽让我自己去谈话。
“我第一次在美艺酒馆里看见您，赫斯特先生，”我说，“您和两位女士坐在一起，当时一个朋友把您指出来给我看。”
这时候我觉察到什么人在桌底下踩了我一脚。我猜那是赛姆·西尔弗曼。
“哦！”赫斯特表情怪滑稽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往下说才好。“嗯，如果不是您，那一定是一个长得和您很像的人——当然，我的朋友也没看真，”我天真地说。
“是呀，”赫斯特眨了眨眼睛，“能有一个替身，那对你是非常方便的。”
“可不是，”我笑了，也许笑得声音太大了一些。
赫斯特夫人给我解了围。“是呀，”她以幽默的口气强调了一句，“那对你是非常方便的。”
这件事就这样被轻轻地带过去了，我觉得那顿午餐吃得很愉快。
进入联美玛丽昂·戴维丝（2）
玛丽昂·戴维丝来到好莱坞，在赫斯特的世界影片公司摄制的电影中担任主角。她在贝弗利山租了一幢房子，赫斯特让他那条二百八十英尺长的大型快船取道巴拿马运河，驶到加州海面。此后，有一个时期，影界人士就过着《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那种生活。玛丽昂每星期要举行两三次盛大宴会，每次邀请的客人多到上百位，其中有男演员、女演员、参议员、马球运动员、合唱班小歌手、外国权势人物，此外还有赫斯特的经理和编辑人员。那种气氛很奇怪，它既轻快又紧张，因为，当天晚上的宴会是否开得愉快，都要看威风凛凛的赫斯特的脾气这个晴雨表，而他那脾气又是像水银柱般变化莫测的。
我还记得玛丽昂在她租的那幢房子里举行宴会时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有五十来个客人站在那儿，赫斯特阴沉沉地坐在一张高背椅上，他的编辑人员在四周围了一个圈儿。玛丽昂光艳照人，像雷卡米爱夫人那样穿了件长袍，斜倚在一张长椅上，但是后来看见赫斯特只顾在那里办他的公事，就变得沉默起来。突然，她愤怒地大喊：“嘿！喂！”
赫斯特抬起头来：“你是在叫我吗？”他问。
“是的，是叫你！你过来！”她说时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紧瞪着他。赫斯特的编辑人员退到了后面，屋子里空气紧张，一片静寂。
赫斯特像斯芬克斯似的坐在那儿，眼睛眯细了，脸绷得更紧了，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手指神经质地敲着他那张宝座似的椅子扶手，一时拿不准要不要大发雷霆。我已经准备去取我的帽子了。但是，他忽然站起来。“嗯，我想我该走了，”他说，一面笨拙地向她走过去，“我的女主人，有什么吩咐呀？”
“办公事到城里去办，”玛丽昂火辣辣地说，“别在我家里办。我的客人都等着要喝酒，你赶快给他们去吩咐一下。”
“是了，是了，”他说，一面怪滑稽地蹩到厨房里去了，这时所有的人才放了心，大家笑了。
有一次我从洛杉矶去纽约处理一件紧急事务，中途收到赫斯特拍来的电报，邀我和他一起去墨西哥。我复电表示歉意，说我有事去纽约。可是，到了堪萨斯城，赫斯特的两个代理人接我来了。“我们来接您下车，”他们陪着笑说，还说赫斯特先生准备叫他驻纽约的律师在那里办理我的事务。但是我没能够分身。
我从来不曾见过谁像赫斯特那样挥金如土。洛克菲勒对金钱怀有道义的责任感，皮尔庞特·摩根从金钱的力量中获得鼓舞，但是赫斯特把千百万金元毫不在意地挥霍着，就像是在花每星期的零用钱一样。
赫斯特赠给玛丽昂的圣莫尼卡海滨住宅，简直是一座王宫，那是由意大利请来了匠人，像征性建造在沙土上的一所乔治式建筑，占地宽三百英尺，上下分为三层楼，一共有七十间房间，舞厅和餐厅的墙壁都是用金箔糊就的。到处挂的是雷诺兹、劳伦斯和其他名家的画——虽然�
